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十七）

陈小雅

疯焉？死焉？隐焉？

以笔者有限的搜寻能力，目前，手头关于彭璜下落的资料，几乎是空白的。

195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生萧三——即萧子暲——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在提到彭璜这个名字时，只有一条注解：“彭璜，号殷柏，五四运动时湖南的学生领袖，1922年死。”[1]

1980年9月出版的《新民学会资料》所载《新民学会会员录》，在彭璜“卒年”栏中填写为：1921。

1984年出版的《湖南党史人物》中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彭璜在长沙参加了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令人惋惜的是，此后不久，风华正茂的彭璜，因故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下落不明。”[2]

1990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关于彭璜的生卒年份的注释是：1896—1921。

1995年出版的《湖南省志. 人物志》说到彭璜结局时，只有一句话：“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不久，彭璜因故精神失常，在长沙失踪，下落不明。”[3]

比较各种资料，1987年5月出版的《三湘英烈传》所载彭璜的结局，是最详细的。作者宋斐夫写道：

“令人惋惜的是，风华正茂的彭璜，离开我们太早了。他入党后不久，急欲去法国留学，学得更多的本领，好回来多为革命做工作。这时，已有十八名新民学会会员先后赴法勤工俭学，其中包括他的女友魏璧。于是，他为出国日夜奔走，筹措赴法费用。但他周围的朋友，都是些家境贫寒的青年，无力支援，使得他处处感到棘手，心烦意乱，以致弄得精神失常，说话前言不对后语。毛泽东发现他这一情况后，当即约易礼容送他到湘雅医院去治病。但他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天就出走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寻找无着。凡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不幸感到惋惜，认为这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项重大损失。”[4]

宋斐夫的记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彭璜到底是死了？还是失踪了？为什么一直到1995年，他仍坚持使用“失踪”这一说法，而不采用权威部门早已统一的口径：死于1921年呢？

而宋斐夫关于彭璜失踪原因的解释，也有许多难解之处：

首先，彭璜是什么时候改变了他“不欲留法，安顿往俄”的初衷的？宋斐夫说“他入党后不久，急欲去法国留学”。彭璜本人就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他的党龄与毛泽东一样，应从1920年算起。[5]如果说他此后改变了去俄国的想法，那么，时间似乎应在1920年11月以后，但我们在下面将展开的资料证明，彭璜直到失踪，也没有改变“留俄”的志愿。

其次，彭璜似乎并未得到领有“两万银圆”的毛泽东的接济和补助，因此才会“为出国日夜奔走，筹措费用”，“心烦意乱”。

其三，据彭明道说，彭璜曾是新民学会的另一位女士——陶毅——的“疯狂的追求者”，[6]这里，又生出另一个女人——魏璧。彭璜如果是因为恋爱导致“精神失常”的话，那么，他究竟是因为陶毅？还是因为魏璧？

而关键的问题显然已经聚焦到：

彭璜到底“胡言乱语”了些什么？

为何碰巧是毛泽东第一个发现了他的“症状”？

他的从医院“出走”，究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病，还是因为精神失常？

为什么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作为彭璜传记的专门研究者，宋斐夫一直不能确定彭璜的死去，而判定为失踪，恐怕与他曾直接访问过有关当事人——如易礼容，及彭璜的同学、家属——有关。作为一个常人，判断这件事情的标准，只能是通常所说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彭璜对于赵女士自杀事件的观点：彭璜是反对赵女士自杀的，他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所以，一个正常的彭璜，是不会去自杀的；但是，一个神经错乱的“自杀者”，又是不会藏匿自己的“尸体”的。这是常识就可以做出判断的事情。

作为一个为钱而斗争得很辛苦的人——如宋斐夫所言，要逃匿到很远的地方去，恐怕也不太现实。关键是，他没有必要逃匿。

作为一个长沙市民，对于“死不见尸”的想象力，最有可能集中到“投江自尽”这一途径。凡熟悉长沙城市地理的读者都知道，那条穿城而过的湘江，历来是两岸居民实行“生命自决”的天然便利。但不幸的是，此江在流经长沙市区时，不仅“鱼翔浅底”、“百舸争流”，[7]而且两岸坡度平缓，并不利于“高台跳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长沙湘江大桥“一桥飞架”[8]东西以后，方才为那个不幸年代生不如死的男女，提供了“自绝于人民”的有利地势。但即便这样，如果不是被重物沉于水底，尸体为鱼鳖大餐——疯子不可能有这么精密的思维——“自决者”的尸体也终有浮出水面之日，以湘江过往船只“百舸争流”的频密程度，一个浮出水面的尸体，是很快会被人发现的。以彭璜的知名度，以及当日新闻媒体的活跃程度，彭璜的尸体一旦被发现，是一定会立即见诸报端的。而那些确定彭璜已死的人——注意，这里还有1921与1922两种不同的说法——究竟是得到了确切消息，还是以一种传言为根据？也未可知。

而最重要的是，一贯有对会员通报互相情况（包括噩耗）传统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对彭璜的去向没有任何交代。例如，由毛泽东编制的“第一号报告”，曾记录了两名会员的死亡，并沉痛地称为“极不幸的事”：

“这里要述两件极不幸的事：既民国七年七月会友叶瑞龄之去世，及民国八年四月会友邹鼎丞之去世。

“叶君名兆桢，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人和平中正，有志向学。于毕业归家的途次遇热，抵家即故。

“邹君名彝鼎，湘阴人，与叶君同学同班，好学有远志，持身严谨而意志坚毅。七年十月赴北京留法预备班。因历年积劳得病，至此迸发。八年一月回湘，四月竟死。所作日记及论文数十本……他有一个极爱念的未婚妻，临死寄给他一封信，可惜没有第三人看见……”[9]

如果说，这篇报告是1920年冬刊出的，其时彭璜还健在，所以没有他的记载的话，那么1921年夏刊印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也没有记载，就难以理解了。

但这篇刊发于1921年夏的会务报告，却记录了彭璜在当年1月初，新民学会年会上的几次发言。正是这个报告，为我们留下了彭璜 “最后言论”的记载，使我们得以一窥其最后的精神风貌，并据以对其行踪作出判断……

一个“疯子”的最后自白

根据这份《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我们可以再现当时会议的情况：

1921年元旦过后的第一天，长沙城里“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这一天，成立已经有两年半多的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召开年会。

这次会议的背景：

第一，是因为长沙的政局的变迁。自1918年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学会很长时间没有开会，而此时已经获得安定，正好学校放假，又有会员二十余人集中在长沙。

第二，是巴黎方面会友的促进。

按照新民学会章程的要求，凡是会员，不论你在哪里，或从事什么工作，有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那就是一年至少应该有一次给学会写信。根据这个要求，凡愿意保留会籍的人，或多或少都会给担任干事的人写一些东西寄来，有些是关于个人的境况，有些是关于路途或所到之处的见闻，有些则是异地工作或思想的收获。而新民学会的干事，则有义务在定期的聚会中，将各地会员的情况通报给大家。不久前（1920年8月），原学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法国的负责人萧子升写信给毛泽东，介绍了一个月前，留法勤工俭学的会友，在巴黎郊外的蒙达尼森林公园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情况：在那次会议上，法国会友提出并通过了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宗旨。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具体方法，则分为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展现世界革命的大势，主张激烈的革命。方法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派以萧子升为代表，主张通过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进步。其理由是，社会进化是没有穷期的，不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取多数人的福利。至于改良的方法，是从教育着手；组织工会或合作社，“为人民全体”谋福利。这一派人不赞成采取俄国激烈革命的方式，而主张蒲鲁东式的——无强权、无政府的——道路。[10]

根据萧子升和蔡和森的来信，以及他们所述巴黎会友的讨论情况，新民学会在湖南的成员策划了这次会议。会前刊出启事，规定了三天会期、注意事项（包括每人自带餐费二角），和需要讨论的题目。其具体内容是：

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2、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4、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5、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6、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7、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8、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9、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10、会友家室问题；

11、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12、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13、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

1月1日，上午九点过后，大家陆陆续续来到坐落在长沙市潮宗街的文化书社社址，到会的有十余人。十点准时开会，副会长何叔衡担任会议主持，他请当时担任新民学会干事的毛泽东报告了会议宗旨，以及一年来学会的工作情况。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法国会友的意见，以后，请大家就列出的问题，逐个展开讨论。

在讨论前三个问题——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时，彭璜发言说：

“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所以，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

另一个会友赞成彭璜的看法，认为欧洲有欧洲人自己的改造方法，我们不能替他们代庖。但他主张，改造范围，似应把澳洲与非洲也包括进去。至于改造的方法，这位会友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积重难返，所以只能实行“劳农专政”。

毛泽东当即表示，不同意改造“东亚”的提法，认为还是提“改造中国与世界”好。理由是：提出“世界”，主要为了表明我们的主张是国际性的；提出“中国”，是表明我们的下手之处。“中国的问题本来是世界问题”。至于改造的方法，毛泽东也同意走俄国式的道路，因为那是一条“诸路皆走不通”而新发明的一条路。[11]

在讨论“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时，毛泽东介绍了去年在上海半淞园欢送会友时讨论的情况。提出，学会的活动，应采取“潜在”的态度。避免“声闻过情”——雷声大，雨点小的做法。至于会友间的态度，主张互助、互勉。大家表示，赞同上海的决议。接着，毛泽东又报告了萧子升来信介绍巴黎会友“共同或分别研究学术”的情况。有人立即提出了“同居共学”的问题，何叔衡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开办“平民饭店”。毛泽东当即表示了不赞成。于是，话锋又转到研究内容方面。

一位会友提出，不但要研究社会主义，哲学、科学、文学、美学……等等都要研究。他还引用了古代大哲学家朱熹的话说：“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会友们不妨用种种手段，去达到目的。毛泽东则说，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可以让会员自己去研究，现在会中特别要研究的，必须是会友所共同注意，并觉得是当下急需的问题。他“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彭璜则旗帜鲜明地说：

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都有研究的必要，不赞成专门研究“主义”。

毛泽东当即做了一个澄清，说：“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说得透彻一点，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哲学、文学、政治和经济，或者实验主义的哲学、文学、政治和经济。而彭璜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观点。

从这几个微小的回合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彭璜意见分歧的端倪。

在讨论“会费添筹”的问题时，大家同意，为印制“会务报告”和“通信集”，会员每人每年再加收一元会费。（因此，即使在这两个活动中，毛泽东也没有投入从章士钊那里筹来的钱。 ）

在“新会友入会条件及手续并出会”的问题上，这次会议决定：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一）纯洁；（二）诚实；（三）向上。

关于“会员出会”问题，新民学会决定刊登一个启事，凡有下列状况者，应解除会员资格。这个启事是这样说的：

“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目的）；自七年（1918）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友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 十年一月二日”

以后我们将要谈到，这个规则的订立，对于毛泽东并没有约束力。当他对会友毫无感情，当他对于别的团体“感情甚洽”之时，且觉得新民学会不再能被他利用之时，他没有履行自动出会的义务，而是粗暴地解散了新民学会。这大概是第一次，毛泽东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其专制的性格。

按照既定的程序，1921年1月2日继续开会。这一天的大雪比昨天更深了，到会的依然是十多个人。因昨天没有对“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讨论出一个结果，今天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列席诸人，还是从何叔衡开始，自左至右依次发言。何叔衡认为，学会的共同目的，应当是“改造世界”。有四人赞同何叔衡的观点。毛泽东还是坚持昨天的意见：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也有四人赞成毛泽东的观点。易礼容站在毛泽东一边。邹半清则提出：对“改造”二字极为怀疑……

在这一天的讨论中，彭璜自愿抛弃了昨日“改造东亚”的主张，改为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而正是由于他的这一改变，使毛泽东的意见获得微弱多数的赞成。

因各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并各有相当人数的支持者，毛泽东提议，最后用表决方式统一意见。为获得绝对压倒多数，他在表决时，将“改造中国与世界”修改了一个字，将“与”字变为“及”字，这样一来，似乎就把两种意见都统合了进来，因此获得了十票同意，于是，新民学会通过了自己的宗旨：改造中国及世界。只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学会宗旨仍回到了巴黎会友的提法：改造中国与世界。但被说成是毛泽东的发明。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毛泽东初次玩弄表决程序，使之适合于自己的意见的一个案例。

以后，讨论又转向“改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报告了巴黎会友的两种不同意见后，列出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十年的教育。毛泽东同意何叔衡的看法。

任培道赞成何毛二人的主张。周惇元对“过激主义”仍抱怀疑态度。

陶毅则认为，自己从前也认为，应该从教育上下手。但在中国现今的经济状况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所以，她主张与士兵接近，对他们“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易礼容也赞成“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 陈子博将这个意见分为两步表述：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也就是日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第一步暴力革命；第二步无产阶级专政。贺延祜则“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在这个题目的讨论中，邹半清依然是独树一帜的，他说：“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的，还是德谟克拉西。”他主张对症下药，在时间上积渐改进，在空间上逐渐拓展；在物质方面的救济办法，是“开发实业”。在精神方面的救济办法，是“普及并提高教育”。但从事教育，有一个“如何增进速效”的问题；开发实业，又有一个“如何使资本不集中”的问题。

彭璜对各种主张的优劣进行了冷静而细致的分析。他说：

我们有必要讲“主义”，不过讲主义不是讲空话，中国现在还没有民主主义，但这个主义已经过时了，（大约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已经不适用了。他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因为世界上，像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人还是少数。又因为中国的物质文明程度不高，所以，难以阻止社会主义（即均富运动）在中国的进行。如果将中国的国情，与德国、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国情进行比较，就会知道，法国的工团主义、英国的行会主义、[12]美国的IWW，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的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都与俄国相近，所以，俄国的过激主义可以在中国推行。

但是，他也认为不能“抄袭过激主义”，只须采取同类的精神，也就是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似乎为修正昨天的说法，又补充道：也赞同学会应该有一贯的精神，共同研究一些问题，这样做比较符合“经济”的原则。

经过众人的循环讨论，逐渐深化以后，彭璜也同意，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造，亦须趋向共同目的。”

此后，毛泽东又将这个议题付诸表决，赞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二人，赞同德谟克拉西的二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一人，其余两人尚未拿定主意。

1月3日，为集会第三日。继续讨论的议题是：“达到目的的方法，以及眼下从何处着手”。

何叔衡的意见是：一方面要增强自己的知识素养，多搞些研究；另一方面，要注重传播，他部分同意陶毅的观点，主张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至于“传播”的内容，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武人、政客、财阀在这个社会中的特权和腐败情形，尽情宣布；另一方面，是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

彭璜的发言，则显示出他更精密、更全面的思考，既有远见，又很务实，他说：

“研究、传播、组织、联络，四者都不可缺。研究宜方面多，科学、哲学、文学、经济、政治，不偏废。各以所得互相交换。传播宜兼重智识阶级。组织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份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联络，则个人、团体，宜兼顾，如少年中国学会……”

在这里，他明确表示出，大家所主张的革命，不宜把智识阶级排除在外，应该也列为依靠和动员的对象。在联络的势力中，他认为也不能排除即使是政治上主张“改良主义”的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

毛泽东最后发言说，大家所主张的各种办法，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他都赞成。但他在两个重要方面，暗示了与彭璜的分歧。他说：只是研究的目的，他认为应该落实到个人“修养”方面；至于联络，应该被定义为“联络同志”，因为如果不是同志，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联络来都没有什么好处。在筹措经费方面，他主张先建立一个“会友组织储蓄会”。进而，可以组织学校、菜园，办通俗报纸、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他还说，文化书社也办得很好，成本不高，收益不错，他希望大家设法推广。

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讨论会友的家室问题。首先是报告了巴黎会友的来信，说许多会友都感到家室的痛苦，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随即发言，说这是青年中普遍存在的痛苦，会友中有这种痛苦的也是绝大多数，现在不想办法解决，将来更没有办法。于是，大家纷纷诉苦，或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他们有的提出设立“夫人改造学校”，以增进夫人们的素质；有的建议组织“工厂”，用安排就业的方法，提高她们的档次；也有的提出仿照勤工俭学办法，成立“女子工读学校”，把读书和工作兼顾起来。讨论的结果，是先组织一个叫做“妇女成美会”的团体，大家公推陶毅等人为筹备员，先拟定出一个办法，再由大家讨论解决。

接下来，他们还讨论了会友的“健康和娱乐”问题。个人修养方面，涉及到早起，运动，沐浴，节劳，戒烟酒等，不做硬性规定。至于集体活动，经表决记录在案的项目就有六项之多。譬如：每年阴历5月、7月、8月，举行“游江会”三次以上；每年春夏秋三季择期举行“游山会”三次；每年3月3日举行“踏青会”；每月一次“聚餐会”（自备铜元二十枚）；如遇下雪，可临时举行“踏雪会”。还有一种可以自由组合的“球会”，因没有详细说明，不知指的是一种什么游戏。

在此以后，便发生了毛泽东（1月6日）写信给彭璜，指责他一个月以来对易礼容态度的不妥；1月13日毛泽东通知的“青年团的会议”未见召开之事。1月16日，长沙新民学会会友召开每月一次的例会，会议仍在文化书社开会，继续上次会议没有讨论完的议题，即会友个人谈自己生活方式及行动计划。

彭璜发言说：

从前本想终身站在实业界，所以进了商业学校。后知商业不适个性，便把他丢掉了。从前我有一种野心：学好数国文字；对于形而上学，也想懂得一点大概；又想于实业上有所贡献，于海外贸易有所进行。但是现在变更了，觉得要使社会改造，非于经济政治上有所改造不可。前想留美，因无钱打止；后又想到法国去；去年以来，又想赴俄。在长沙，至多不过两年了。在长沙，除解决自己生活之外，还想帮助劳动组织。求学方面，还是初心，但文字只想学英俄两国了。

他的行动计划，与毛泽东有许多暗合之处。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暗示说，自己从去年在上海时已经做好了计划，“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

说到个人的生活方式时，彭璜开诚布公地说：

常有三个问题，即求学、做事与生活，都难解决。但我觉得人只要有勇气，不应计及生活问题上去。罗素说：“应当想生活问题以外的事”，我很相信。我们只要把求学做事的问题解决，生活不成问题。但我们的生活，也要定一方向。……如做官之类，我们不可去。只有教育界（除开别的新组织、新生活）和工作，为我们可采的方面。做工也有为难的地方，因为劳动界太无识了。所以我们做事，当有新组织才行。[13]

——不知道读者对彭璜上述一系列言论作何感想？笔者在此看见的却并不是一个心胸偏狭、情绪激动，好作惊人姿态，而且思维无条理的人。他甚至是一个勇于改错（也就是说“服善”）的人。在讨论学会宗旨时，是他主动放弃了“改造东亚”的说法。但他主张研究的范围应该比“主义”更宽泛，却坚持不变。虽然他不愿意多谈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但也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有勇气，有能力，靠个人奋斗吃饭，而不是依赖群体或别人接济过生活的人。相反，至少在此时，他表现出的仍是胸襟开阔、眼光远大，而朝气勃勃的气象。因此，根据上述毛泽东亲自整理过的会议记录，我们看不出他为什么要在1月28日给彭璜写下那么一封长信。

而且，直到此时，彭璜似乎并没有改变留俄的想法。由此可见，宋斐夫所说，他因追求魏璧而疯，试图留法，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如此，其“疯狂”应该另有原因。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ln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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