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荐】

张铁志,曾参加Co-China“我在中国”论坛第二十二期——音乐改变世界?文章《让子弹飞——台湾选举中的暴力与黑金》收录于选出来的民主?——一五一十周刊第36期,《台湾人的公民素质从哪里来》收录于也说民主与素质——一五一十周刊第43期。

 

推荐书目:

《国家与社会革命》

这本原先出版于1979年的书,打破了过去以社会条件(如现代化理论)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而把焦点放在国家能力,包括财政和镇压能力,并且认为这才是决定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这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                      

此书是研究民主转型的经典著作,案例包括南欧、拉美和中东欧,几乎是此前政治社会学界关于民主化研究的集大成。讨论了转型路径、政权型态如何会影响民主化的结果。

《台湾民主转型的经验与启示》

在革命与改良的辩论中,台湾的民主转型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宁静革命”,亦即一个渐进式的转型。这本新书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台湾政治与社会学者,对台湾民主转型提出了各个面向的讨论,虽然其中某些文章的论点未必都让人赞同,但也值得进一步讨论。

 

【来论】

潘浩宇

革命和改良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要知道,手段是为解决问题来服务的,至于运用什么手段来解决问题,主要是看问题。手段之间有优劣,问题之间有差异,问题的差异性就需要我们在运用手段的时候,选择最适合解决我们问题的,在说的深一点,需要看国情,看我们的具体情况是怎么样,就像托克维尔说的,美国的宪法,墨西哥生搬硬用,墨西哥也出不来美国的宪政。

法国的问题,选择的是革命的手段,以卢梭右手之称的罗伯斯庇尔这些雅各宾人,从平等出发,从人民主权出发,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革命埋葬了自己的孩子,人人平等,变成了代表的平等,变成了阶级的平等,最终以拿破仑恢复帝制来解决问题,从专制走向了皇权,革命带着对专制的厌恶,对恐怖的迷恋,最终走向了对强权的拥抱。因而,法国大革命很多时候成为了我们反对革命的一个佐证。

美国的问题,五月花号承载的流民都是新教徒的信民,而不是一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完全的无神论者,有信仰就有敬畏,有敬畏就有妥协之心,另外潘恩的《常识》作为革命的纲领,所以北美的革命,信奉的是北美的国王即法律,争取的是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当然北美还有乔治 华盛顿这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以上这些因素,使得北美的革命最终走向的是伟大的妥协,造就的是北美的宪政。北美革命很多时候成为我们支持革命的一个依据。

前苏联的问题,由于受斯大林-列宁主义影响深远,白色恐怖+颠倒黑白的宣传使得民众犬儒化,懦弱化,再加上统治者对控制局面的力不从心,于是体制内的强权人物戈尔巴乔夫,走了一步拯救宪政埋葬党治的休克时治疗这一棋,避免了前苏联的革命动荡,壮士断腕般地推进了前苏联的民主化,但缺少法治的传统,以及转型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很好的约束机制,改良的前苏联,新生的俄罗斯在宪政和民主化得轨道上走向了权威主义的路径,催生了很多政治寡头和经济权贵,如普京和石油大亨阿布这些的人物。俄罗斯的不成熟宪政转型,为我们支持改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还有台湾和东欧有些国家的转型,也是我们借鉴的很好案例,至于篇幅的原因,这里就暂时不说了。另外这里插一个话,以上这些都是为我们解决问题借鉴的方法,都是对于我们目前问题的种种可能解,至于能不能解,当然可以,不过我们需要的不是众多的可能解,我们需要的是众多可能解中的一个最优解,借用博弈论来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纳什均衡。

邹谠在《20世纪中国的微观和宏观政治》里说的,中国没有妥协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历史的周期律里面自己打圈,走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另外我最近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说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结论是,中国人向往法治,又喜讲人情,向往简朴,又讲究排场,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崇尚中庸,又在关键事情上好走极端,总之中国人是复杂的人。我们在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度,再加上我们又是这么复杂的人,这两个一加,相权之后,由此感到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复杂。

没有妥协的传统,使得零和博弈成为常态,阶级斗争的思想余毒,消逝了思想的多元化,使得思想站队成为一个结友树敌的关键。复杂人性,使得国人很多事情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制度设计得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就跟吴思说的一样,中国人玩的都是潜规则,说的是明规定。

在所有的时候,你可以欺骗一些人,当然你也可以一些时间,欺骗所以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以得时间欺骗所以的人。现在乌坎人民用行动告诉了我们,我们要玩就是要玩真的,人大代表就是要人民选,人大代表就是要为人民,我们不仅需要在制度设计和名义上,人大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需要人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政府的人事和财政必须由人大来解决,党委和组织部必须退位,实现邓小平说的党政分开。

乌坎的模式为我们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没有选票,而是我们没有把选票变为真的,汪洋书记在两会上也有过表示,需要好好研究乌坎的模式,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即使他说乌坎的模式没有新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家的执政党,最终解决中国宪政转型问题,又回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论上。乌坎问题的解决,走出了一条适合我们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法。就像胡适说的一样,争自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乌坎人民争自己的选票也是在争取国家的选票。

邓小平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其实这里可以稍微加上几句话,不管什么制度都是需要人来执行的,如果好的制度,没有人执行,那么好人也会变坏,制度之争还是人之争,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制度不好,我们就慢慢改,好的制度没人执行,我们就加强执行,制度和人,需要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制度不是万能的,人也不是万能的,好的制度加上有人很好的执行,那么这就接近万能了。

 

【余谈】

相关周刊:再谈革命与改革——一五一十周刊第44期

编辑:柏蔚林

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对于一些原本已经固化的概念开始重新思考。这一进步的重要意义,早晚将会体现出来。与不少人想象中的“革命”的轰轰烈烈相比,似乎“改良”是一个很有些畏畏缩缩感觉的概念,大体上等同于“投降”或者“妥协”,因而为很多人所不屑于谈及。而且“革命”往往被认为更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轨迹,并被赋予了更多道德层面的正面含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解,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想当然,也已经开始受到广泛的怀疑。

如果回首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次“革命”及其后果,恰好是对“革命”这尊神像一次次不折不扣证伪的过程。哈佛学者裴宜理极为精准地指出,如果仅仅是针对“人”,而不是控制整体社会结构的“原则”的行为,不构成革命。这样的解释完全颠覆了常规意义上对于“革命”的解释与理解。也就是说,暴力之下的政权更迭,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集团,就不能被定义为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改良”却有可能做到暴力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协商与合作,达成改革社会弊病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良”才是真正的革命。

本文是一五一十周刊第51期特刊的文章,全刊下载: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edf668f8f9cf7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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