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之世，政治人物能够讲些了解人民疾苦的温情的话，已经不太容易了。官腔太多，动不动就动用权力，大谈查封、关闭、惩罚。不大讲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最终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叫数典忘祖。任何政治人物、政治团体，最终是来自人民，靠人民养活。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根基，尽早要完蛋。这是温总在其母校南开中学讲话的精髓，所以值得在此一读。有人说这是作秀。其实，今天能够以作秀的方式说出这些真实的真诚话语，也已经不多了。
正因如此，在此推荐一下温总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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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10月底至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的部份演讲：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藉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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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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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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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它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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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钜，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 “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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