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慈禧大概是中国历史最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了——她不有名言“谁要我一时不痛快,我叫他终生不痛快”么?可就这样一个所谓“毒辣、阴狠、自私、愚昧、贪鄙、举天下以奉一人”的角色也有“四怕”:“天命”、“祖宗”、“鬼神”和“历史”!为什么历史可怕?就是因为历史存真——无论你生前如何花言巧语,如何愚弄百姓,如何粉饰自己,到历史上都会清清楚楚将你还原,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谓“盖棺论定”是也。

不妨看看这“史”字的写法:“史”字从“中”从“又(手)”。什么意思?就是讲史家的天职就是“秉中”,也就是态度中立:历史是什么就写什么,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不虚美、不隐恶”! 自古从日月星辰变化,直到内政外交,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笔尖。不妨来看两个例子:公元前606年,晋国的灵公,被作为正卿的执政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国的史官叫董狐对此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急了,来商量:“董先生,你写错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赵穿杀了皇帝,你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朝廷大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没法,只好听任董狐这样写。这个例子,说明自古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这事过了五十九年,齐国又发生了皇帝被杀书件。凶手是大臣崔抒。于是史官又来了,史官叫太史,他写道:“崔纾弑庄公。” 崔纾可没有赵盾那种好脾气,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杀掉!可是,事情却没完。史官的弟弟来了,还是这样写:“崔纾弑庄公。”崔纾照章办理,又杀了一个。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崔纾弑庄公。”……直到杀到第五个,崔纾不气了,泄气了,他只好认输,随史官怎么写。!

藉是之故,才有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孟子对此有这样的说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来,在春秋战国时代,为迎合急功近利的各国国君发展需求,各种邪说纷纷登台。法家,主张摒弃道德教育,而代之纯粹的法治,以达到强国目标;纵横家,主张以计谋策略来获取成功。孔子有感于自己生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不但国家四分五裂,礼治(以道德礼仪治国)也和政治渐渐分离。整个社会从上至下,为追求利益,不再顾念道德伦理,不择手段。孔子作《春秋》,不单单是褒善贬恶,更是为经世者们的进退之用、宽猛之宜,是非之公,种种制事权衡,审度出一个标准。

后来的二十四史,均编写专门记录“循吏”、“酷吏”、“奸臣”、“忠义”、“烈女”、“孝友”的列传。其意旨,是借鉴““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予社会一个公正评判善恶,正确树立伦理的标准。公元六世纪北齐文宣帝高洋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诛史官。”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说话。

也不要以为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是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不会在乎。据刘少奇儿子刘源《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一文介绍:1962年6月一天,中南 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见,就是刘少奇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怕历史的,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于怕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人相食”后,刘开始与毛分道扬镳了。而毛泽东自己在去世前不久,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夺取全国政权,持异议的人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毛对自己身后的历史的评价,还是很在乎的。这让人不禁想起刘少奇被打倒后说的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的含义是:“我刘少奇的是非功过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说了算,而要由历史由后人来评定。”彭德怀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诉,也是向历史申诉——因为他已对那个奉老毛为神明的中央颇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听到侄女悄声说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来时,先是一愣,接着便欣然地笑了。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的选择:在现世中,毛是胜利者;而在历史中,彭则是胜利者。从彭与毛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真实记载历史过程中,除了正史外还有野史,在正史真实记录受阻时,民间野史便会出来承担历史存真的职责。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革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纪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他撰写《史记》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汉武帝以及他所宠信的将相所不能容忍的。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东汉学者卫宏在他的《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不过,司马迁的遭遇也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本朝史和当前的政治问题相关太紧密,对本朝史的评价,往往涉及到当时的政治问题,搞不好就从简单的编史,变成政治斗争,因此,历代王朝都不给本朝修史。于是,我们看到班固的《汉书》开始,就由后来史家写前朝历史——所谓“隔代修史”是也。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史家可以更公正,更客观的记载前朝历史,而不至于因为有性命之忧而不敢写或胡乱写。当然,弊端也有:因为隔代,所以很多历史细节难免遗漏,而且,材料也只能依据前朝记录。而那些记录在涉及宫廷阴谋的记录,由于政治的风险和史官的个人得失,往往语焉不详,后世只能理断而无实据。

总而言之,人的历史正如张鸣先生所言“不大可能完全被权势所操控,即便是历史上文网最为严密的时期,也总有作恶的证据留下来,总有不怕死的会按自己的良心书写历史。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欠得越久,利息就越高。”可是,现代中国仍有一些权势人物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自己还在台上时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纵容属下为自己评功摆好。稍有史识者对此都报以冷笑:历史毕竟不是你的家事,自有史家正本清源!国学大师钱穆有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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