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王东成: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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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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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7日, 6:16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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