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韦锦来信建议我转一下这篇文章，他说：晓渡这篇文章，说是谈的小事，其实也是大事。这样的文章对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尤其重要。
当代诗歌生态的“场”和“场子”
唐晓渡
诗歌的大生态与小生态
关于当代诗歌的生态问题，大家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还可以谈得更多，谈不完。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尽可能中性地描述和分析，二是立足诗歌的价值诉求。现在的情况是二者纠缠在一起，有点乱。乱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当代诗歌生态的特点就是乱，而我们的讨论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表征。对我来说，所谓“生态”有大小之分、内外之别，界限不必泾渭分明，但重要性大不相同。对大的、外在的诗歌–人文生态，我们除了领受，更多恐怕只能充当观察者、评论者的角色：它的盲目、自在、复杂性，足以支持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最好的时代和最黑暗的时代，因为角度不同。唯有和个人密切相关的小的、内部的生态，是我们可以着力之处，可以通过自觉的努力参与改变和建构，如果这些改变和建构作为某种必要的平衡，还能多少影响到大的、外部的生态，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讨论诗歌生态，是因为我们知道诗对生态有特别的要求，是因为目前的诗歌生态让人感到不舒服，有许多伤害诗的东西需要共同应对。我们的讨论能改变什么吗？显然不能，至少不能指望。诗歌生态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整个文学的生态、文化的生态以至社会的生态密切相关，许多发生在诗歌领域内的现象和问题，都有更深广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包括一系列软性的观念因素，也包括一些硬性的制度化因素。它们自行其是，不会在乎我们的讨论。好在我们也可以不在乎它们，但我们自己的目标应该清楚。对一些性质恶劣的事件表示义愤是一种正当的反应，说来说去一肚子牢骚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尽可能搞清楚其根源和机制，或许更加可取。我们确实有理由搞清楚这些，因为没有人愿意像自然地呼吸那样，吃毒饺子，喝三鹿奶粉。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诗歌生态，都希望这生态能让诗人们感觉舒服一点。但这个时代会让诗歌、诗人舒服吗？会有谁为诗歌预备下一个这样的时代吗？我也不知道什么时代让诗歌舒服过，可能是唐代吧。然而近现代以来，诗歌和时代之间却似乎越来越格格不入。就当代而言，我们曾不得不面对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垂直支配，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还曾有人欢呼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降临了，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它对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诗歌意味着什么。
一个诗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对诗说话，但现在我们和诗之间隔着太多的东西，隔着时代、资本、传媒、评奖，诸如此类。这些东西本身无所谓恶意不恶意，却迫使我们一再远离诗。我不能说这是某种劫持，因为我们并非别无选择。清理、穿透那些把我们和诗隔开的东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自我反省、自我加持。比如诗人黄梵说的言清行浊，这个问题就值得我们深刻反省，事实上，精神和人格的分裂，精神内部的分裂，早已成了当下诗歌生态最不可回避的病征之一。诗人的病和时代的病，从一开始就互为表里地纠缠在一起。
面对大环境、大气候我们更多地会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但致力于小环境、小气候的改善却大有可能。很多这方面的有识之士办过民刊，为什么要办民刊？不就是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小环境、小气候吗？抗衡、影响、改变大环境、大气候必须依靠历史的合力，但作为一个内部的生态空间却有相对的自足性，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活得干净一点，舒心一点，可以更多地亲近诗，对诗说话，感受到与诗的直接关联。要建立和葆有这样一个空间需要一些基本元素，而我们并不缺少这些元素。比如友情。保罗·策兰有一句诗，大意是说写诗对他而言相当于从生存之海中透气，对友情我也愿意用这样的比喻。友情也是一个生存的透气孔，和文学之间、写作之间存在一呼一吸的关系。像围棋一样，有这两个“眼”你就能活。我相信让我们聚在一起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正是友情。它不仅是一种自我加持的力量，还是一种互相加持的力量。问题是什么样的友情才能成为这种加持的力量呢？
知音传统与诗歌江湖
友情是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有关作品汗牛充栋，相比之下爱情却很少，有也多是悼亡诗。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的缘由，但恐怕主要和中国特有的“知音”传统有关。我多次谈到过标举选本和品话的古典诗歌评价系统不重编年而重内质，应该也和这一传统有关。可以说，“知音”统合了友情和审美判断力。知音传统的原型是“高山流水”
，对这一典故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不是同时也有所忽略呢？我们会注意到伯牙是在高山密林，在荒野中弹琴的，独自一人。这是中国传统里的一个经典场景，关涉到个人和最高存在，即“道”的关系，所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刘勰《文心雕龙》开篇第一讲“原道”
，就是讲个人和最高存在的关系，关键也是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中领悟。可能有人会批评这是在谈玄，把事情搞神秘了。当然不是这样，我更愿意不仅在“天地精神”的本意，而且在其引申义，即存在本身的意义上讨论这种关系，而且我更想强调“往来”
，往来即对话，即互参。但无论如何，这个场景首先突出了个人与最高存在，与“道”的关系。
钟子期也很有意思，他可不是什么高雅之士，而是一个樵夫，一个砍柴的。这个樵夫偶然路过那里，偶然听到了俞伯牙的琴声，居然一下就听懂了。他显然也没有事先就揣着什么寻找知音的念头，一切都是无意的，自然而然的。
由此我想到，所谓“知音”传统，更有意思的恐怕还这个“音”字。不说“知我”而说“知音”
，是不是在说，“音”喻示了一种高于奏者和听者之上的存在，据此才能在同属偶然的二者之间建立某种必然的关系呢？这里的必然和偶然是一体两面，钟子期恰好就是那个和伯牙怀有同样境界的人。二者的关系一方面是无限开阔的：俞伯牙并非只有一个钟子期，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又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钟子期一死，俞伯牙就把琴摔了。可见知音极其罕见，像真正的爱人一样可遇而不可求，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
当然对这个典故还可以做其他的解读。我是想给友情发明一个前提，不是说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等级关系，而且友情的外延也比知音宽泛得多，但有没有这样的前提，友情的意味和质量是不一样的。出于对“道”
，对最高存在的共同体认而发展出来的友情可能更脆弱，但也可能更恒久。中国古典诗歌里面有很多写友情的诗隐含了这一前提，现实中成为朋友也是如此。比如说著名的魏晋“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年纪悬殊，政见不一，身份构成也很复杂，有散人，有官员，也有商贾。我们都知道其时的生存压力很大很凶险，但把他们连在一起的却是另一种东西。在一般层面上我们讲它是友情，然而再稍稍深入一步，就可以发现知音或“道”的维系，尽管情形不尽相同。包括平时签书送朋友，要是自觉灵魂特别亲近，或特别值得敬重的人会写“道友”
、“道兄”
，关系一般的就会写某某兄，在世俗意义上强调尊敬会写某某大兄。这和年龄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从道义或情感上觉得对方和你能共同体认某一境界，无论年龄相差多少都可以称兄道弟，所谓“忘年交”
。“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就相差29岁。
中国的这种情谊有两种路向，一是类似“高山流水”
、“竹林七贤”这种，还有就是通常所说的“江湖”
，二者性质大不一样，但随着诗歌人文生态的恶化，很多时候却也混而不分。典型的如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江湖”
，那甚至成了当代诗歌小传统的一部分。知音传统更多强调共享，有一个假定的所谓最高存在或最高价值，落实到情谊的层面上则可以说是分享，共同体认后的分享。这被共同体认的东西并不抽象，它渗透在日常生活和写作中，能在精神上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并有所激励。今天写友情的诗少多了，写得真挚感人的就更少，为什么呢？人际关系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恐怕是求道、证道精神的缺失。以利益关系为纽带，我们只能看到朋党，而看不到真正的友情。
要创造“场”而非“赶场子”
中国古典文学精于的意象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和品评人物纠缠在一起的，由东汉而魏晋，这甚至形成了一时风气。现在看到的大多是一些正面的，比如说某人如“玉树临风”
，某人“翩若惊鸿，矫若游龙” ，某人“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
，等等。我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吹捧或相互吹捧的成分，但我知道肯定有比吹捧高得多也重要得多的成分。风气不只是风气，还是一个共同创造的场或场域。当然还是要有更高的道义维系。没有了更高的道义维系，“场”就成了“场子”
，就到处充斥着“我的小说” 、“我的诗” ，“知音”就退化成了“知我”
，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友情的滑坡、消退、贬值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95年，我在美国洛杉矶碰到阿城，他说他去了几次纽约，就再不想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去干嘛？乌泱乌泱一大帮人，说起来是艺术家、小说家，可没一个人说别人好话的，尽拆台。他说过去戏班子讲究彼此捧场，同行之间不能拆台，为什么？就是要有一个场。他说现在还有这个场吗？大家在一起都以互相攻讦为能事，这个场就没有了。
我想再强调一下“场”和“场子”的区别。前者说的是一种能量的聚合效应，后者说的是人加人的杂凑。现在研讨会、朗诵会、评奖会也是乌泱乌泱的，但大多数情况下确实是只见“场子”不见“场”
，什么会都好比“赶场子” 。比较一下国际交流场合的反差，对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2003年春天在北京798曾经有过一次中日诗人艺术家的越界交流，我们是主场。我注意到当中国诗人朗诵的时候，那些日本诗人全都端端正正地坐着，安安静静地听着，而到了日本诗人朗诵的时候，大多数中国诗人却在交头接耳。第一场有个舞台，情况好些；第二场移到了大车间里，场面有多乱就甭提了。朗诵的人被围在中间，其他的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嘈杂啊。但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所有日本诗人仍然端端正正地坐着，安安静静地听着。说实在的，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觉得羞愧无地。语言不通在这里不是问题，大家都一样，再说还是双语朗诵；我也不认为这种现场反差仅仅表明日本诗人更懂礼貌，不，从他们的坐姿，他们的表情，他们凝神屏息的态度中你不会只读到礼貌，还会读到对同行的尊重，对同行劳动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诗本身的虔敬。那是一种类宗教的虔敬，足以令一个“场”在“场子”中呈现并维系其自身尊严的虔敬。我还清晰地记得当轮到日本诗人吉增刚造朗诵时的情形。只见他在周围一片沸反盈天的嘈杂声中不慌不忙地盘腿坐下，铺开一块布，再一件一件摆上诸如小烛台、小铜炉，那些配合朗诵用的小“法器”
，然后闭上眼睛，那份一丝不苟，那份气定神闲，那份安祥。你可以说那是一个小小的个人仪式，甚至一种表演，一种行为艺术，但当他那几乎称得上微弱的声音克制住并穿透周遭的喧哗，如同一枚枚闪亮的钉子播撒出去的时候，你就会马上改变想法。你会想到那根本不是某个人的声音，而是一个场的声音，是场本身在发声。
这都是些小事，却也全息式地反映了我们的诗歌生态，尤其反映了诗人和这种生态的共谋关系。我们无法置身度外地来谈论诗歌生态问题。我们必须“在场”并不断地参与创造这个“场”
，而不是不断地“赶场子” ，或使我们自身成为一个“场子”
。这是一种责任。诗人也好，批评家也好，都有这份责任。“场”是我们共享的，无论从友情的角度还是从写作的角度都共享的一种更高的存在。它能把我们聚在一起，把我们的能量聚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日常的“场”
：朋友聚散，倏忽来去，无论多么激情四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日常中，独自面对诗和写作。而不管大生态如何、二生态如何、三生态如何，只要我们持之不懈，能为这个“场”
，这个使得诗歌能够生长的“场”尽一点绵薄之力，也就可以了。
（原载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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