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因与果——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积弊日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症候潜伏已久。前些年，希腊经济的繁荣，其实是虚拟经济和债务经济结合带来的表面现象，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虽然表面上的繁荣看似烈火烹油，其实内里早已被掏空，一遇冲击便“忽喇喇似大厦倾”。究其原因，可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与《大学》中“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经典理财思想截然相反，焉能久长？！
(一)“食之者众”:举国民众吃“大锅饭”，经济小国成“福利大国”。希腊2011年底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170%，但政府每年花在养老、失业和医疗等各项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却居高难下。希腊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全免，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全民养老保险。希腊人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每年还有长达六周的休假。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前，希腊劳动者退休后的养老金与退休前的工资收入比达到95%，排名世界第三，远高于美国的39.4%。每到周末，希腊人经常是全家老少一同出游，开着越野车，车上绑着游艇，到爱琴海边晒太阳，看上去仿佛是人间天堂。有评论说：“我在希腊从未见人带迪赛或普拉达以外牌子的太阳镜，也从未见人穿范思哲或杜嘉班纳以外牌子的拖鞋。大街上跑的都是奔驰或宝马轿车。如果有人到比泰国近的地方旅行，回来后就会羞于开口。”人们讽刺希腊“像个亿万富翁那样消费，可事实上连百万富翁都算不上” 。
（二）“生之者寡”：高福利侵蚀了希腊人奋斗和创造财富的“精气神”，助长了不劳而获的心态。德国前总理艾哈德曾经说过，福利国家里的民众不必依靠自己的努力过生活，而是依靠国家，这使得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希腊社会福利制度助长了人性中好逸恶劳的一面, 销蚀了希腊人奋斗创财的动力。在不工作却能获得大笔失业救济金的“诱惑”下，不少希腊人不想参加工作或干脆装病赋闲在家。希腊许多行业每天只工作4-5个小时，一周只工作4天。尽管加入欧元区之后的几年，希腊经济增长较快，但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信贷消费推动的，缺乏强有力的实体经济支撑，政府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甚微。世界经济论坛《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统计，在全球139个国家中，希腊竞争力排名第83位，在欧盟27国中位居末席。
（三）“用之者疾”:公务员范围宽泛、人满为患且待遇过高，大量劳动人口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希腊公务员不仅包括我们通常知晓的政府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出纳、教师、医生和教士等，连码头工人都算公务员，总数大约为1200万人，占希腊劳动人口总数的27%。他们的月基本工资平均为2300欧元，加上各种福利、补贴后大约是7000多欧元。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额外奖金，比如会使用电脑、会说外语、能准时上班等都能获得奖金。公务员不能被辞退，退休后每年还能领14个月的退休金，退休金甚至在公务员去世后还可以“世袭”，由其未婚或者离婚的女儿继续领取。
（四）“为之者舒”:“影子经济”大行其道，企业、民众偷税漏税严重。据统计，在希腊，国家无法实行税收管理与监控的地下经济即“影子经济”占GDP的37%，这意味着希腊政府每年要流失近200亿欧元的税收。去过雅典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里的房子大多是不封顶的，一束束锈烂的钢筋齐刷刷地指向天空。这是因为希腊税法规定：房子建成后要缴纳建筑税。为了避税，雅典人就让房子永远“尚未完工”，其实房子里早已住上了人，甚至已经住了若干年、若干代。希腊政府对“影子经济”管理不力，甚至有些放任，因此民众中偷税漏税现象就较为普遍了。按照希腊2009年的纳税记录，每10个有收入的人中，7个人申报的年收入都低于15800欧元这一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水平，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缴税。希腊人经常开玩笑说，欺骗征税员是希腊的“国家级运动项目”。
“希腊闻名于世界的将不再是历史古迹，而是财政废墟。”这是英国《每日电讯报》对希腊作出的评判。按照希腊政府目前的债务水平，未来30年间其经济每年必须维持12％以上的增长才能还得了债。如果不考虑内部紧缩政策的有效实施及外部援助的有效开展，这个数字对希腊而言不啻为真正的悲剧神话。
民主治理的危机
是什么蒙住了希腊人的眼睛，让他们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为了眼前享受而牺牲长远发展和后代福利呢？或许正如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所坦言的那样：“希腊的危机反映了欧洲乃至全球更广泛的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危机，是民主治理的危机。”也就是说，希腊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受金融危机冲击所引致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实质上则是希腊数代政客在西方民主模式下为当选上台或连任，以透支国家未来为代价迎合选民导致的结果。“一个把选票作为商品来交易的政治阶层，是造成希腊悲剧的原因之一。”(洛蕾塔·纳波莱奥尼：《民主在希腊不灵？》，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4月26日)
(一)为迎合广大选民，执政党不负责任许愿并不顾财政承受能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选民是希腊政党赢得执政机会的社会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民众为了争取高福利，积极选举承诺实行高福利政策的政党上台。执政党为了维护执政地位，获取选民支持，一方面持续增加福利，另一方面则不断减少税收，每次选举都好像是一场究竟谁能给民众更多简单好处的比赛。减税意味着国家收入的减少，提高社会养老金、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则意味着政府开支的增加，这一减一增的结果，自然是财政日渐捉襟见肘、入不敷出。随着民众期待越来越高、社会福利越做越大，当财政收入无法支撑社会福利时，政府只好举债度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希腊为了分享加入欧盟而带来的低利率好处，不惜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资产负债表进行“包装造假”，到2009年遭受金融危机冲击再也无法遮掩，才被迫将13.6%的赤字率公诸于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二）为犒赏忠诚选民，执政党把公务员职位作为奖品大肆派发。忠诚选民是希腊政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提供公务员岗位是希腊政治家长期以来犒赏忠诚选民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时常会向追随者承诺：“一旦我当选，一定保证给你的孩子在政府里谋个差。” 这样，无论是执政党连任还是更替轮换，公务员规模都会“肥胖”一圈。过去五年中，执政的新民主党为报答忠诚选民，向他们提供了10万个公务员岗位。据媒体报道，2009年秋季大选前，希腊政府突然增加了2.7万多个领取薪水的人，可是很多名字只出现在工资单上，根本没有职位和办公地点。“十羊九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希腊财政支出的压力。
（三）为笼络利益集团，执政党打着各种旗号维护其垄断地位。利益集团是希腊政党派阀政治的经济基础。执政党一般通过以下手段笼络利益集团：一是加强行业管制，提高准入门槛，减少他们的竞争者。1974年以来，希腊共有10万条法规出台，平均一天就产生8条。有评论家辛辣地评论道，希腊政府虽然在促进经济发展上低效，但在出台加强管制方面的法规上却效率极高。这些法规着力维护利益集团既有的垄断地位，将新的竞争者拒之门外。二是为利益集团设立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如果你要在希腊经商，你就要付1%的开始费给律师养老基金；如果你要为你的产品作广告，你就要付20%的广告费给记者养老金协会；如果你要买票上船，你就要付10%的费用给码头工人养老基金；如果你要买一张足球赛门票，你就要付25%的钱给警察养老基金。其中许多收费事实上给了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组织。比如，过去大船无法在一些岛屿港口停泊，旅客必须乘小船上岸。现在，大船已经可以在所有岛屿停泊了，小船已经不复存在，但乘客仍要支付子虚乌有的小船费。据统计，希腊大约设立了1000多种收费，每年收费金额超过其GDP的30%。三是政府采购只面向个别指定企业，保护它们免受激烈竞争。
“财政是一种与政治联系最紧密的经济问题，因而政治决策必然是确定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陈共：《财政学》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6版)希腊的民主迎合和放大了选民及利益集团的贪欲，政客们散举债之财，聚私己之票。当膨胀的欲望与短缺的资源正面遭遇，矛盾必然激化。2010年，当希腊财长公布政府赤字率不是6%而是高达14.7%时，主权债务危机就此爆发，即便政府再提高利率，国债也难以顺利发行了。即使我们把希腊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财政刺激政策的因素考虑在内，仍然可以将“民主赤字”视为其主权债务危机的最主要原因。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经济学家布坎南曾经警示：“短缺确实是生活中的一个现实，不能面对这一事实的政治制度威胁着繁荣、自由社会的生存”，这一现象在希腊出现了。
民主赤字
西方理论家一直宣称西方民主是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但为何在希腊它却导致了这么大的问题？原因之一，是一味迎合选民的“民主”会带来其副产品——不断膨胀的“赤字”，这是包括希腊主权债务在内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人们对西方民主反思后的共识。原因之二，或者讲更深一层的分析，是希腊民主本身还是一锅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其“民主赤字”当然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典型了。中国晚清思想家严复曾经提出“社会有机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经济、文化、政治彼此配合，不同环节和不同个体相互依存的有机组织，只有在各方面条件的综合支撑下，制度才能顺畅运行。西方民主也不例外，它至少是由一套国家制度和一套大众参与制度共同构成的，其国家制度主要体现为法治文化、公民社会、责任政府这三大支撑要素。希腊是在1974年因为一次革命、一场群众运动、一个军政府下台之后，匆忙引入了多党制和自由选举，而作为民主支撑条件的国家制度却付诸阙如。在这种背景下，希腊的民主更多地带有虚假乃至民粹的成分，虽然外表上披着一袭看似华丽的选举外衣，但内里却爬满了“虱子”，西方民主好的一面没学到多少，劣的一面却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长期被外族奴役的历史以及东正教价值观现代转型缺位，使得希腊现代法治文化薄弱。希腊长期被外族统治，自公元前30年以后的近两千年间，先后臣服于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缺乏本民族独立的政治环境，人们不敢信任法律，只敢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密友。1822年希腊独立之后，以前作为奥斯曼统治者包税人的希腊农村贵族摇身变成了统治集团，但其主要工作仍是征税，且把不少税收用于自己的享乐，民众对他们并不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民众缺乏对国家和法律的信任，不少人以不守规矩、能钻空子为荣，遵纪守法的人常常被看作是傻瓜。另一方面，希腊东正教价值体系现代转型不到位，也使得希腊文化呈现出一种非理性、依附性和保守性的特点，而这恰恰是与现代法治文化相背离的。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按照次序排列，最有利于西方民主生存的文化分别是新教、欧洲天主教、拉美天主教、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为绝对精神和大一统精神所主宰，渗透着古罗马的专制传统，强调等级文化，热衷浪漫主义，偏重于精神上的炫耀。希腊东正教价值观的现代转型，并未产生一种自律、理性、独立、务实的精神。英国学者曼宁指出，民主需要秩序的平衡，而秩序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制的完善，公民法治精神的生成，政府依法治国原则的确立，均是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条件。一个缺乏法治文化的社会，是难以建立有序的民主制度的。
（二）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发育不良，使得民众无法有效整合和理性表达利益诉求。一般而言，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壮大，社会与文化的多样化，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商性关系的逐渐形成，是西方民主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希腊，民众对市场机制不推崇甚至不少人还持怀疑态度，市场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占比不够大，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这种社会结构，使得官民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团体结构和制度。这就意味着在散漫无常、动沙流水般的民众之上，直接矗立着政府部门；民众“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无法有效整合和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往往以无序状态聚集上街对抗；政府则缺乏稳固的公民社会基础，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模式。
(三)根深蒂固的恩主—扈从关系的政治传统，在当代演变为政客和选民之间的“投桃报李”。在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的统治下，希腊人需要寻求高官的保护，以免遭受侵害，由此产生了恩主—扈从关系的政治传统。独立以来，希腊未能实现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顺利转型，恩主—扈从关系的政治传统挥之不去。1974年希腊结束军政府统治、实现西式民主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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