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中）

张文木：中国地缘政治的特点及其变动规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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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  

　　
　　（三）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1.黄河流域
　　
　　黄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到宋元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自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但黄河流域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中国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北方的地理形势。其中，具有高位优势的蒙古高原，当是中国地缘政治，当然也是本文破题的关键。
　　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为东亚内陆高原。东界大兴安岭，西界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包括蒙古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高原大部为古老台地，仅西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广阔的戈壁，中部和东部为大片丘陵。高原面平均海拔1580米，地势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这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划分，若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蒙古高原”大概还要包含黄土高原，乃至新疆盆地部分。后二者往往是前者的政治作用的辐射地带。这是一个地势相对平缓且为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占据并对华北平原政治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高压的半月形开阔地带。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使得聚集在北方大漠和西部高原的部族力量得以“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由此“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南下则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历来是中原政治转换的“命门”地带。中国学者程广中所著《地缘战略论》一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在陆地疆域中惟有内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西麓至新疆盆地的东部平原，形成一个半月形开阔地势，其中大部为沙漠、草原，易攻难守。边界线形状易于敌中间突破、两翼卷击，是中国陆地防御的重点。
　　这是从进攻的角度说，若从防御的角度进一步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半月形”地带中的河套及其两翼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程广中认为：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关键地带。西端的关键地带是从波罗的海沿岸直到黑海两海峡的东欧条形地带，这是一门户地带。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在公元4世纪和8世纪两次在匈牙利被打败而遭到制止，阿拉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入侵被阻止于黑海海峡附近。蒙古在第二次西征中在维也纳附近被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所败，其西进势头受到遏制。
　　在欧亚大陆东端从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至新疆的广大条形地区，也是一门户地带。中国两汉王朝、唐朝和清朝都曾把这一地区部分或全部控制在手，元朝本身就兴起于蒙古高原。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境内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主要发生于这一地区。近代以来的中俄日美诸大国的冲突也多发生于这里。朝鲜半岛则是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冲突的关键。
　　笔者同意程广中的见解。在东方如果以黄河南北分，以武汉东西分，我们只要粗略阅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就会发现，北方蒙古高原是影响全国政局的关键地带。“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蒙古之于中原，居高而临下。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衰落多从北方蒙古河套一带向南破局。只要我们粗阅一下中国西汉、三国、隋朝和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图，就会发现，其中蒙古地区对中国政治的“破局”作用表现得都比较典型。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规律性的对中原政治的“破局”作用：塞北铁骑西可从大同、太原等盆地低口、东可从山海关口以最近距离直抵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并对中原政治施以绝大的压力。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在他拟定的侵略计划中将“满蒙”列入“为东方打开新局面”的关键区域：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关键也。
　　民国成立虽倡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乎在王公之手。我国此后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
　　这个侵略计划以“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为开篇，至“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为结束，“满蒙”成了贯穿日本侵华政策的总基调。1931年，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步兵学校所作的《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田中奏折》中关于“满蒙”的论点，他说：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大体上指东四省的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因此，从古以来占据此地的北方民族，在这个易守难攻的边境之地，利用天险，退而培养国力、整顿兵马，一旦时机成熟，就猛然奋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以统治汉民族。这种例子，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辽是这样的，金是这样的，清又是这样的。最近以东三省为根据地的张作霖，虽然在关内曾屡遭失败，现在俨然不失为北方之雄，这虽有各种原因，但是主要因素是依靠满蒙在地形上的有利地位。
　　俄国人对蒙古高原的战略地位的认识要比日本人早。俄国所谓“西藏问题专家”巴德马耶夫，早在1893年就向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之父”之称的维特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分析了俄国在远东的历史使命，认为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还应该修一条通过中国甘肃省省会兰州的铁路，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满清朝廷。巴德马耶夫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沙皇批准”。并“准备作为一项长远的和逐步实现的计划来进行”。
　　斯大林是运用地缘政治的高手，他对蒙古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位势更是了然于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向罗斯福开出并以《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的出兵远东的条件中的第一条，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大概是受到1939年俄日间发生的诺门坎战役的剌激——回答得很干脆，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其实，斯大林在这里的回答看似有理，实则荒谬。因为这样的逻辑在中俄关系史中没有任何经验支撑。在中俄交往史中从来还没有中国从蒙古一带“切断”俄国的先例。反之，如果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那就相当于在中国“胸膛”上开了一个可直插中国左右“两肺”并直抵“心脏”的切口，由此就可对中国长期保持最有效的战略压力。清朝重臣左宗棠对俄国人有较深的了解，1877年他从收复新疆的经验中建言：
　　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
　　左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经验的。中国历史上结束春秋时代、开启战国大混战的“三家分晋”事件就是由这一区域开始的；东汉未年出现的三国乱局也是由北方曹魏平息并收为一统；西晋之后，由“关陇”和“北方六镇”自北向南又挤压出十六国与北南东晋并存的局面，此乱局最终也是由西魏、北周形成的“关陇集团”及由这个集团中诞生出的领袖人物建立隋唐两朝而定为一统的。唐时称阴山、河套地带为“国之北门”并驻以重兵。公元415年（神瑞二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崔浩极力反对，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的统治中心放在平城，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此乃“威制诸夏之长策。”此后的元、清两朝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由北而南奠定了统一的全国政权。
　　20世纪40～50年代，斯大林为了保持对中国形势的长期影响力，即使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与毛泽东的谈判中，他不惜违背国际共产主义原则执意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境内分裂出去。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就是在中蒙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很大的战略压力。与此相应，内蒙古自治区管理的范围也随中苏关系的好坏而发生伸缩变化。1969年7月5日，鉴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央政府先从内蒙古封口，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这样就使内蒙由北而南从一个北宽南窄的开阔地收缩成北窄南宽易进难出的“布袋”阵，如遇北敌南犯，可以东从呼伦贝尔高原、西从阿拉善高原两翼向中部反卷包抄，将敌人迅速封在“布袋”之内围而歼之。直到1979年中苏关系平稳下来后，中央又于5月30日将上述地区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关中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如果说蒙古高原在中国国内以制陆权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影响全局的一级位势，那么，蒙古高原两侧的黄土高原和东北平原则处于二级位势。关中盆地乃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据此可自足以四塞之内保存实力，居高临下，时机成熟时则可迅速东出中原。田肯曾向刘邦分析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蒙古以东是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由此进则通过山海关可长入华北平原，退则有广阔的东北平原进行战略迂回。因此，关中盆地与东北三省的政治稳定对华北平原的政治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据有华北平原，就基本控制了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而据有关中盆地，则占据了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并由此会对华北平原——至少在唐朝之前——产生较之东北平原更大的影响力。司马迁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规律。他说：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代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通过楚霸王因失关中而失天下的教训强化了他的上述观点。范曾以“关中阻山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的理由建议项羽定都关中以取天下，但“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对此，司马迁借说客的口对项羽评价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司马迁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结论到清朝顾祖禹那里就有了更多的历史经验支撑，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总结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遂执?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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