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三十二）

陈小雅

巴黎来鸿：“富人梦”与“贫民窟”

据统计，自1919年至1920年，两年内，中国派往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达1120人。其中湖南和四川的学生占了一半以上。在这些一窝蜂涌到异国的人当中，有技能、受过必要的语言训练者，一般能找到工作。而凡能找到工作者，一般也会有不错的收入，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正如1920年4月萧子升给周世钊的信中所说：

“……弟意兄来法与否，不应取决于非工厂工作之有无，工厂工作较非工厂工作，获利多，自由得多，余时读书也较多，物质上精神上都较愉快……弟求之不得，因不能摆脱此苦差也。至非工厂之工作，当然较为难找……”

1920年3月8日，蔡和森自法国寄给家中的信，更是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富人梦”：

“……我们的学膳费极其便宜，三个月的预备，每人只费四百佛郎。现在中国的一块袁头洋，在巴黎中法实业银行可兑得二十个佛郎，故我们在学校内每人每月只费得六块多钱（洗衣等费都在内）。法国普通一般的生活，以现在看来，比较中国差不多。每人每日只能吃一个佛郎的面包，再买一个佛郎的菜就够了。法国乡中的生活，可说比中国还便宜。每人每月包房租伙食，四十佛郎已足。我们拟在学校住足三个月，然后咸熙他们就到豆付公司去做工，我也要至工厂去做工。

“豆付公司做工的情形如下，每星期只做工四十八点钟，每星期只做五日，故每日要做九点钟。工价系论货给钱。每人每日自六七佛郎至二十佛郎不等。……

“华法教育会在巴黎买进一栋房屋，高大华美，如在中国，纵少也要值五万元，今进价只七万多佛郎，尚且分作十年交付。我在上海时每百元兑得千二百佛郎，后来听说兑得一千五百佛郎。现在巴黎中法实业银行，每百元兑得二千多了。所以以后带钱来，不要在上海换，到巴黎换还值价些，但以带袁头洋为最好。哥姊如能在田产上拿出二千元来到法国，就可值四万多佛郎的产业，就可以成个中等的资本家。现在此间的勤工情形，大略还好。做苦工的每日可得二十多佛郎，做机械工的每日可得十几佛郎以至二三十佛郎。现在张昆弟每日可得十四佛郎，除伙食外，每日可剩十一二佛郎，一年可余四千佛郎。等到以后佛郎值价时，也是很有钱了（值价时大约二个佛郎可值一元）。鹿兄如来，苦工机械工皆有做。因为机械工可以入厂学习三个月，学习时也有八九个佛郎一天。所以良姊田事如成，父亲庆兄都可来法。有个布里村的裁缝，是为我挂皮袍子的，他是去年七月到了法国，现在巴黎开了一个协和饭店，生意很好。鹿兄如来，这样事情是很多的。” [1]

而罗学瓒1919年11月14日给毛泽东等人的信，反映的则是那些没有找到工作人的情况：

“惟法国天气寒冷，不减于北京，且比北京尚早，差不多中秋后不久，即时落雪，即已发有火炉。我等既无外套，又身上无别项衣可穿，虽口口声声说借此可以练习身体，然有时亦未免呼寒耳。……且弟等因靴子烂了，现多著中国鞋子，亦有趣味之事也。惟不能到外面游走，未免牺牲卫生之事矣……”

1920年5月，罗学瓒进入工厂后，其来信就完全是另外一番情趣了。到7月，他的月工资已增加到“十五六法郎一天，除衣食用费外，每月可余二百法郎”。

但这种状况并不均匀，而且到1920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处境有了普遍的恶化。

普遍恶化的原因，据史家归纳主要有三：

一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济损失惨重，战后经济萧条，本国有二十多万工人失业，物价上涨了二至四倍；

二是勤工俭学生猛增，不少人在国内预备不充分，经济无来源，谋工无技能，年龄小、文化低，安排有困难；

三是不少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参加法国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

于是，就发生“求学徒则工厂不甚愿意，苦役而学生又不甘心”，[2]“入工厂者不得十之四、五，余则多求学校安身”；求工不得者，“天天踯躅巴黎市上，困聚哥伦布小旅店中，看透了凄凉，饱受了冷落”[3]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原来怀着满腔热情奔赴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自己，也感到非常沮丧。他们中有人写信给国内家人说：

“中国人民送一人来法，日后中国多一流氓。望为父兄者戒其子弟，为学生者戒其亲朋，使勿来法，以免成一废人。” [4]

到1921年初，新去的人已经没有房子住了，只得在华法教育会院内搭起帐篷。因自己开火，又买不起炊具，于是便借锅造饭，弄得满院子整日炊烟不断。法国当局认为这“有碍卫生”，教育会的干部也觉得“有辱国体”，甚至唆使警察驱赶学生。

由于买不起面包，加之燃料紧张，自煮的土豆多数不熟，吃了不消化还算幸运，有的甚至得病死去。死亡的三人中，有两位就是湖南人：

一位是杨昌济曾嘱之自带路费，以便回家的侄子——杨楚；

另一位则是萧子升曾给毛去信，通报病情，希望能为之筹款的陈赞周[5]。

这些死去的求学者，“全系各地方官施诊施葬，并棺材而无之”。[6]

谣言激荡的“二八风潮”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21年2月，在法国巴黎爆发了所谓“二八运动”。

关于这个运动的来龙去脉，综合各种不同的史料，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1）谣言导火索

据何长工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一文中所说，“二八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那时国内报纸曾刊载一则消息，说是国内的一些团体募集了三百万法郎的捐款，资助留法的勤工俭学生。但是这笔捐款很长时间并没有分发给学生，于是学生们便去询问“华法教育会”。他们支支吾吾，不作明确答复，甚至否认其事。学生们拿出报纸作证，他们才不得不承认有这笔钱。但是他们又说什么钱是汇来了，但尚不够数；而且需要补助的学生人数有待登记，每个学生可分多少亦待确定。”勤工俭学生则认为，他们是借故拖延，实际上早已贪污中饱。有人甚至指控他们“将这批捐款套购外汇谋利或买古董私藏了”。学生们听信了这些谣言后，便怒火中烧，一触即发。

（2）蔡元培“官僚主义”，引起大恐慌

1920年11月，巴黎华法教育会发生人事更动，李石曾等回国，会中的主持、会计、觅工、觅校等职务均换了人。1月2日，会长蔡元培到达巴黎，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发布了一则“对于勤工俭学会之通告”，在阐明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三者不同的性质之后，宣布华法教育会与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分立”。不几天后，蔡元培又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和勤工俭学生，推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7]1月18日，蔡元培与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共同致电教育部，要求国内“釜底抽薪”——停派勤工俭学生，并请各省担负起接济的责任。其实，在此前十天，中国教育部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暂停”勤工俭学生赴法。大概是接到蔡元培的电报，教育部又于1月21日发布“再阻勤工俭学生赴法电”。[8]鉴于湖南、四川等十七省赴法勤工俭学生经费断绝，教育部也通知各省政府适当地给予救济。

（3）“蒙达尼派”煽风点火

蔡元培的两则“通告”在勤工俭学生中引起了一定的恐慌。一个以蔡和森为“精神领袖”的学运核心——蒙达尼派——迅速地行动起来。他们四处串联，召集会议，散发传单，号召“工厂的同学出厂，学校的同学莫作工，大家到巴黎向公使馆、领事馆出发……”。在他们散发的《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三点意见：（1）作工不能达到求学目的；（2）要求生存权、求学权；（3）请补官费。[9]他们还组织巴黎勤工俭学生推出代表，迫使住法公使陈箓、驻巴黎总领事馆和华法教育会，联名向北京政府发出通电，吁请解决勤工俭学生的生活与求学问题。据萧三回忆，“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和森同志提议和组织领导的。”[10]

北京以“中央度支奇绌，无款可资挹注，已分电各省迅行设法接济”作为回答。住法公使陈箓则立即成立了“善后委员会”，组织“无力自给”的“愿回国者”登记。法国一些学校则给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下了逐客令。这些“答复”，无异于给正在火头上的学生浇了一瓢热油。据说，为抗议这些措施，当时就有个别学生投河自尽。[11]

风助火势，火借风威，1921年2月28日8时左右，群集巴黎的勤工俭学生推举出蔡和森、李维汉、王泽楷、方敦元等十一名代表，入见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提出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要求。其他四百余人众汇聚在公使馆附近的“好货品商店广场”，一方面以示压力，一方面等待消息……

参加过当天事件的何长工，后来综合周恩来当时寄回国内，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的文章，回忆那天的情况说：

“第二天一早，四百多名学生陆续从巴黎各区到达公使馆前，将公使馆团团围住，派出以蔡和森同志为首的代表十人和女生代表一人，去见公使陈箓。陈箓开始拒不见面。在学生的压力下，才不得不答应于下午一时在公使馆附近的塞弗方公园和大家见面商谈。

“下午一时，陈箓来到公园。但他对同学们的要求，即救济有困难的勤工俭学学生和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却一口拒绝。他说：‘你们是华法教育会组织来的，有困难应找他们去，公使馆管不了。’当同学们退一步要求他向法国政府交涉，多招收一些中国学生工作时，他仍顽固地拒绝，说：‘我办不了。我没有责任管这些事。’当时在场的学生看到陈箓这种恶劣态度，怒火越来越大，站在前面的几十个人将陈箓围住。陈箓情知不妙，拔腿就跑，这时，突然警笛长鸣，一队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法国警察闯入人群，保护陈箓逃去，并举起警棍向学生们乱打。学生四处逃避，其中四位学生代表被法警捕去。

“……在学生的强硬要求下，陈箓才不得不被迫请法国当局将捕去的四位学生代表释放，并将国内汇来的一部分捐款分发给有困难的同学。”

现在，我们已很难知道，当日的陈箓，为什么选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接见学生代表，是出于害怕愤怒的学生会捣毁使馆建筑？还是一种诱使学生依仗人多势众采取暴力行动的阴谋？但是，在学生一方，尤其是蔡和森这个“始作俑者”，完全将自己参与煽动的结果推之政府去负责，“全不虑其不好下台”是不够正当的。

也许正因为此，他的行为虽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附和，但在湖南本省人当中，却遭到相当的抵制。据李维汉回忆：

“‘二八运动’过程中，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内部的团结工作有缺点。例如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12]

事实上，徐特立等人当时不只是支持赵世炎、王若飞们的立场，而是对“蒙达尼派”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批评。在《驳蒙达尼同学的公启》一文中，徐特立说：“蒙达尼同学说做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非绝对的，是相对的。”蒙同学鼓动不做工的作法，“是不以将来自己做工供自己吃饭为正当办法。”“借目前人心易动的时候，鼓吹工厂的同学出厂，学校的同学莫做工，大家到巴黎向公使馆、领事馆出发，我是极端反对的。”他申明请补官费亦无不可，但不赞同否定勤工俭学“及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津贴。”[13]

笔者认为，如果这个运动本身的理由充足，上述“革命同志”是不会毫无同情心地置身事外，甚至置身对立面的。而这些参加者之所以“放弃”了与同志的沟通与说服工作，说明本身也有不够理直气壮之处。至于八十多年前的这个“运动”还有没有什么更复杂的内幕？它与萧子升的“代人受过”是什么关系？与我们已知的“谣言”内容是什么关系？在下面的一章里，我们将揭开最后的谜底。

这里需要交代一笔的是，作为“二八事件”的续篇，后来，在巴黎勤工俭学界，又接连发生了三件大事：

其一，拒绝“大借款”风潮；

其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风潮；

其三，一年之后，又发生了李合林“为勤工俭学生报仇”的“枪击公使陈箓事件”。因一击未中，肇事者投案自首，坐牢九个月……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pq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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