曾经有过要写写中共历史上那些失败者的想法，因为时机的不成熟和资料的匮乏，作罢。
前几天看一篇有关陈独秀的文章，有些情节我早知道，有些细节尚属初闻。编辑整理下来，让大家看看以革命的名义，这些革命者是怎样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用谎言和栽赃陷害来迫害自己的同志和曾经的师长的。
国共合作失败，莫斯科批准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后，陈独秀的后任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认为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如果说，这种将陈独秀当做替罪羊的做法来自共产国际，属于斯大林匪帮的翻脸不认人，那么中共自己人，又是怎样对待陈独秀的呢？
七七事变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给国民政府提出释放政治犯名单，里面并没有陈独秀。在陈独秀拒绝向中共检讨之后，中共对陈独秀打击升级。
12月4日，中共机关报《解放》第24期发表王明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称陈独秀为“匪徒”。随后，康生在《解放》杂志上撰文，明确指控陈为日寇勾结的“汉奸”，说“九一八”事变后，经亲日派头目唐有壬介绍，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与陈独秀、罗汉代表的“托匪组织”，“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
可是，就在半个月前，《解放》第22期还登载了《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称他为“老战士”，希望他“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中共的翻脸不认人，翻脸比翻书快，可见。
反倒是周佛海、傅汝霖、王星拱等人随即在《大公报》、《武汉日报》上发函，为陈独秀鸣不平。民主人士沈钧儒也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不赞成给陈独秀扣汉奸的帽子。
《新华日报》随后发表短评，称这个问题“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组织行为为断”。
周恩来深感这次风波有损于中共声誉，也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共同抗日，多次派人到陈独秀寓所，安抚他的情绪，要求他“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
在聂荣臻的司令部里，萧克谈起康生的文章，早期曾和陈独秀工作过的聂荣臻沉默了一下，说：“陈独秀是300块大洋能买得到的吗？”
苏共是匪，中共也不是好东西。党同伐异，沆瀣一气，用造谣、诽谤的方式迫害陈独秀，甚至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不要说对自己曾经的同事、师长和党的创始人，即使对敌人都不该用的阴损招数都用在了陈独秀身上，而且，这种做法和招数绝不是孤案和个例，后来刘少奇等人的叛徒内奸罪名，又何尝不是老招数的延续和轻车熟路呢！
由此可见，中共历史并不如他们自己所说伟大光荣正确，相反，却充满很多见不到光的东西甚至罪恶。
小远2011年11月3日星期四 21:16雨
上海理道之理道文化兔，我只是一只有文化的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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