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力建 

广州冬天寒意未浓,已开始略有春天的味道。南国的人们总是早一步感受到季节的变化,提前一步迈出变化的步伐。1月26日,凯迪信孚企业家理事会年会召开,在一个民间思想交流的平台上,包括邓良平、文建明、谢敏、陈诗峰、蔡慎坤、韩世同、黎文江、周虎城、余以为、徐健致、王永江、钱宏、张敞、卢奕琨、张从斌、布尔古德、王晓良、赵郁芊、戴小红、胡胜瑶、杨大伟、金琦岩、刽玥等在内的广州中小企业家,媒体精英、社会贤达,法律人士,就民营经济困境与新年展望,各叙己见,共谋出路。

民企的转型出路

:非常感谢各位捧场,同时来的人应该也得到了很多快乐,因为大家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的宗旨就是结交新朋友,加深旧朋友的认识,中小企业抱团取暖,交流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我们这个会不仅是交友,我们也是一个学习和读书分享的活动。

我今年参加了北京的一个会,一个朋友搞了一个网络,找了一帮人,做了一个智库,设立了10个所。智库什么意思?是帮“皇上”出谋划策,提供未来转型的一些观点。将来我觉得这个智库不仅仅为“皇上”,也是为公民的。

一个国家在转型之后可能会发生一些大的情况,比如说苏联转型以后,我所观察到的很简单,普京在苏联转型之后就失业了,苏联转型之后很多部门失业,当时发生了几件事,一个是通货膨胀,一个是社会有点混乱,我觉得我们要多一点留意这方面的资讯和信息,将来中国如果转型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对我们生意有影响的问题。

王晓良:从2011年以来,广东经济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情况下,特别是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日子不是很好过。原来预测2012年5月份之后会好转,但是后来发现也没有达到要求,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低迷的时期,可能2013年还会持续低迷。

我们发现传统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原来认为小企业创新能力应该很足,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小企业创新能力足主要是指在高科技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芯片、iPhone,刚开始几个人就可以搞起来,可是对于传统产业来讲,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几个人创业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他的创新能力不足,所以他不得不重复地去做一些别人也在做的东西。

这些企业到底怎么样把它做大做强,怎么样转型升级,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深度信息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信息化,从生产过程信息化到管理信息化到应用信息化到销售信息化到客户管理信息化,全部集中在一起。

第二:资本的概念。大企业、小企业将来一定会出现并购整合,这种并购整合需要资本的纽带,只有资本才有公允价格,公允价格才会出现一个整合的过程,最后才有大集团企业出来。

第三:人才的纽带。因为在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复合型人才,需要既懂资本、既懂得市场又懂行业发展前景,还有法律、财务等等的复合型人才,这也催生了我们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契机。

王永江:西方国家经济比我们复苏得好,为什么?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企业家到国外买房,第二我们稍微有点钱的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去了。国内的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算了一下,据说每一年出国留学出去的花费绝对比甲午战争我们比日本的赔款还要高,希望我们在座的企业家多向信总学校,多办一些好学校,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民营企业为什么困难,就是企业家的社会担当还不够。我说的这个担当是和政府叫板。任何民主都是通过博弈产生的,企业家和政府的这种博弈和叫板还是不够,因为我们总是担心政府“秋后算帐”。

我们的困境在哪里?税负太重,我们现在的税收每个环节都要可以重税,据说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如果把我们的税降下来,我想我们经济复苏完全有希望,我们的困境也可以解决。现在我们要呼吁减税。今天这样的会应该多开,我们不是反对政府,我们是帮助政府。

民企与国企

蔡慎坤:讲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我觉得这个话题抛出来了,我谈一下个人的想法。前段时间去了德国,德国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德国这个国家的民营企业占到95%以上,国有企业可以说在这个国家微不足道。而且国有企业干的事情是民营企业打死都不会干的事情。而我们可能恰恰相反,好的事情基本上都在国有企业手上,垄断地位的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

韩世同:谈一谈民企和国企,在房地产方面起跑线不一样,现在谁能拿到好的地?国企、央企,谁能拿到国家的银行贷款,连万科都拿不到,要到外国融资,万科融资要比国企融资高几个点,所以消灭国企可能极端了一点,但是我觉得限制国企绝对有必要,不能让国进民退。现在民企解决这么多人的生存、就业、吃饭,他们享有的资源非常少,可是贡献是很多的,而央企反过来,这样反而不太好。

陈诗峰:国企和民企的差别可能在互联网行业是最小的,互联网行业国家想垄断,但是觉醒得慢,在国家想插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民营企业已经做得很大,已经在美国上市了,已经控制了整个渠道、技术,所以现在国家对互联网这个行业的控制不体现在直接派国有企业来参与竞争,而体现在在各个环节设置政策门槛。互联网民营企业在2012年的整个发展环境国家设置了很多门槛障碍,需要各种牌照,这些牌照可能南方网或者一些媒体网站申请非常容易,而一般的互联网企业申请非常难,比如说你要搞网络游戏,要去文化部申请一个文网文的许可牌照,国企申请不用钱,民企申请至少要花10万块钱,可能早期申请相对容易,而现在申请的准入门槛很高。

所谓民企和国企的差别,我觉得没有谁消灭谁,我觉得只要有一个公平、自由,有法治为基础的行业,哪个行业适合国企、哪个行业适合民企,会由市场直接来决定,政府不管自然就会有小企业变成中企业、中企业变成大企业。

文建明:“消灭国有企业”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赞成的,如果是加入4个字—“中国特色”,加入这几个字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着问题,特别是在效率方面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是没有生产出与之相称的产品出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国有企业确实没有存在的理由。

作为我们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其实我们的痛苦一点都不必民营企业家少,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决策机制的问题,我们看到民营企业一干就干成了。而我们那里就很难,左讨论右讨论,大家同意了以后再上报主管部门,一系列的事情。

谢敏:关于民营企业的困境和国有企业的关系问题,我是深有感触的。我从《家庭》出来之后,先是想自己做文化,但是很多项目论证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所有资源都在国有企业里,你最后还是必须去跟国有企业合作,可能大家真的要成为兄弟才能共同发展。

周虎城:我觉得我们在座很多民营企业家在讨论国企和民企,这是一个伪命题,我在其位肯定谋其职,当然要把国企办得越来越好,当然贷款是低利率,这是正常的,板子不应该打在国企身上,板子应该打在政府身上。

广东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后了,我们在这方面出问题了,因此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应该提高政府效率,给民营企业也好、给小微企业也好,应该释放出空间。

我认为未来五年广东的方向应该在改革政府行政效率上,减少官员的寻租空间,得让各个企业办事更方便,然后还要整体减税。我觉得这个方面要大有文章,否则你说江苏马上超过广东,这个历史责任谁都承担不起。江苏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好?民营经济非常活跃,政府为民营企业提供了相对而言较好的营商环境。“三打两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得把政府过长的手砍掉,社会各界都来想办法,多砍掉政府伸长的手,这也是帮助他们,否则他们都给“三打”了,让他们不至于犯错、不至于腐败。

房地产,民企有所作为

黎文江:可是对于房地产来说,民营企业好象不是什么样的困境。上市公司的年报出来了,万科是1418亿的销售业绩,第2位是绿地,第3位是保利,第4位是中海,这些都是属于国有企业,第5位恒大923亿,第6位万达集团905亿,第7位是绿城,大家说绿城要垮了,可是绿城是560亿,第9位碧桂园465亿,第11位龙湖400亿,排在前11位的房地产公司有6家是民营的,只有5位是国营,所以困境在房地产好象还不怎么明显。

从面积来说,第1位是恒大,万科第2位,第6碧桂园,第7,都是排在前面。

对于2013年房地产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按照我的看法,调控依然是不放松的,但是调控之中,我们从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一直到党的十八大,都没有说要把房价理性回归,没有这一句话,也没有说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这两句话经常在我们温总理口上说的却没有出现,只是说调控不放松。

关于今年的房价,我的观点认为上涨5%到7%,不可能上升到10%,因为上升到10%政府是不高兴的,上涨7%还可以,因为今年广东GDP也就是在9%、10%的水平,所以房价不能够超过GDP,一超过7%我觉得会采取严厉措施。对于开发商来说,要控制房价上涨的幅度。

两个崛起三次打断,重新崛起

钱宏: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发展有三个过程,第一个是鸦片战争之后,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完全官营。由于几次战争失败以后,签了几次不平等条约就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企业,中国人说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办企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能办企业?所以就后来慢慢出现了所谓官公民办。从洋务运动到慈禧新政,这一段时间我把它叫做中国企业从无到有。

第二次崛起主要是从袁世凯民国一直到30年代,30年代一下就发展得很成熟了。第二次崛起本来很顺利地走过来,军政、宪政也好,都已经有这么一个过程了,但是被日本人这么一搞,全部给打乱掉了。

日本人把中国企业的这样一个近代化过程打断以后,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又来一次。随着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出台一条规定,所有没有内迁的日占企业全部划定为汉奸企业,或者把它收归国有,这是一个起因。可能也有打内战的需要,其实国有化不是毛泽东搞起的,首先是蒋介石搞起的。新政权取得天下,一个是许给了农民土地,然后争取了所谓的民族资本家,实际上是被国民党打压的民族资本家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立了汗马功劳,为什么?因为那些被定义的“汉奸”反过来支持共产党推翻政府,把国民党推翻了。

1949年6月28日共产党中央开会就决定了向苏联一边倒,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新政权建立以后,不知道政府怎么建,苏联说我告诉你政府弄几个部门,这样以后就必然地要把农民拿的土地拿回来,要搞集体化,保护下来的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搞公私合营。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被消灭掉了。

一直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不具有一个基本的做事的权利,就是说你连做企业的权利都没有了,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组织了。为什么78年会改革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官生”出了问题,中国的改革从来都不是解决民生,都是解决“官生”问题。这个“官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从商鞅改革到王安石改革一直到78年的改革,当时大量转业干部充斥到三级政权发不出工资来,所以必须改革,官不聊生事大,民不聊生事小,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特点。于是中央就要考虑是不是还要给国民一点事权,一步一步地到物价改革,到开始搞个体化,到90年代历史又转了一圈,国企又慢慢私营化。

今天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商营环境不公平,国企是大儿子,所有好东西都给他,他不要钱也给他,而民营企业贷款却贷不到。回过头来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只是一个极端错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渐进式改革带来的。现在是要重建社会,市场经济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文化产业需考虑

余以为:汪洋书记在的时候考虑到很多产业升级的方法,纯粹是考虑技术方面的东西,考虑企业规模等等,而忽略了一点,就是文化。我们的产业升级其实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和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韩国的产业升级为什么很顺利?就是因为它的文化产业提升同时在发展。你说中国的旅游景点可以到哪里,我们还在吃几千年的老本,而韩国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他们的历史景点就是电影场景,文化产业才是带动整个产业升级的排头兵。

胡春华来到广东第一天就提出来就是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岭南文化的复兴,我觉得这个是高瞻远瞩的。

(以上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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