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是一座城之九﹒张博士的《存在与时间》至今，我也成了一个博士，每当有人叫我张博士，我就感到羞愧，如今，那本《存在与时间》依然放在我的书架上，翻开扉页，那句“1986年，于北京大学”徐徐展现，张博士的那句回答就又从过去爬出，缓慢而低沉：“就是喜欢。这些年，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许多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该回去了。”
张博士的《存在与时间》
文/张亮（北京大学）
“傻逼！张博士！”
有人从暗处大喊一声，一颗石子飞过，砸在一个匆匆行走的男人头上。
我第一次见到张博士，是在第四教学楼门口。他约摸四十岁出头，怀中抱着一大摞书，藏青色中山服，左胸佩戴校徽，上面刻着毛体“九眼桥大学”五个字，斜挎的小帆布包上，血红的五角星分外夺目，一双皮鞋尺码明显过大，后跟已经磨平，皮鞋变成拖鞋，走一步，就响亮的“啪嗒”一下。黄昏正缓慢散射它奇幻的色彩，张博士浑身被这种色彩包裹，头发梳的锃亮，全身轻泛青蓝色的反光，好像刚刚从坟墓中爬出来的盗墓贼，冥火在浑身上下燃烧，来不及拍掉的尘土，一点一点从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里溢出，掉到地上，钻到土里。一股腐烂的味道。
“他本来应该是埋在土里的。”
这就是张博士给我的第一印象。
被一颗突如其来的石子击中头部，怀里的书散落一地，却不改变坚定的目光，平和的呼吸。张博士原本朝我走来的方向走去，这时停下来，挠挠头，抚平后脑勺稀疏发白的头发。站直了身体，目光四面扫荡一圈，空荡荡全无一物。
“同学，可以帮一个忙吗？”于是他叫住我。
“傻逼。“我也在心底一阵狂笑。但我保持了绅士风度，对他展露善意的微笑。我是个心软的人，每逢只有两只手的乞丐，或者大了肚子的孕妇，伸手向我讨钱，我都有这种善意的微笑。我帮张博士一本一本捡起他的书。一大堆书，德语入门教程，日语入门教程，拉丁语教程，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歌德，甚至还有加缪的《局外人》，每一本都仔细用五颜六色的挂历纸包裹了，一条丰满的大腿横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只波斯猫在《爱弥尔》封面打着哈欠，一辆老式奔驰敞篷老爷车，遮盖在艾略特的《荒原》上，最下面一本《存在与时间》，竟然还沾上了一坨狗屎。
“大傻逼。“我止不住的在心底里又是一阵狂笑。
“张博士。品味不俗啊。”我保存了善意的微笑。
“谢谢，谢谢。都是些闲书，无聊看看。”
他一本一本接过，拍掉尘土，再一本一本放进帆布包里。
“博士。这本书估计你还要么？沾上狗屎了好像。”我指着那本《存在与时间》问。
“要的，要的，这本还有翻译者的签名，怎么能不要。”张博士把裤兜翻了半天，没有发现半张纸。他望着我发了一秒呆，我耸耸肩。于是他竟然直接拿手把那坨狗屎刨掉开，却不放进帆布包里，就手里攥着，像是攥着一件刚刚盗墓得来的宝贝。
“小同学，谢谢你了，谢谢。”他深深的对我鞠了一个躬，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不等我再说些什么，匆匆转身离去。
真是一个奇怪的傻逼博士。我对着他离去的背影狂笑
真是一个奇怪的傻逼博士。我对着他离去的背影狂笑，好像刚刚看过周星驰主演的《喜剧之王》。
这次奇怪的邂逅后，张博士不期然闯进我的生活。他藏青色中山服斜跨帆布包的身影，蜗牛一样爬过食堂，教室，操场，甚至是浴室门口，直到爬进我的课堂上。那时，大学里所有的课程都对我是一种惩罚，每一个老师都像从半死不活的坟墓里爬出来，翻开黄色摧折的竖排体纸面，摇头晃脑朗诵《诗经》里的片段，或者《郑伯克段于鄢》，再不就是一堂课讨论洪秀全到底是不是死于1864年，是被曾国藩的兵拿刀捅死，还是自己拿调制好的砒霜服毒自尽，都让我有一种与火星人交谈的错觉。坐在最后一排角落亲嘴的情侣，被横空飞来的粉笔击中头部，接着是女老师气急败坏的咒骂：“要亲嘴的全给我滚野猪林里去，我虽然在哈佛呆过两年，还是很保守的！”老阴与陈布雷把全本《金瓶梅》放在抽屉底下，边看边抢边笑，坐旁边趴着入睡的女生，后来去卖楼大赚一笔的班花，歪了脑袋问我：“学这些劳什子，有什么用，到底有什么用？”正如每个见我捧读《国史大纲》的家乡父老，总会瞪大眼睛问我：“读这么些书，有什么用，能当多大官，能发多大财，能当饭吃吗？”
每到此时，我就会陷入沉思，而张博士就会像蜗牛一样，从回环曲折的壳子里，露出那颗柔嫩的头来，到万籁俱寂的课堂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缓慢低沉的嗓音好像来自远古洞穴的深处，正像他从坟墓里爬出的身躯，不疾不徐，虽然缓慢，却能嗅出味道，不会在灌木与杂草丛中迷失。所有听见他缓慢低沉嗓音的老师，无论老的，小的，帅的，丑的，男的，女的，也都会随着张博士缓慢的节奏，轻轻颔首，像一个踩着拍子的舞者。那时，我虽然一知半解，竟然也随着张博士轻柔的絮语，微微颔首，好像一股微弱却绵长的溪流从心底汩汩而出。
“同学，不，你是老师还是同学？不是我们系的吧？“每到这时，老师都会扶正眼镜，端正姿态，走到张博士面前，露出慈祥的笑容。
“他叫张博士！不是我们班的，他老来。“总会一两个语带讥讽的声音响起。张博士缓慢低沉的声音就此沉寂，像一个缩回壳里的蜗牛，不再言语，提前从学生们中间溜走，不复被人记起。
我们对张博士的挂念，却日甚一日，关于他的传说，从此在每一个见识过和没有见识过他的人中间传开。老阴信誓旦旦说，他亲眼见过张博士尾行大一女生，到野猪林阴暗的角落里，被守株待兔的男友暴打一顿，掉却门牙两个；陈布雷说，张博士多年申请去美国未果，已经精神分裂，他真实身份是第四教学楼的门卫，因为每次第四教学楼闹鬼的传说，描述中的形象，都与张博士高度吻合，张博士总是最后一个走出刚刚熄灯一片漆黑的第四教学楼；老S说，你们都错了，张博士是社会学系的青年教师，他亲眼见过一群社会学系的硕士，围坐在培根路的茶馆里，几碗盖碗茶毕，所有人静静聆听张博士温软的细语，好像一群沉默的羔羊。
然而张博士为何会冒充屌丝，在我们中间出没？却成了我们中间巨大的谜团。
此后半个学期的课，他再没有出现过。
直到考试周之前一个星期的下午，又是一年毕业生卖书季节，我带着复习用书往自习室急赶。第四教学楼门前的林荫道前，人山人海的旧书摊里，又见到了张博士。还是那身藏青色中山装，五角星帆布包，还是那种缓慢低沉的嗓音，蜗牛一样爬过。他蹲坐在一棵大槐树底下，面前十几张旧报纸，摆了一个摊儿，密密麻麻的各种书，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还有我帮他捡起过的《存在与时间》，一副明清家具的挂历纸精心包裹过，放在所有书籍的正中间。我蹲下身，拣起那本《存在与时间》，翻开第一页，上面工工整整娟秀的字体写着“1986年，于北京大学“。
“张博士，你这本书？”
“同学，你也认识张博士吗？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旁边儿凭空多出了一个麦克风，仰头望去，半空中几个巨大的身影，遮住我的视线，一台巨大的摄像机正对着我。
“张博士？我好像认识……”
“太好了。同学，我是XX电视台的记者，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可以么？”一个女人问。
“好的……”我似乎别无选择。
“第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张博士，这样一个老知青，考了六年大学没有考上，连续二十年，在全中国二十几个大学游学，旁听？第二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张博士，为了游学，没有娶妻，没有生子，没有工作，全靠在大学食堂捡剩饭吃，在学校旁边搭窝棚住，你认为值得吗？他是不是书呆子？第三个问题，据我所知，张博士游学二十几个大学，所有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把他当盲流赶走，为什么只有九眼桥大学允许他的存在，你们学生赞同学校的做法么？第四个问题，你们学生为什么要叫他张博士，是嘲讽吗，是鄙夷吗，还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完全忘记，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也许什么都没说，也许什么都说了。我只记得，四五个社会学系的男女生站在张博士周围，承认“张博士”的外号出自他们，他们认为，张博士的水平，完全不逊色于一个真正的博士，我还记得，那天下午，张博士执意把《存在与时间》放到我手里，他说，这是缘分。
那个下午，张博士怀揣着卖书所得的一千多块钱，回到了他的窝棚，一个我每天经过却从未注意的破土房里。屋顶有茅草遮盖，刚刚下过雨，屋子里，床上，地上，布满接水的盆子。靠墙壁的四周，全是一人多高的书架，都用厚帆布遮盖着，张博士说，这些剩下的书，他不会卖掉，他会带回老家，慢慢看，看到老，看到死。他会给人安牙齿，还会给人配钥匙，修钟表，他要回到故乡的小镇，一边给人修钟表，配钥匙，一边细细翻开，这二十几年来沉积下的所有纸张。
至今，我也成了一个博士，每当有人叫我张博士，我就感到羞愧，如今，那本《存在与时间》依然放在我的书架上，翻开扉页，那句“1986年，于北京大学”徐徐展现，张博士的那句回答就又从过去爬出，缓慢而低沉：
“就是喜欢。这些年，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许多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该回去了。”
二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他确实曾经存在过。
（采编：孙梦予； 责编：徐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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