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12月26日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特别的日子,但若干年前估计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被当成“圣诞节”一样庆祝过。日前毛泽东诞辰119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了,据说由著名主持主持,著名艺术家献唱,看来真是响丁当的一场缅怀领袖的盛会。这轮“红太阳”至今在天安门城楼上立了数十年坚持不懈,从不下岗,精神可嘉。还曾见报道说某偏僻的小乡村里有人在庙里当菩萨一样供着。毛粉们看到此,应该心里颇有所安慰吧。今天,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怀念着这位“伟大的领袖”,当年那些激昂的红歌也间歇性地在某些场合隆重响起,当然敬毛爱毛的粉丝是不会去读一读《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红太阳的陨落》的,他们心中的神,不容亵渎与怀疑的。时至今日,毛泽东为什么还能俘获人心?从其言论可窥一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搜寻了伟大领袖一些见光和未见光的金句以鄉博友,读后不管是激情澎湃斗志昂扬还是觉得人格分裂颠覆三观,请都不要怀疑,此确系出自伟人之口之手。

1、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那麽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个国。—毛《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1920年9月3日的长沙《大公报》

2、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3、“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4、“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5、“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1944年毛泽东对美国派遣到延安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说)

6、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7、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8、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不清楚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9、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10、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11、1945年7月,黄炎培提出了历史兴衰的问题,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2、“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 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战后和平建国问题,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13、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4、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

15、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6、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做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叁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1964年6月4日和王海蓉同志的谈话) 

17、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18、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纪要)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1968年7月28日召见首都红代会负责人的谈话)

19、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20、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1964年7月10日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的谈话)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至534页。)

21、“(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 取政 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1959年8月17日的一次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260页。)

22、屁有香臭,不能说苏联的屁都是香的。现在人家说臭,我们也跟着说臭。凡是适用的都要学,资本主义好的也应该学。(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版)

23、“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文《毛主席视察徐水安国定县》,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泽东,当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2000斤。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还发愁粮食多了怎么办,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了此话。仅在一年多后,1960年至1962年发生了大饥荒:有数据显示近3600万人死于这次灾荒,而同时还有4000万个小生命由于此次饥荒而胎死腹中。)

24、“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25、“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七亿人口搞七亿吨钢。三至七年之内建成一个工业大国。”(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赶超”思想,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提出15年内在主要工业产量上赶英;后在多个场合提到赶英超美。)

26、“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 1958年8月21日讲话)

27、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1958年8月21日下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

28、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

29、“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30、赫鲁晓夫从不搞个人崇拜,他的倒台是没有人崇拜他!

只是,中国人常说,听其言观其行,这样才能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人。上面听了其言,现在对应着观其行吧,毛粉们热颂的丰功伟绩在此就不“锦上添花”多此一举了,摘选了毛发起的部分政治运动死亡人数统计,一起看看伟人的“行”吧。(详情可见博文《毛泽东这样做为了什么?》)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4月至1932年初。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初步估计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其中多为干部。毛泽东如是说:“我们杀了四千五百人,但我们保存了四万红军。”

土改:处决二百万,殃及近千万;

镇反:处决近七十八万,另一说为消灭二百四十万;

三反五反:二百八十人自杀或失踪,殃及党员、干部一百二十二万,商人约七十万,有三十二万三千多人被捕;

一化三改:涉农民数亿,工商户约百万;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死亡约四千万(三年天灾人祸);

反胡风: 被捕五百多,涉二千五百多人,自杀身亡六十多;

肃反:判死二万一千多,自杀、失踪四千三百多;

反右:打成右派五十五万,涉亲属数百万;

反右倾:殃及党员、干部三百数十万;

文革:处决十三万五千多,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二万八千,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多,伤残七百零叁万,摧残家庭七万一千多,获平反的约三百万,被关押过的有四百二十万,受株连者上亿人;

整党:殃及三十万七千;

天安门事件:被捕三百三十八人,殃及数十万;

抗美援朝:死亡十四万(伤亡合集五十六万多),被俘二万二千多;

对越战争:死亡六千多,伤二万一千多;

红军大清洗,冤魂十万;延安整风,捕二百多人,审查近千人,打成奸细、特务一万五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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