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

王锐：“文革”中的几件“灭门处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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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锐  

　　
　　方子奋先生《南京“12·10”公判四十年祭》（见《记忆》2010年第22期，共识网上亦有载），谈到“文革”时期南京“一打三反”运动中的一次“灭门处决”事件。方先生写道：“在被绑上审判台的死刑犯中将有一对母子，他（她）将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在今天被处决”。又说：“这对母子，正是我年仅26岁的挚友李立荣，和他六十岁的母亲林舜英。”
　　方子奋先生就此感慨说：“古今中外数百年来，从未有过同时处决母子政治犯的案例，那一天的公判大会，给了十万观众大饱眼福的机会。也给当代历史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
　　过去中国古小说和传统戏剧中，常有“满门抄斩”、“诛九族”的说法，大致指的就是这种“灭门处决”。不过，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这种“满门抄斩”、“诛九族”，也随着满清王朝的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没料，1949年之后，这种“灭门处决”竟然在中国大陆上，以另一种更为时髦也更为冷酷的形式复活。所以方子奋先生要发此感叹。
　　以笔者掌握的资料，这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中国之最”，早在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就出现过。而且表现得更过份，更冷血。同时，在南京“12·10”公判之前，“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北京，早几个月就出现过类似的夫妻被同罪处决，父子同场被处决的“灭门处决”。
　　
　　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一打三反”中被处决
　　
　　以下谈“文革”中的“灭门处决”。须说明的是，这里谈的是当局以法律名义用国家机器判处并执行死判的“灭门”，不是“文革”初期在“文革思潮”及“暴力文化”作用下的群众暴力行为的“灭门”（如北京大兴县及湖南道县那种情况）。
　　笔者所见的最早文革“灭门处决”，是1970年初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对北京25中教师王守亮，及其妻子杨淑辰的处决。略有不同的是，夫妇两人的处决，是一前一后相隔了两个多月。
　　最先被处决的是其妻子，48岁的杨淑辰。对她的处决，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之前，北京市的“一打三反”运动还处于“预热期”的1970年1月27日。
　　笔者在《遇罗克的处决令是谁签署的》一文中，提到过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1月9日发布的那份《通知》所列的20人名单，排第一位的就是这位杨淑辰（名单上遇罗克排第10，另两位著名“女性文革思想者”王佩英排第11，马正秀排第15位）。在通知正文中，还特别提到，“现将杨淑辰第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组织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云云。
　　这份《通知》上，当局对杨的身份及所谓“罪行”之介绍，全文如下：
　　一、现行反革命犯杨淑辰，女，四十八岁，北京市通县人，地主出身，国民党员。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
　　杨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杨犯于一九六六年充当外国特务，大肆盗窃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仅一九六七年三月杨犯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我抓获。
　　看来，当局将杨身份定为“外国特务”，“罪行”是“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卖情报”。笔者曾在《遇》文中对此表示质疑。理由是杨一个无业无职的普通中年妇女（当时尚不知其夫是普通中学教师），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在一月内（1967年3月）窃取数百份“我国机密情报”并完成出卖。其时，全球尚无电子文本，任何情报都是纸文本。机密材料一般十数页或几十页，几百份材料须装几大箱。要在一个月之内窃得数百份机密文件并完成递交转手，以一个人之力，笔者认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美国中情局或苏联“克格勃”的超级特工，也不可能做到。何况乎如杨这样的一介无职无权、无特殊背景的普通妇女？她从哪个途径或渠道，能一月内窃取几百份“机密情报”？
　　因此，笔者在文中推断，这位杨淑辰出卖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所谓“机密情报”，不过是当时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小报，传单和其他文革资料之类。杨贪利收集来，向驻华使馆人员售卖并因此被捕。“一打三反”运动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奉命为全国树“样板”，杨也作为“反革命犯”典型，被定性为“外国特务”惨遭处决。
　　1970年1月27日，这位杨淑辰与材料上除遇罗克之外的19人（包括王佩英、马正秀），在北京当局10万公审大会后被处决。
　　本文完稿时，从《记忆》上读到周七月先生文章，证实了笔者推断。当年与遇罗克一起被处决的19人中，有一对情人。他们是北京挑花厂的医生田树云和医士孙秀珍。2月11日《通知》上给的罪名是：“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先后在国际俱乐部，友谊商店等处，将反革命信和情报投入外?胱せ?构萜?的谑?糯巍痹圃啤Ｖ芷咴掠?杏胩铮?锵嗍叮?胩镉仁臁Ｖ茉谒??端氖?昵暗乃佬袒匾洹罚ā都且洹?011年1期）中说：“以他们的职务和社会地位，不可能接触到罪状名单上公布的所谓窃取我大量重要情报。”又说：“据田树云说，他们投递到某些社会主义?爰易せ?构萜?道锏慕鼋鍪巧缁嵘瞎??舻暮煳辣?ê褪壮そ不爸?唷！毖钍绯铰舻乃?健扒楸ā保?κ谴死唷
　　这次处决之后，北京市公法军管会3月5日再开公审公判，处决了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之后的3月24日，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发出了当年的第三份类似《通知》。让人没料到的是，这份《通知》中，杨淑辰的丈夫，北京市第25中教师王守亮也赫然“榜上有名”。
　　北京市第25中，虽不如高干子弟云集的101中学，北京4中有名，但“文革”中也风光过一回。1967年7月，北京25中高三学生“曲折”（上山下乡时改的名字），向全国学生发出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内，北京有300多人报名。正式“上山下乡”时，仅剩10余人。被当局安排到内蒙古锡林格勒草原落户。当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门文章，赞扬此次“革命行动”。第二年底，《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全?胂破鹆舜蠊婺！爸?肚嗄晟仙较孪纭痹硕?！爸?嘣硕?奔从纱硕?础Ｋ?裕?行┦芳医?本┑?5中，称为“上山下乡运动”的“策源地”。
　　这份《通知》中，对王守亮身份及“罪行”的介绍，几乎就是其妻杨淑辰“罪行”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
　　五、现行反革命犯王守亮，男，四十七岁，山东省人，地主出身，系蒋匪军上尉军官、国民党员，原北京二十五中教员。
　　王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伙同其妻杨淑辰（外国特务，已处决），大肆盗窃、出卖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仅一九六七年三月，王犯就伙同其妻出卖我国重要情报数百份，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
　　看来，当局认为仅仅将杨淑辰处决，似乎还不够，还未能充分显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于是这次将其丈夫王守亮株连治罪。而且，特别在简介中注明，其妻杨淑辰系“外国特务，已处决”字样，表明了这种株连治罪，而且必须“重罪施重刑”的意图。
　　笔者收藏的这份经某位权势人物批注过的《通知》原件上，这位王守亮所谓“罪行简介”后，被黑笔批有“死。”字样，表明将之正式列入下一批处决名单。
　　由此，可以认定，这位北京市25中教师，与“北大才子”沈元等，于1970年4月18日北京市当年第三次集体处决行动被处决。离其妻杨淑辰处决，相距两个月零21天。当局至此完成了“夫妻灭门”之举。
　　也不知这位北京中学教师王守亮、杨淑辰夫妇有无子女？子女其后遭遇、经历如何？王、杨夫妻两人此案“文革”后是否得到“平反”？深望知情者提供相关信息。
　　
　　侯坤、侯建民父子同一天被处决
　　
　　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另一起“灭门处决”，是北京通县的侯坤、侯建民父子两人，于1970年3月5日被同时处决。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1970年2月11日发出的当年第二份类似《通知》中，有其父子二人的情况及“罪行简介”。全文照录：
　　九、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坤，男，五十二岁，北京市通县人，系反动资本家。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侯坤之子），男，二十三岁，北京市通县人。
　　反革命杀人犯侯坤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长期在其家埋藏铅二千余斤，并散布反动言论，向其子女灌输反动思想。侯犯为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唆使其子，反革命杀人犯侯建民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将其家中八口人全部砍杀和威逼跳井、跳水坑致死。
　　笔者认为，侯坤、侯建民这个案例，应算是“文革”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有双重研讨价值。
　　所说“双重研讨价值”，一是说其作为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父子同天同场被处决的“灭门处决”案例。二是侯氏父子杀人“罪行”，发生在1968年5月，而且所杀及所逼其自杀者，均为自己家人。
　　其时正是当局搞的“清队”运动大规模开展之际。所谓“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对每个人的出身，经历，进行全面清理审查。各地开展运动后，搞得极为惨烈，极为恐怖。全?胄矶嘀??耸浚?袷窃谡獬　扒宥釉硕?敝凶陨鄙硗龅模?踔练蚱拮陨保??易陨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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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由此也成为了研究“清队”运动中，被清对象决心“自我寻死”，作为全家人最后“出路”的典型案例。侯坤是资本家，也算有知有识阶层，身上肯定有古代士大夫阶层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理和意识。
　　其家躲过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暴力，却躲不过其后的“清队”。当然，更躲不过再其后的“一打三反”。显然，侯氏父子，在杀了家人（或逼家人投井跳水坑自杀）之后，其两人也是打算身死的。
　　但不知何种因素影响，父子两人未及自杀，或相互杀死，以致被捕。但在狱中足足关押了近两年，才被当局在“一打三反”中拉出来同时处决。
　　笔者保存的那份2月11日《通知》，亦是被权势人物批注过的原始文本，侯坤、侯建民父子“罪行简介”之后，黑笔批有“死刑”二字。在姓名之前，亦被红笔划了“√”记号，表明为被处决之列。
　　1970年3月5日，侯坤、侯建民父子，与遇罗克、顾文选等人一起被当局处决于同一个刑场。
　　
　　马正秀：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马正秀1931年出生，原籍重庆市，是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一位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其丈夫赵光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也是著名作家艾芜的学生。
　　艾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赵光远在1940年代是他当年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曾听过艾芜在“社会大学”讲文学课，并在重庆《大公报》上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上发表过散文。1950年代初赵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他在北京找到工作，即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戏剧编辑室任编辑。1960年代初，赵曾担任过在全国影响甚大的剧作家孟超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
　　马正秀在“文革”中因反对乱批乱斗，反对打倒一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反对打倒共和国主席，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在狱中马正秀也始终拒绝认罪。由此，在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正拟拉开帷幕时，其与遇罗克、王佩英等“文革思想者”一起，上了北京市公法军管会1970年1月9日《通知》所附的20人名单。该《通知》对马正秀的介绍如下：
　　十五、现行反革命犯马正秀，女，三十八岁，四川省人，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其父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其长兄系军统特务被我镇压。
　　马犯思想反动透顶，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马犯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马犯在押期间，仍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这份名单上的20人，都是当局内定的“处决犯”，《通知》发出后仅10多天的1970年1月27日，除遇罗克一人因故暂时“刀下留人”外，马正秀随18人一起被处决。
　　从《通知》上的文字介绍看，马正秀的亲哥已于1950年代初的“大镇反”中被处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已于一年前的“清队”运动中，在所谓“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于1969年3月15日，因妻子马正秀被捕及所谓“社会关系复杂”，遭到审查拘押。不堪压力，从四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如今作为妻子的马正秀，又惨遭处决。由此，笔者认为赵光远、马正秀夫妇遭遇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灭门处决”。
　　也不知赵、马夫妇有无子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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