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十年沧桑》( 修订版)(  著,东方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作总结就有个价值基点的问题。叶利钦结束了苏联帝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大功,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大罪。功乎罪乎,未来的历史会作出判断。我们不妨用一种中性的眼光看,不谈“姓资姓社”,只说他在瓦解了一种体制而建立一套新体制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成功。毕竟现在连俄共也指出:叶利钦不仅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生活,也没有给俄国人带来西方式的制度——无论是西方式的规范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法治制度,他带来的只是一片混乱。换言之,在叶的政敌看来,叶利钦最糟糕的一点是能破旧而不能立新,而叶利钦的拥护者则认为他在“立新”上成就巨大。可见叶利钦在“立新”上干得如何是评价他的关键。至于这“新”姓社姓资,至少在大部分俄国人看来并不重要。另外,苏联解体不仅是一种制度的解体,也是一个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大家庭”)的解体,原来帝国的各组成部分需要在另一种秩序下重新调整“经济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建一种关系格局,在这方面叶利钦的成就又如何?

无疑,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叶利钦时代的特点是“破旧”有力而“立新”无术,不仅俄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而且政治上也并没有建成完善的民主法治秩序,以完成向民主的过渡。于是俄国一直处于转型期危机之中,迄今未能自拔。

在经济方面,人们常提到俄罗斯在转轨时期经济滑坡的时间与程度,它不仅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形成对比,也比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情况更糟糕。这些国家在一段“阵痛”之后多已恢复了持续增长。人们还提到不仅经济总量上不去,俄国的经济体制更新也远未到位:“私有化”进程并未真正地明晰了产权、改变软预算约束状况、产生创业激励;货币主义政策并未真正制止通货膨胀与现实预算平衡;农业中并未出现家庭农场制度的兴盛,而仍然是衰败中的“翻牌集体农庄”居优势;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税收、金融、社会保障体系也未能建立,国家收不上税,但仍然要维持旧体制下由国家包下来的那套“保障”体制,不出财政危机那才怪了;转轨近8年,俄国并没有形成像样的民间资产阶级与自由雇佣劳动者阶级。更谈不上中产阶层的发达,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有权势者致富、无权势者贫困的状态。但在笔者看来,经济“立新”不成功的基本标志是:俄国经济至今形不成一种投资激励机制,以至于即使在俄其他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苗头的时期,投资萎缩的趋势仍未能遏制。而无论什么“主义”的经济,没人想投资就不会有正常的再生产机制与要素配置功能,其他指标“好转”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在社会结构方面,人们通常都以俄罗斯寡头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作为首要的批评对象,但重要的还不在于“寡头”这一概念所显示的分配不公平,而在于这些“寡头”还远未形成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大财团,如日本、韩国的财团那样。俄罗斯的“寡头”权贵色彩浓于其“大资产阶级”色彩,他们多是旧体制下的官僚出身,与政权的关系太密切,政治背景突出,因而与其说体现了“资本的权力”不如说更像是“以权力为资本”。如果他们真能演变为“大资产阶级”(虽然也有这种趋势)像日、韩的财团那样成为足以拉动经济的大规模投资者,那也算是以不公平为代价实现了转轨的成功。然而至少目前,情况还远非如此。

    在政治方面,转轨的成就应当说比经济好些,然而也还谈不上完成,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也要差一截。1993年的炮打白宫表明俄国人还远未学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其后的新宪法体现的总统集权也有违于民主制下的权力制衡原则。然而由于规则不健全,机构无效率,事务官的专业素质比政务官的民主素质更差,加上地方“诸侯化”的影响,使俄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形成“集权的弱政府”畸形状况,这与现代法治民主国家实现的是“权力制衡的强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俄目前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也很低,众多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的大党(俄共除外,但实际上俄共影响也在下降之中),这与中东欧各国大都已从众党林立的初期阶段发展出成熟的两党(或数党)理性竞争的体制相比,差距甚大。俄国不少政党有浓厚的“会党”、“朋党”色彩,人际关系纽带重于思想、政纲纽带,奇里斯马魅力重于主义的影响,竞选主要是个人魅力的角逐,而非党及其纲领的较量。以致许多俄国政党在名称上就显得非“纲领化”且突出个人色彩,如“祖国”、“家园”、“我们的选择”、“亚博卢”等。显然,俄罗斯转轨即使在政治方面,也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除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外,在民族关系上俄罗斯至今没有找到一条实现“瑞士式的多民族祖国”的路,在国际关系上至今无法给自己在冷战后的世界明确定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定下新的战略思想与军事体制。总之,说叶利钦“破旧”有方而“立新”无术,大体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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