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文革是祸国殃民大灾难 有何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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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  

  
  黄维(1904-1989),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国民党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会战等战役。曾任国民党军队十二兵团司令,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被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晚年黄维
  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都是在蒋介石手下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同一时期台阶式升迁的;后半生,他们又都因为在中国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站在人民阵营的对立面而先后做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进了战犯改造所,差不多同时开始接受教育改造。
  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将领
  同杜、宋二位比较起来,黄维这个人比较“怪”,说轻点是“秉性固执”,说重点是“顽固不化”。杜聿明、宋希濂是1959年12月第一批获特赦的,而黄维却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在战犯改造所,当别人都在学习政治,讨论问题,反省自己时,黄维却一头栽进无需燃料做动力的机械重力设计的研究–实际是让许多研究者碰壁而不可能实现的“永动机”里;别人写自传,上交认罪材料,他却交出了一张精心设计的“永动机”图纸和原理简介,并要求战犯改造所领导提供条件,支持他的“创造发明”。
  黄维的行动,使战犯改造所负责人挠头。其他战犯批判他是借研究“永动机”逃避思想改造,只会误了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黄维却反唇相讥:“你怎么知道我的创造发明是做梦?你自己懂得多少?搞清楚了没有?人类有哪一项重大发明不是经历种种磨难,甚至献出生命由后人去完成……”因为黄维坚持己见,战犯改造所无奈,便将他的设计图纸、文字资料一并送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审查鉴定。中科院答复:黄维的设计说到底仍是“永动机”,这是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的,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
  战犯管理所的同志把中科院的鉴定意见告诉黄维,但他仍不肯放弃己见,只是沉默不语,收起图纸。在学习改造活动中,仍然不积极,很少发言,反省材料写得不细不详,认罪交代更比别人差一截。待这半年三个月的“低潮”一过,黄维的脑子又在转他的“永动机”了……
  1975年黄维最后一批被特赦,他由一名战争罪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
  那时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待遇已分为两类:一是诸如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人已于1965年1月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由100元增至200元;一是诸如沈醉、郑庭笈、罗历戎、董益三、杨伯涛、周振强等人,还未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为100元或120元不等。
  黄维这一批特赦人员到政协后,因已在“文革”后期,不可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但唯独黄维一人生活费每月200元。
  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黄维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他连任三届,直至1989年病故。这是后话。
  政协机关里旁若无人的文史专员
  黄维的名气较大,凡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大体都知道黄维率领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在增援陷入重围的杜聿明时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的事实。因此黄维进政协机关,比别的特赦人员更引人注意。
  在笔者见到黄维之前,就听机关里见过他的同志说,他与别的“战犯”不同,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好像还在国民党将军的任上,实在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左”气正盛,由特赦人员而任命为文史专员,尽管身份变了,但大多数文史专员对机关干部都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颇为“礼敬”的,何以独黄维这样“目中无人”呢?笔者向沈醉、宋希濂打听,他们说,黄维这人从来就有股“傲气”,当年除对蒋介石和顶头上司陈诚外,对别人几乎都是爱理不理的。
  沈醉认为黄维这个人就是“怪人”,在战犯改造所也与众不同,以固执或曰“顽固”著称。但他补充说,黄维为人正直、清廉,律己严格,解放前谢绝请客吃饭这类应酬,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学治军上,蒋介石对此颇为赞赏,故一直重用他。沈醉讲完这些,特别关照我:只是同我这个熟朋友说,不可传言他人也!
  不久,我在政协机关大门口见到了黄维。他身着蓝卡其布的旧中山装,但洗熨得干净挺直,浓眉,右上唇有颗明显的黑痣,在向警卫正儿八经地交验证件之后,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地进了大门,向他当时无公可办的专员办公室走去!
  我一直等着同他交谈的机会。按说,同在一个机关,去拜访他一下,聊上几句也不为过,他总不至于把人推在门外吧。但既然耳闻目见的黄维如此这般,我就不想去自找没趣了。
  那时候,黄维同其他文史专员一样,到机关上班只有一项任务:参加一周两三次的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其他时间不过是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读读政治书籍而已。
  当时黄维开始参加专员组的学习,后来才转到政协直属组学习。笔者不在专员组工作,但每次学习的简报都能读到。时间一长,我发现黄维每会必到,却从未看到他有过一次像样的发言。自1975年底至1978年初,我印象深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黄维参加学习组后,长时间一言不发。但有人反映,他又在鼓捣他的“永动机”了,晚上在家里弄,白天人到机关,脑子里仍在转“创造发明”,还是逃避政治学习,故伎重演也!但我记得,由于黄维在这一阶段的确从未公开提出研究“永动机”一事,因此政协机关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过。
  黄维经多次动员,拿着别人捉刀代笔的稿子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他吐出了这口闷气。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当时有位主管领导出了一个“高招”,让黄维登台作大会发言,用以证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要黄维担此“重任”,困难自然较大。首先是黄本人不愿登台–他连小组会都不张口,又怎么可能上台作大会发言?无奈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经多次动员,黄维推辞不了,最后声明他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现成的稿子,他可上台念一念。于是,捉刀代笔,上纲上线,很快起草出高调门的发言稿。“秉性固执”的黄维也终于抵挡不住压力而登上了大会批判的传声台。由于新华社报道政协此次大会的消息时提到黄维登台发言,政协很快收到匿名信和匿名电话,责问: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大人(邓小平–笔者注)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统战部、政协的负责人干什么的,新华社何以这样有眼无珠,脑子发昏到这种程度!云云。此事一开始虽尽量保密,但终于无效,很快传开了。最后传到黄维耳里,他开始还沉默不语,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才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撰文登报声明。”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偏偏还有人做他的工作,说黄没有错,要“坚定”,不要理“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几个苍蝇嗡嗡叫”。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黄维才有吐出这口闷气的机会,但他的话很简单:“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1978年2月黄维当上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常委后,转为参加笔者担任小组秘书的直属组学习。他依然发言甚少。当时的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四人帮”,虽还不让彻底否定“文革”,但实际上已有所批评了。几乎所有到会者均发言热烈,有时声泪俱下。因黄维总是沉默不语,召集人几次动员他“随便说说”,“有什么说什么”,他才操着浓重的江西贵溪口音开腔说:“‘文革’十年,我有八年尚在狱中。现在看来,那时坐牢的比不坐牢的强,起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挨打受骂,更没有丢了性命,而且吃穿都有保障,我们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至于‘四人帮’是怎么上台的,‘文革’这样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我这个尚在狱中的人未能亲身经历,实在是说不清楚。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有了这个沉痛的教训,我想共产党和全国老百姓都会长见识,长记性。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老百姓都为此付出眼泪和鲜血,这个代价将会大大地促使人们觉醒,认清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我个人微不足道,‘文革’赶上个尾巴还铸成过一件终生的大错,错得不可原谅!但我同各位一样,愿意引以为训,以自己的残年薄力,为重振中华努力。”这段话,是我记忆中黄维在小组学习会上最像样的一次发言。
  黄维:我反对特务手段,只要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
  我个人首次与黄维直接交谈,得缘于一个未曾想到的机会。
  大概是1976年二三月间,政协传达室忽然告诉我,说大门口有老家的亲戚找我。一问是来自江西贵溪的。我的家乡是在浙江江山,紧挨江西省边境与贵溪相距一百多里。来人不等我张口,就带着恳求的眼光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我的一位在贵溪火车站工作的亲戚写的。信上说,来人黄××,是他的朋友,是黄维的晚辈,他出差北京,想见见这位有名气的长辈,自黄维被特赦见报后曾写过信,但未收到回音。听说黄维分配在政协工作,希望我助一臂之力,让来人同黄维见上一面。我望着眼前这位30来岁的贵溪人的目光,不好意思拒绝,便说可以试一试,见或不见要看黄维自己了,因为我担心,脾气古怪的黄维未必能轻易见客。但出乎意料,黄维不仅立即答应,而且精神一振–一种明显的忽闻“故乡来故人”的兴奋的神情。见面时,黄维要我留下一块谈,并说江山是江西玉山的邻县,我们也可算是同乡人了。接着黄维就同他的这位不相识的家乡晚辈交谈起来,讲的是贵溪土话,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主要是黄维不厌其烦地询问家乡人事的变故,城乡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来人最后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黄维连连点头说:“那一定,那一定。”
  长谈结束时,黄维大概觉得把我晾在一边太久,便主动与我谈话,说:“我不知道你是江山人。江山我去过,地方不错,国民党时代出特务,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都是你们江山人。我是军人,前半生为国民党效忠,也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了,但我从前就反对这种特务手段,贵同乡戴笠红得发紫时敝人就离得远远的,只要我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江山地方不大,你的家庭长辈中有没有吃军统这碗饭的?”我答没有,但老师、熟人、远亲中有,他们或者跑到台湾去了,或者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镇压了。他听罢一笑,说:“我要是共产党,也要先杀一批军统分子,他们杀人太多了,不但杀共产党,而且还要杀亲近共产党的人,包括国民党的异己分子。我们这些军人也杀人,但那是在战场上,明刀明枪,同他们不一样的。”
  这首次见面的印象,改变了我过去以为黄维高傲自负因而也不善谈的看法。自此,彼此见面也点头打招呼了。
  黄维说,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他坚持要重游“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视察,黄维以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这个团,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我是这个团的工作人员之一,对他照顾较多,彼此多次长谈。
  值得回顾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坚持要重游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一是他向我盛赞他的北伐时期的老上级、原国民革命军独立二十一师师长严重。
  政协视察团到上海的第二天,黄维就私下向我提出,能不能请示团长,让他重游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因为他知道,这次视察团是集体行动,任务是考察上海企业经济管理和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
  我报告了团长,但团长只答复要研究研究,理由一是在京时宣布过不组织个人视察活动;二是“八一三”旧址是国民党抗战的战场,以黄维现在的身份,公开地在旧址出现,当地的干部和老百姓会怎么看?这话我自然不能直接转告黄维,我只转达团长说要研究一下,看组织这次活动地方上是否方便再定。没想到我的话声刚落,他竟冲着我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八一三’淞沪血战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指挥的一个师伤亡过半,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我不赞同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初的‘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应该在抗战史上写上一笔。你向团长反映,我只要求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一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前往。”
  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我们过去宣传甚少,直至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才以较大的篇章在报刊上宣传介绍。像黄维这样在1979年12月就作如是说,并坚持要重游旧址,又一次使我领教了秉性固执的黄维将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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