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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云龙

(何籽/图)

因为夜太深太长了,从第一声鸡鸣到太阳升起也就格外漫长。

我曾经历过一个长达两年的“五更寒”——从“四人帮”倒台到我获释出狱。我每天都在想尽办法,了解外面的风云变幻,等待着黎明曙光的升起。

设立监牢,除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外,大概还有一个目的,是屏蔽信息。

在铁窗下想了解窗外的信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看守所为囚犯们订了一份报纸,但并不是每天都送进来,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那时的报纸,本来真正的新 闻就很少,大都是领导人的活动、会议、文件和“典型经验”之类的官样报道;到了看守所,又经过一次严格的筛选,凡是登载比较重要新闻的,就不给送进来。我 计算过,每周大约只能看到一天的报纸。而这张送进来的报纸,还要在各个监号中传阅,一个号看一天,等传到最后一个监号,已经是半个月过去了,而且经过上百 人的手,报纸早已成了千疮百孔的碎纸片了。而这些残存的纸片,对我来说则是宝贵的信息来源。我仔细地读每一段文字,努力想象着文字后面的真实。我想,在外 面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读报像我这样认真的了。

铁窗下的人自有获得外面信息的渠道。首先是听广播,就是街头的大喇叭(监号中没有收音机和小喇叭)。那些年,河南的城市,从郑州到下面的县城,都有 有线广播系统,大街小巷都在大喇叭广播的笼罩范围之下,看守所的高墙阻挡不住大喇叭的声浪。尤其是顺风的时候,有些广播声可以越过高墙,飘到铁窗内。

此外,更可靠的来源是不时进入铁门的新犯人。每个新来的人,都会受到老犯人的盘问,除了他的案情外,还有他在外面的见闻,包括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在信息严格封锁的社会,这一直是人们得到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

第三个来源是看守和警卫。虽然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一般不会透露什么消息,但他们也是人,有了重大消息,难免也会有说漏嘴的时候。例如“四人帮”倒台的重大消息,就是警卫黄建庄有意无意透露给我的。

1977年元旦那天,街头的大喇叭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头条好像是照例要发的“元旦社论”,我听不清楚,似乎没发现什么新东西。但 是,在新闻节目后播出的音乐,让我一下子震惊了——那分明是一曲悠扬的“洪湖水,浪打浪……”这是196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 “文革”开始后,在“打倒贺龙”的漫天口号声中,这支歌曲早被作为“黑歌”而被禁唱了。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贺龙领导闹革命”,江青说,这个歌剧和这首歌曲 是贺龙“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现在,这首已经整整被禁了十年的老歌又公开播出了,这不是说明有些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吗?

当时,我在狱中并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举行过了,只知道《洪湖赤卫队》并没有解禁。 我把“洪湖水,浪打浪……”的重新唱响,当成逐渐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了。这一天,我又兴奋起来了,在铁窗下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听歌》:

悠扬一曲洪湖水,勾起十年风雨情。

鸱枭横行百鸟寂,华光初照万歌腾。

是非自有真诠在,功过且听历史评。

莫笑楚囚铁壁下,惊涛骇浪是人生。

虽然我所盼望的根本性转折并没有在那一年发生,但类似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使我的希望和信心增加一分。

例如,1977年中的一天,站岗的哨兵李子奇突然来到我的窗前,他板着面孔问我:

“你在看什么书呢?”

我从身边拿起一本书,说:“在看《资本论》。”

他看了一眼,教训我:“这就对了,你在这里就应该好好学习马列著作,改造思想。”

然后,他说:“我考试你一下,看你学习得怎么样。”接着他给我出了道题:“你说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吃了一惊:这个当兵的还有这个兴趣?真是人不可貌相。平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个人说话刻薄,对犯人总像凶神恶煞一样。最可怕的是他似乎有虐待 狂的倾向,吃了晚饭没事干,就喜欢到监号窗口逛,找到个理由就拉出个犯人,到院里去“捆一绳”,听到犯人被捆得狼哭鬼嚎,他似乎很享受。所以犯人们一看到 他来了,都很紧张。

今天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也有点紧张,怕他是找碴要捆我一绳呢。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他拿出个小本子,一边认真地记着。记完了,他合上本子,说:“回答得差不多——但是还不完全,还要好好学。”

我问:“哪里不完全?”

他说:“现在没空和你说。”然后就走了。

这演的是哪一出?我如坠五里雾中。

下一个接班的哨兵是黄建庄,就是那个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喜讯的小战士。我就把这件蹊跷事对他说了,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听就笑了,说:“别怕,他是拿你当老师了,他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呢。”然后,他告诉我,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考现在恢复了,第一次高考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个消息又让我高兴了半天。恢复高考虽然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但是,这说明外面确实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文革”的痕迹正在一点点地清除,这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这位李子奇在高考中到底失败了。参加高考后他依然要每天来站岗。在我出狱前,我们还演出了一幕“狱中捉贼”的剧。

1978年底,妻子给我送进来一条新做的裤子,用当时最时髦的高档灰色“的卡”裁剪的,裤线熨得笔直;因为狱中不准使用腰带,在裤腰上加上了宽松紧 带,谁看了谁说好。我收到以后,非常高兴,把这看成是一个无声的信号:她大概估计我有希望要出狱了,所以给我准备了出狱那天穿的“礼服”。

我又犯了“高兴得太早”的毛病。新裤子穿上身,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我只得把裤子换下,借放风的机会洗干净,挂在院中的铁丝上(放风时,先上厕所,把号内的尿缸抬去倒掉,然后到院中的水管去打水,这时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洗衣服)。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从窗子往外一看,昨晚才挂在院中的裤子不见了,就向来开门的看守“报案”了。

在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大院里居然发生了盗窃案,这引起了高度重视。我被叫到一边,所长和县中队的指导员详细问了情况。我说出了我的判断:我是昨晚最后 放风的,裤子挂在院中以后再也没有犯人出过监号;我发现裤子丢了是在今早放风之前,因此不可能是犯人偷的。丢裤子的时间就在昨晚放风后到今天早晨放风前, 这段时间里院中只有警卫哨兵……

紧接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查号”,所有犯人都被赶到院中集合,警卫挨个给犯人搜身,然后又到各号里彻底搜查了一遍。果然没有在犯人中间发现赃物。

犯人回到监号后,外面又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我知道,这是在县中队的宿舍中开始搜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叫出去。看守所长和县中队指导员拿着一条裤子让我认。我一看,就是那条丢失的裤子。指导员的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所长说:“裤子你拿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我不说,可有人说。黄建庄上岗后悄悄地跟我说:“真他妈丢人……”

原来,在县中队吹响集合哨以后,有人把这条裤子匆忙地从宿舍的后窗扔到街上去了(那条街叫衙后街)。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部队营房里掉出条裤子,就拣起来送进来了。

我问是谁偷的,他不说,只说:“你看这几天谁不上岗了吧……”

我注意到,那位考我“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李子奇有一个星期没有值班站岗……

时间进入1978年以后,外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送进监号里的报纸上出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我虽然无法了解这场大讨论的全貌,但从能看到的片言只语中,分明感到一场有重大意义的巨变正在临近。

这年春天,和我同号的“在毛主席鼻子上捅了个窟窿”的李伟森出狱了。到秋天,对几个“政治犯”的提审突然多起来。特别是对“最老的政治犯”田忆秋的提审,更是震动了全监所。

我和这个田忆秋从来没住过一个监号,所以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从刚入狱时就听说,他和已经死在狱中的寇学书是“资格最老”、关押时间最长的犯 人。说他“资格最老”,不仅是因为他“文革”初期就进来了,还因为他建国初就曾经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这个人的可敬之处,是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和尊 严。衣服尽管破旧,但风纪扣总扣得整整齐齐,举手投足都像是在走队列。他1957年在部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队里也打“右派”了)。 而他被送进看守所,还并不只是因为“右派”,他还有一个更离奇、更吓人的罪名:“日本特务。”

一次在院里打蜂窝煤时经过他的监号,我曾经问过他“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他说,在部队时,他的连队里有几个日本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下的 技术兵种。这些人编入解放军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中央决定把这些日本人全部遣返,一个不留。他们不愿走,希望留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行列中,但没获得批准。这些“日本战友”回到日本后,还经常给他来信。他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回乡后,这些来自日本的书信还不断。这种“海 外关系”在河南农村成了远近风传的奇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日本来信就使他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被送到看守所了。

关在这里十几年,一直没人提审他。到1978年底,他忽然被提审了,回来时满脸笑容。原来提审他的是军人——军队里正在给当年的“右派”改正,就派 人找到他的老家,发现他早就被关到看守所了,于是就找到看守所,目的是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顺便也了解一下他的“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

这年年底,大喇叭里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随着“四五运动”获得正式平反,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到来了。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田忆秋居然也有望出狱了(他在我出狱后不久也释放了)。

1979年元旦来到了。那天,我写了一首《七律·迎新年》。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岁暮炊烟飘狱门,依稀笑语杂刀砧。

翻天已录千秋史,覆地更开一页新。

禁果初尝民主味,快风横扫积冤云。

夜深扳指细细算,平反出监已几人?

这是我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19天以后,1979年1月1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被传到看守所外那间大房子里(就是1976年10月1日 晚法院对我开庭审判的那个房间)。许昌地区公安局预审科的于科长(就是四年零九天前宣布逮捕我的人)宣布了对我“免予刑事处分”和“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的决定。

我仔细看了这纸留下巨大“尾巴”的决定,当即拒绝签字,表示不接受在这个条件下的释放,要求回到监所里去,等待一个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决定下达之后,再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于科长劝我说,先走吧,有意见出去后再申诉嘛。

于是,我在那份裁决书上签上“不同意、不接受”的意见后就出狱了。果然,在我出狱后半个月,“彻底平反”的决定就下发到县。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大戏”这样才落下大幕。

上一篇“狱中杂记”在见报时附上了我在狱中画的两张小画,有些朋友对此表示惊异。

其实,我没学过画画,那是小学时在课本上画小人练就的小本事。那两张还不是成功的作品,我最得意的作品是为看守所所长(不是原来的王海法所长,他退 休了,而是他的继任者)画的一张漫画肖像,据评价是画得像极了,形神兼似,让同号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就拿到监所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厕所去张贴,办了 个“厕所画展”。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放风时各号轮流如厕,进去时都规规矩矩,出来时皆哈哈大笑,人人笑得直不起腰。哨兵在岗楼上见事有异常, 连忙上报,于是派一队兵进厕所搜查。可士兵们也都一个个蹦着高跳出来,笑不可支。整个监所的人,不管犯人、看守,还是警卫士兵,都像得了疯魔症,笑成一 团。这是看守所多年未有之怪事。最后所长来了,看后怒不可遏,开始了一次大追查——我只得承认是我所画,动机是闲得无聊寻开心。

我本想这回可要挨一绳了,结果却居然平安无事——那时离我释放已经没几天了。也好,让四年多的铁窗生涯以喜剧告终吧。可惜这张成功的画被愤怒的所长撕碎了……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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