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80年代邓小平陈云在改革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往往对他们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件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为此，本文尝试从陈云的角度，谈谈对他和邓小平两人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认识。
关系之一：携手启动改革开放
任何一项政策推行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该项政策的倡导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第二，要使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处于决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能提出新政策而且为大多数高级干部所认可的领导人，最具资格的首推邓小平，其次便是陈云，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回到决策的位置上。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当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云因”反冒进”在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又因主张”分田到户”从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从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邓小平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被打倒;1972年虽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谓”刮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当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两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挠、拖延邓小平职务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这场政治较量的胜利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回到了决策岗位。随即，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推动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成功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最终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那次会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中还有汪东兴，但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的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2]在这四个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3]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
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5]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4]（p.144）
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这种现象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关，与旧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有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误解和个人崇拜的风气有关;提出要从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划分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和权限，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个方面，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弊端。[4]（pp.327~341）
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3]（p.190）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7]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p.274）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p.275）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3]（p.359）。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几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该组织是当时处理日常经济建设问题的最高领导机构—笔者注）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3]（p.219），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3]（pp.221~222），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3]（pp.223~224）。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尤其是核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有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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