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中国梦”的上篇
我在读傅高义先生新著《邓小平时代》（下称傅著）时，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关键词，来概括作者所说的”邓小平时代”？作者选用的关键词是：”中国的转型”（导论，及第23章）。他认为，这个转型，是2000多年来最根本的，不仅涉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涉及自身治理结构和社会。但我觉得，这个关键词，还不够关键，也就是针对性还不强。我更愿意用”重返文明”这个词。
”重返文明”的艰难抉择
”中国的转型”这个词，用在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和毛泽东身上，也可以。他们都试图把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孙和两蒋主导的转型，虽然歧路丛生，障碍重重，但基本上还没有偏离中国和人类文明轨道。被十月革命炮火送来的革命和体制，一部分是对斯大林的抄袭，其社会被乔治•奥威尔称为”动物庄园”，在中国试验了17年；另一部分，是毛泽东的创造，”文化革命”，批评封资修，也就是拒绝东西方一切人类文明，只需要阅读一本小书（语录），看8个样本戏，只要对一个人的崇拜。剩下的，见神灭神，遇佛灭佛，殴师灭祖，甚至仇父卖母。以读书为耻，文盲为荣。这个社会，可以被称为”野蛮丛林”，在中国疯狂了10年。
无论”动物庄园”，还是”野蛮丛林”，都是”文明社会”的反义词。这就是说，毛泽东主导的中国转型，转上了一条歧路，没有转向现代社会，却转向了贫穷野蛮的原始社会。特别是文革10年，只要平等，不要其它。
邓小平于1973年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1年（1975年1月就任第一副总理），通过”整顿”，试图把不断”革命”的”野蛮丛林”，拉回到人也要吃饭的常识社会，但他势单力薄，虽小有成效，最终还是被毛支持的”四人帮”拉了回去。傅著用一编的篇幅，简约地刻画了这个过程。
毋庸讳言的是，虽然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与陈云联手，基本结束了华国锋团队的领导权和”两个凡是”的文革教条，并且在彻底结束文革和现代化建设上达成共识。但以何种方式实现现代化？答案就不一样了。有人想重返”十七年”，认为计划体制和公有制经济基本是好的，错的是发展战略。要搞现代化，转变发展战略就行。邓小平和他挑选的领导人不认同这个看法，主张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在重返旧体制，还是重返人类共同文明之间的选择。重返旧体制，不过是逃离野蛮丛林，重回动物庄园。
事实上，1983年3月总书记更迭未遂，1987年1月和1989年6月非换届时的总书记更迭，都与这些博弈相关，虽然故事情节各不相同。三次事件中，以第一次事件情节最为简单。1982年9月在中共12大上当选总书记的胡耀邦，4个月后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四化建设与全面改革》的报告，鲜明提出，四化建设不能走老路，必须全面改革。报告前，胡耀邦和邓小平谈了，邓说，文件很好，没有不同意见。这个”很好”的文件，让人振奋，但让党内高层的一些人忍无可忍，不让这篇讲话以党中央文件形式传达。胡乔木代表这部分人出面，说胡的讲话与12大精神不符。1983年3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受到批评，”全面改革”被叫停，甚至动议更换总书记。是叶剑英和邓小平出面协调，事情才不了了之。这样维度的故事，傅著都绕开了。这就决定了这本书的性格：宏大叙事，忽略细节，重视结果，淡化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要做的工作，不仅要领导中国完成一个多世纪以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还要把前人转入歧途的轨道纠正过来。他做到了吗？
用目标带动转型
傅著全书一共6编，表面上的结构方式，是按照时间顺序，写邓小平传奇人生的”数落数起”：第一编，”邓小平的人生经历”（1904–1969），写的是他第一落和第一起，用笔极简；第二编，”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写他的第二落、第二起和第三落及第三起，也是惜墨如金；第三编，”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和第四编，”邓小平时代”（1978–1989），详写第三起后他到达自己一生巅峰状态的情况，时间上还有交叉，两编的时间起点都是1978年，这是为了在”开局”上浓笔重彩，然后分专题深入叙述；第五编，”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实际上写了他的第四落、天安门事件和第四起，南巡；最后一篇，”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相当于终曲。
如果只是按照这些故事情节去写，那就写成了生活传记，这不是傅高义先生要写的。他不是传记学家，更不是文学家，而是社会学家和东亚研究专家。他想做的是通过写邓小平，帮助美国了解中国的变化；通过写中国，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重要发展。因此，他的关注点是邓小平对中国施了何种魔法，让它从美国的敌人变成盟友，又变成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让它从一个贫穷动乱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比中国发达程度高、看上去也更稳定的苏联却突然崩盘？
这个魔法，傅高义先生其实是找到了，只是没有明确表述，那就是”用目标带动转型”。在为他”加冕”的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宣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前8个字，是他的施政哲学，日后被表述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实效主义），”摸论”（摸着石头过河，渐进主义），”刀论”（不争论，行动主义）；后7个字，是他的施政取向，就是”向前看”，不向后看。
向后看，只能看见仇恨和旧账，带来的当然是报复和清算，如果这样做，社会将更深地撕裂。向前看呢？看到的是目标。
他在这篇讲话里提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他心里想的另一个大目标，是港澳台回归，实现国家统一。这两个目标，是辛亥革命以来好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为了实现四化目标，他指明的途径是：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为了实现统一目标，他立即行动起来，访问美国（1979年1月）和日本（1978年10月），缔结中日有好条约，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什么？在邓看来，台湾拒绝统一，是因为美国撑腰。如果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且不再向台湾卖武器，台湾走投无路，势必与大陆展开统一谈判，这个方法，可以叫做”倒逼统一”。
第一个目标（四化）带动了对内搞活（改革），第二个目标（统一）带动了对外开放，向美国、日本和西方世界开放。与此同时，却关上了对苏联的大门，而且还在门上钉了3颗钉子，要求苏联：1.从中苏边境撤军；2.从外蒙撤军；3.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第3根钉子尤其不讲理，但效果极好，防止苏联势力以越南为基地，进入东南亚。实际上，关闭通向苏联的大门，也是为了创造良好的国内改革环境。旧体制的”延安”在苏联，杜绝国内守旧派朝圣，切断计划思想来源，有利于减少分歧，形成改革共识。这样做的结果，没有让苏联吸引中国，倒让中国吸引了苏联，并且把苏联逼上了改革之路。
不过，邓小平憧憬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美国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最终没有彻底让步，只同意在售台武器数量和先进程度上节制，这让很少发怒的邓小平，大发雷霆（傅著中文版327页），他意识到，”以合理方式，通过与台湾对话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已经无望了。要解决，只有动用武力。邓小平放弃了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个选项，后人为此将感激他，否则，大陆可能多一个省，中国民族将失去一个率先民主化的政治体。虽然台湾没有回归，但祖国统一的目标却实现了一半：收回香港和澳门。
而且，在这个目标带动下，他还主导了国家体制转型：从单一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转向复合制的地方分权体制，即”一国两制”。虽然，国家的主体部分仍然是中央集权，分权的只有香港和澳门，但它们就像激活一船沙丁鱼的两条鲶鱼一样，为国家活力的增强做了贡献。我在《公天下》一书里提出，中国的黄金时代都诞生在分权时代，比如春秋、文景、贞观、康乾和民国10年，当下的情况，也有点类似。
用效率拉倒旧所有制藩篱
如果把实现四化比作这个国家开步走，邓小平1978年上台时，中国举步维艰。按照文革时期的逻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就是平等的贫穷；所谓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不平等的富裕。把社会主义的草比作左脚，资本主义的苗比作右脚，当时的情况是，左脚瘫痪，右脚捆绑，整个社会寸步难行。为打破这个僵局，在前面提到的1978年12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其名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称：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这段表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用稍微理论化的表述，就是破除绝对平均主义。其经济政策含义，就是先迈效率这只右脚。这也是中国改革的方法论纲领：试点，试错，示范。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就是试点；做错了，修改，是试错；做对了，”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就是示范。结果是，”波浪式”发展。
傅著用3章的篇幅叙述了这个过程，如果加上对日本和美国的开放两章，就是5章，相比于用1章写邓小平的大半生（1904-1969），可算是不惜笔墨。有句俗语说，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改革发展的波浪，开始是由3颗石子激起来的，扔石子的3个老小孩，一个叫习仲勋，在广东南海边扔；一个叫万里，在安徽农村扔，第三个叫赵紫阳，在四川农村扔。”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是后面两颗石子激起的”千层浪”。这都是农村改革。也可以用6个字来刻画广东南海边发生的事情：”要赚钱（粤语发’qing’），找仲勋”。
作者对在广东和安徽扔石子的两个老小孩，情有独钟，写得详细而生动。1978年底，习仲勋取代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就解决逃港（内地人逃亡香港）问题开会，习要求严惩逃港者。一个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没白没黑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个干部说，不必了，他已经辞职了。几天后，习听取更多情况，了解到邓小平到广东视察时，说警察军队解决不了逃港问题，是边境两边生活水平差距太大，要解决问题，中国要改革，改善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再开会，习做了检讨，并向那个干部道歉，还挽留了他。此后，习全力推进设立深圳经济特区，逃港的人也逐年减少。
万里1977年中就任安徽省委书记，用十几天时间到农村调查，”目睹普遍的贫困现象让他心碎。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有，只有泥砌的桌子。”他制定了”省委六条”，核心意思是，允许农民自己想办法免于饥荒。在”六条”的影响下，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以生死状形式，签下承包书，搞了单干。万里不仅没有阻止，还暗中支持。
两颗石子扔下去后，激起层层涟漪。开放从14个沿海城市，由南向北，波及海南、浦东、东北；农村改革从安徽、四川，浪涌全国各地，并进入城市。呈现出沿海登陆内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这也就是邓小平设想的”波浪式发展”。
容易明白的是，改革的右脚，迈的是效率，诱导的是利益。先解决温饱，然后是小康。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解决效率问题，只能从市场化着手。在自给条件下，产出由自己的消费决定，满足自己消费后，产出便停止；在交易条件下，产出由市场需求决定，只要有市场需求，产出可以无限制扩大。如果只解决温饱问题，不市场化也可以，要小康和现代化，则必须市场化。
如同计划与公有制是孪生兄弟一样，市场与私有制或股份制，也是孪生兄弟。要效率，必须要市场。要市场，必须要产权明确，私有化，或股份化。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其内容来说，只有两个关键词：市场化和股份化。这两件事情，1978年开始做，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有所停顿。1992年2月，邓”南方之行”后，改革的波浪再次涌起，并很快席卷全国，伴随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开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不可逆转。
”中国梦”的上篇
傅著第8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邓小平刚刚发表”即位诏书”3个月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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