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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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共产党   
杨奎松进入专栏)  

  
  1925年1月,“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亦称“拥护国民党同盟会”)成立。此会成立时称:“去秋广东方面同志,列举共党罪状,提出弹劾案,未蒙总理采纳,深以为憾。”因此,提出七项“挽救方法”:在中央党部及执行部共产党员一律撤职……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再由孙中山作主,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授予重要职务,而逐渐形成的。在两者关系中,俄国的因素显而易见。问题是,俄国的因素对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容共”究竟是“联俄”的诱饵呢,还是确实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好坏,是否也是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俄国因素的影响多些,还是中共自身政策的影响多些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于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适从。[1]鉴于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缺少有针对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开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就此做一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合作”问题的由来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予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1920年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8]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50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200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年12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9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了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沟通。此次就近对国民党进行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与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告诉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扬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响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13]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 4月6日 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 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4]
  尽管陈不愿在孙陈之间做出选择,但50余天后,即 1922年6月16日 陈就炮轰总统府,发动了武装叛变,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15]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白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16]
  但是,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状况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8月12日 ,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急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故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日至30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9]
  在说服了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进行了具体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20]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1]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他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他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2]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1917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3]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24]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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