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秀英：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程秀英：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进入专题： 劳动抗争 街头抗议 集体上访 法律仲裁 消散式遏制   
● 程秀英  

　　
　　摘要：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关键词：劳动抗争；街头抗议；集体上访；法律仲裁；消散式遏制
　　
　　＊作者：程秀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E －mail：xcheng＠mail.tsinghua.edu.cn
　　＊＊此研究受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刘氏博士论文奖学金的资助。
　　
　　一、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
　　
　　中国在日渐成为国际市场的“世界工厂”时，劳工矛盾与冲突已经成了其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中国劳工公告》的数据，2006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9万多起“群体性事件”，而其中大多数涉及工人。1如果我们把劳动仲裁也看作“劳动抗争”（laborcontentions）的指标之一，情况就更加明晰了，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在2005年和2006年，每年的劳动争议都高达31万起；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更常规化的劳动冲突表达方式，也就是不计其数的劳动上访。如果说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之下，产生激烈的劳工矛盾（laborconflicts）是不足为奇的，那么让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激进的劳工运动（labor movement），而只是出现了一些零碎、自发的小范围劳动抗争。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零碎的地方化斗争会随着工人的无产阶级化而逐步上升为全国性的斗争，甚至会产生革命（Marx，Engels＆Tucker，1978）。按照世界体系理论，劳工运动并没有在世界版图上消失，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被再组织起来，并随着资本的迁移而转移其战线，而这一论断的确被发生在巴西、韩国和越南等地的劳工运动所证实（Silver，2003；Chan1998；Koo2001）。那么，当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流入地时，也理应成为对抗国际资本剥削的世界劳工运动中心。然而，困扰中国的那些零碎的劳动抗争却没有导向大规模劳工运动的迹象。
　　中国“劳工运动的缺失”引起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探讨，但他们的解释大多集中于工人的局限性或者国家的能力（state capacity）。很多研究都指出了工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分裂（fragmented identity ），即工人受到单位区隔（Chen，2000）、性别差异（Sargeson，1999）、地域分化（Lu＆Perry ，1997）或雇佣关系（Mallee，2003）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形成超越这些既有边界的阶级认同，也就无法发起建立于共同利益和普遍身份认同基础之上的跨越边界的劳工运动。基于强调单位区隔的“蜂窝状运动”（cellularactivism）理论就是这种视角之下最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Lee ，2007）。此外，很多研究着眼于国家对劳工运动的控制，即国家对于工人独立组织工会及罢工的禁止（Chen，2003），这些都限制了工人运动发生的组织化资源；还有一些研究也强调了国家的物质性措施，比如，多层次社保网络的建立（Hurst ，2005）和对非正式经济的鼓励（Lee ，2007），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人的生存困境，从而也弱化了他们的斗争意志。这些研究更多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工人不愿意起来反抗或者没有能力起来反抗的问题（刘爱玉，2003）。
　　而中国的实际问题却是：当工人们起来反抗之后，为什么他们的斗争不能得到持续或者扩展，而是被国家逐步平息，从而未能导向大规模劳工运动。如果说，国家对工人独立组织的禁止从制度上杜绝了工人运动的可能，那么，分析中国工人激烈的抗争如何被平息却需要一些具体的解释机制。而工人的分裂性导致其保守性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判断，因为在世界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曾出现工人突破壁垒实现联合大规模斗争的先例，所以只强调工人之间既有的分裂不足以解释其斗争程度的不足。因此，像以往研究那样把工人的特性看作固定不变的，而把国家处理成静态的制度背景的弊端显而易见；相反地，要从国家和工人的积极互动过程中来探讨中国独特的劳工政治。Solinger（2000）曾经提出，“工人反抗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它本质上的互动性（interactive ）。工人既对他们置身其中的总体政治经济环境作出反应，也根据他们从厂领导和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处理对待来行动”。可见，工人反抗的互动性使得工人的集体行动总是对国家的行为作出反应，因此，国家可以有效地控制工人，使其不能从根本上挑战或者威胁国家。可惜的是，这一指导性判断并没能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得到深入检验和探讨。从国家和工人互动的角度，西方文献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命题，即在国家性强，即行政权力集中的国家中，尤其是中央集权国家易于产生针对国家的激进的工人运动，因为强大的国家既提供了一个集中而统一的抗争对象，又提供了去身份化（disidentification）的工具，换言之，促进了工人的同质化，使得他们形成统一的政治身份和统一的诉求对象（黄冬娅，2011；陈峰，2009）。但是，陈峰（2009）也敏锐地指出，这一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中国的事实，面对强大的国家，传统的工人群体和新兴的工人群体远未形成同一性。他提出用不同的政体类型，即中国体制对工人组织行为和集体行动的有效规管及积极的经济性权利立法来解释中国工人阶级形成道路的特殊性，但这一解释过于宏观而需要一些具体的中间机制来支撑，也就是陈峰提出而未能深入阐释的“国家与工人关系的特殊结构和劳动控制机制”。
　　本文尝试通过国家，尤其是地方国家官员和工人的积极互动，来探寻中国独有的国家工人关系和劳动控制机制，从而解释为什么中国工人未能在自我组织和集体行动中锤炼出阶级的集体意识和认同，而他们自发的甚至激烈的集体行动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
　　
　　二、研究设计和田野调查
　　
　　在一定程度上，李静君对于劳工动荡（laborunrest ）的研究与本文的努力非常相似。她在研究中解释了工人动乱如何“被扼杀于地方”，并比较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工人和东南沿海新发展区域农民工之间不同的反抗模式，指出了“国家对劳动的不同规管模式，以及在正式工作之外提供的社会供给体系（thesystemsofsocialprovision）最终导致了这两类工人之间的不同反抗”（Lee ，2007：10－11）。李静君对中国劳工政治的研究引人入胜，她所呈现的两种不同类型工人之间的鲜明对比也有利于揭示不同地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对工人斗争的深刻影响。但是，在她的研究中，这两类工人似乎生活在两个地理上隔绝、制度上分裂、心理上脱节的不同世界中，一个挣扎于瓦解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而另一个奔走于崛起的市场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工人不同的斗争模式被她解释为是特定的社会和经济安排，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在该视角下，国家主要是作为“政治经济框架”发生作用的，工人之间的区别则被处理为内在和固定的因素，这样就预设了两类工人之间反抗模式的根本差别，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彼此认同并形成联合。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变为：如果不同种类的工人出现在有更多机会和可能产生融合的时间和空间里，他们是否能在各自或者共同的反抗之中产生相互认同，进而展开联合斗争呢？
　　基于李静君的研究，本文提出一个聚焦于国有企业的正式工和长期临时工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针对同一个问题展开的抗争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首先，这个研究是在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型工业城市进行的，它展示了混合经济类型的内陆城市是如何处理劳工矛盾的，这样就避免了李静君研究中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东北地区和市场资本主义的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两个极端化对比。其次，这一研究还集中于国企改制这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对工人的安置补偿中出现的劳工矛盾。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作为国家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竞争力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最高峰，国企改制实际上把劳工矛盾也推向了新的高潮，因而也提供了观察国家如何在这个潜在危险的时期维持社会秩序的最佳时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个研究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要彰显作为国有正式工或者长期临时工对劳工政治的影响后果。1与李静君研究中出现的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不同，本研究中的国有正式工和长期临时工有长达十年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经历，有的甚至有并肩斗争的尝试。而国企改制作为国家改变劳资关系，理顺合同制度，实现劳动力商品化的举措，看似提供了抹消这两类工人之间的差别，从而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化”的趋势。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有可能检验经典的同质化命题，探讨工人中不同的身份认同是否真的阻碍了他们组织基于共同利益的激进的集体行动乃至劳工运动。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是在内陆城市W 市。作为20世纪50年代国家建设的重工业基地之一，W 市拥有很多社会主义时期工业化路线遗留下来的大中型国企。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企业纷纷开始改制。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抽样调查，W 市的失业率在2002年为22.3％。虽然有学者认为这个统计数据偏高，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数据远远低于实际的失业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W 市代表了一个面临国企改制导致的尖锐劳工矛盾的内地城市。在2005年1－8月和2006年的2－7月，笔者在W 市工会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信访办协助接待上访者，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在接待来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一个显著因素卷入并架构了工人和信访干部之间的互动，甚至影响了工人斗争的整个过程和结果，那就是工人的身份地位，即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几乎所有的上访者和信访干部对话的开始都是关于上访者身份的询问，然后信访干部会根据上访者不同的身份给予不同的对待和建议。为了发掘正式工和临时工的身份是如何影响工人的斗争，笔者选取了两组拥有不同身份的工人，并追踪了他们抗争的整个过程，包括参与他们对不同机构的上访，与厂方领导的斗争，以及法律程序的执行。本文就是对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地方官员对事件处理过程的一个比较分析。笔者不期望从这两个个案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试图通过深入的个案分析对中国的劳工政治进行理论构建（Burawoy ，1998）。
　　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认为这些工人未能更深入激化他们的反抗而形成大规模的劳工运动是因为他们被地方国家拖入了持久而分散的叙事斗争（discursivestruggles）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虽然没有得到物质补偿要求的满足，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象征性满足，这种独特的斗争和满足方式进一步分化了不同类型的工人，从而阻止了他们之间本来可以在企业改制这一历史时刻出现的阶级联合。这一讨论由三个部分组成：（1）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斗争这三种斗争方式并存，尤其是它们之间边界的流动性，提供了国家官员引导激进的抗议者进入一个叙事性“和平斗争”的治理工人的空间；（2）国有正式工和长期临时工之间的历史差异没有在改制的过程中得以抹消，而是在工人的斗争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成为官员们“分而治之”的坚实基础；（3）国有工人和临时工在与工厂的斗争中都没有得到物质满足，但是在同国家的叙事斗争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与类型的象征性满足，从而使得他们的斗争偏离了最初的物质性的基础和方向。这三点就是中国劳工政治中的“消散式遏制”（dispersivecontainment ）。
　　
　　三、两个故事
　　
　　（一）个案一：“我们还是人吗？！”
　　跟你说实话，他们在欺骗我们，出卖我们。他们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待。现在我们的处境还不如海啸难民，他们至少还有国际援助。我们呢？我们甚至没有地方住了。我们是国有工人，但是现在，你觉得我们还有一点人的尊严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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