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莫言得的是诺贝尔希望奖

作者:信力建 

10月11日莫言成功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此消息如平地一声惊雷,不仅出乎全国人民意料,也出乎莫言本人意料。惊异之后,官方马上给出解读——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总之,官方认定,莫言获奖首先是因为国家强盛和莫言作品的本身的文学性。

莫言获奖是不是因为国家强盛我们且不论,就莫言作品是否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他本人是不是符合该项奖所要求的“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恐怕也还值得探讨。

文学作品要真正达到世界级水准,要件当然很多。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作家心灵的自由,而要保障作家心灵自由的外在条件则是创作自由与言论自由。从文学的本性来看,其最大特征就是自由的载体——黑格尔认为,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精神的一切属性都是由于自由才存在。而只有人才有思想(精神),所以只有人才有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席勒进而认为,美和自由是统一的。人在美的创造和欣赏过程中,自由自在地展示自己的天性,并与普遍的理性形式和谐为一,所以审美的活动是最自由的活动,审美王国是一个最自由的王国。美是人类自由和谐的根本体现,人只有在美的境界中,才真正是自由的。要之,人的自由是创作自由的基础,而艺术美是体现了人的自由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没有作家思想自由,就没有好作品,遑论世界级作品。就此而言,今日中国显然在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上乏善可陈:环顾中国,竟然至今都没有一部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更没有一部保护思想自由的法律。在全球168个国家中,中国的言论出版自由排名第163。现在的印度,即使那些没有种姓的贱民,数千年来被认为是“不可接触者”,他们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自由,也远远超过中国的知识精英。本来,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让中国人找到了言论自由的绿洲——在这个世界公认的最自由的地方极尽抒发自己的感想,淋漓尽致的使用着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力。南京周久耕、郑州逯军被人肉搜索而被绳之以法,大快人心。我们的领导人也可以在网上被称为“胡哥”、“宝宝”,言论自由似乎触手可及。但曾几何时,这种自由又给套上枷锁:不仅古狗被封,还出现了所谓“绿坝”——这种电子检察官可以过滤一切当局看来“不良”的信息甚至词句!中国很快被要求国内所有的PC厂商安装“绿坝”软件,软件将会监视Web站点访问和其他用户行为,并且阻止成人内容和政治敏感信息,但凡有所谓不和谐的词组都会被绿掉,让人觉得又回到了当年不能提天子的名字的时代。如此言论空间,这般创作自由,突地居然冒出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不仅是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简直就是猫洞里跑出活鱼来!

除了周围的环境,更值得一提的是脚下的土地。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有云:“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 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这里,所谓“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实际上就是指在丰厚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民众。然而,我们的民众又是生长在怎样的文化土壤之上的呢?一句话,非常贫瘠。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就在欧风美雨吹打之下举步维艰,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造纸灭顶之灾——所谓中华文化“从49年之后就断裂了:即此之谓。而其中最彻底的断裂当然是发生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中,非常重要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一段核心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主席提出的,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排斥西方现代文化、清算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他把古代传统的叫“封”,西方现代的叫“资”,其他共产圈国家(苏联东欧)的叫“修”:苏联是“苏修”,蒙古是“蒙修”,等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有云:“ 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种“扫除”是如此的干净:不仅中国传统文化精品被付之一炬或投诸马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仅北京市1957年、1960年分别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0项,“文革”中被毁掉了30项; 北京市1958年确定的需要保护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就有4922处遭到破坏。万里长城的精华北京段被拆毁108华里, 城砖被搬走垒猪圈、盖房或铺路。至于古墓葬、碑刻、雕塑、书法、绘画和珍本、善本图书等的被毁、被盗,更是难以计数。仅林彪、江青等人窃取的文物即达三千多件,古书、旧书 2.6万件,字画1.3万件。西方文化更在劫难逃:连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这些所谓“物质文明”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更遑论西方精神文明的各种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了。当时的红卫兵们视一切“大鼻子”的外国人为必须送进公安局的敌族异类,干出诸如“火烧英国代办处”、禁绝一切西方文化的物品、没日没夜狂热地热衷于“打到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等等义和团行为,可以说,将西方文化从中国大地上拔根而起,一举摧毁。

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之上,能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巨匠?莫言二哥管谟欣就回忆“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莫言自己也回忆“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我们固然该为莫言的勤学而感动,但也应看到:多大的水池养多大的鱼:就这样的文化背景,真就能为世界贡献出一流文学大师?

其实,莫言这次获奖正如专家所言,多少出于偶然——一九八二年马尔克斯在获奖时作了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长篇演说,他激烈地指出,“孤独”就是拉丁美洲的代名词。意思是说,拉丁美洲之所以“孤独”,是因为她落后、封闭、迷信、愚昧和僵化。套用在莫言的小说上,似乎同样可以说,他要借魔幻叙事手法来揭示一个民族实现与心理弱点。从这层意义来说,莫言的作品,似乎更切合西方视觉下的“文学作品”的定义。他走在一个“钢线”上,借民间故事的“魔幻”来反映对现实的批判,而这种角度与内容,更是西方读者所从未接触过的。从一个普通读者的直接观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兼具历史、现实与魔幻的故事更吸引人了。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莫言获奖后一些西方媒体的评价上看出来:伦敦大学中文教授米歇尔·霍克斯就说:“他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描述人权状况的方式是诺贝尔委员会非常愿意看到的。”而法新社评价称,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都是文学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然,更重要的因素也许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是希望中国文学能够据此开创新的时代,真正走上世界文坛——就好像此次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其实是希望奥巴马不要再打战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莫言的不是文学奖,而是希望奖。

再扯一桩往事:1927年9月,鲁迅收到在北京的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鲁迅回了这样一封信:“静农兄: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此信即使在今天,也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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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6日, 7:45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