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安立志：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历史必然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前几年曾经读过，本想写点感受，一直未能动笔。春节假期重读，仍然感到了思想的震撼。1970年代初，我还在读中学，林彪事件之后，根据领袖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对于中央指定的六本马列原著，曾经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地通读一遍。时移势易，经过1990年前后的政治动荡，仍然将马列主义作为神圣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特别是苏联作为第一个按照这种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回头再读普氏在建基之初对这个政权作出的分析与预测，如同冥冥之中的谶语，大部分论断竟然应验了，令人不胜唏嘘。然而，普氏的遗嘱并不是玛雅人的“德雷斯顿抄本”，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历史必然，正如他在遗嘱中所说，“一个懂得过去，明了现在，认识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继承性和制约性的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

　　我对近几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状况不甚了然，凭感觉似乎已经没有先前的热情与动力。偶见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在列宁的故乡，曾经遍布全俄的列宁铜像余者寥寥，位于红场的列宁遗体也在讨论迁移。但在中国媒体上，虽然对斯大林体制有所反思，但是列宁主义仍然是不可碰触的禁区。不可否认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从建立到解体，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链条，作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不可能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作出断然的、彻底的切割。普氏的政治遗嘱，针对的是布尔什维克建政之初，自然不可能不涉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为了避开这个禁区，我们毋宁这样来理解，普氏的分析与预测，针对的主要不是个人，而是这个党奉行的主义和策略，以及这个政权的性质与施政。作出这些说明是必要的，目的在于避免无端的误会与指责。

　　目前，在我国媒体上，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评价，基本上还是传统观点。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公认的学识渊博而又最善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家。他在20岁时就在彼得堡组织了俄国第一次工人示威，发表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演说。1880年初，为了躲避沙皇政府的通缉被迫侨居国外。他在国外期间，同欧洲著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盖德、伯恩斯坦等人交往甚多，特别是他与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以其为导师。1882年，他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而此时的列宁还是一个12岁的少年。1883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奠定了基础。1895年，普氏在瑞士初次会见了以疗养名义出国的列宁。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后，普氏成为领导者之一，并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会议。恩格斯在看过他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后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许多年后，列宁也认为，普氏《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在俄国的出版，“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与布尔什维克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此后对十月革命又持反对态度。这篇《政治遗嘱》是普氏1918年4月在病危中口授的，由密友捷依奇笔录，经过尼热戈罗多夫曲折而又戏剧性地秘密收藏，终于在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面世。而这时距口授这篇遗嘱的时间已经81年了。遗嘱中预言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崩溃竟然令人不可思议地应验了。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第二期翻译出版了这篇《遗嘱》，同时翻译出版了遗嘱收藏者、真伪鉴定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的回忆与按语。

　　这篇遗嘱的确非同凡响，20世纪的历史走向与发展趋势，竟然与其遗嘱中的预测出奇的近似。下面仅就遗嘱中的几个要点作点介绍与评议。

　　一、对资本主义发展走势的预言。与马克思一样，普氏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预测，也是从解剖资本主义入手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朝着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就不需要掘墓人。”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从许多方面证明了这一预言。虽然资本主义世界目前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但其成熟的代议制政体、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富于活力的科技创新机制，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劳资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也得到极大缓解，从而体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普氏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即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也在许多发达国家得到印证与体现。他不同意列宁关于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点，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由于大量“接受和适应社会主义个别思想”，资本主义逐步体现出较多的人道的、民主的、公平的色彩。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增强了资本主义抵御风险、克服危机的能力，从而增强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这在由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党）执政的欧美国家特别是北欧诸国，得到了全面印证，甚至这类国家应当叫做民主资本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都成了学界讨论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国门的开放，人员的流动，交通的发达，信息的畅通，西方发达国家民众与社会的富足、公平、和谐与稳定，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之，从20世纪之初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运动，经过不到百年的发展，在1990年前后，竟然由于自身的、内部的原因遭受了重大挫折，苏联政权分崩离析，东欧诸国纷纷易帜，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陷入低谷。社会主义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试验，付出代价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所幸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众幸免于这种代价昂贵、损失惨重的社会试验，从而维持了他们基本的幸福与尊严。

　　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预言。普氏言之凿凿地作出判断——“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他是从阶级结构的变化着手分析的。他认为，随着电力和其它科学成就的运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无产阶级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样子。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无产者怒气冲冲的情绪，通过提高工资、社会保障、职工持股等措施，不仅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压力，缓和了社会矛盾，而且“无产”阶级自己也逐渐被“消灭”，从而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在无产阶级被“消灭”或被减少的情况下，当然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了。值得注意的是普氏对知识分子的分析。“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最有学识的阶层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进的思想带到群众之中去。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我毫不怀疑在不久的将来知识分子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变成一个异常有影响的特殊阶级，其人数将急剧增长，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产力、研制新机器、新工艺和培养有很高学识的工人。”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存量概念，他指出，“为了操纵复杂的机器，将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识，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物。……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来说，已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大量工人转变成为知识分子，正是阶级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路径。为此，他断定，“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他进一步认为：“格外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历史社会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而这些范畴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普遍性，一面是阶级性。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性的体现者，而这一性质是全人类的，它必将对社会各个阶层产生有益的影响，从而为缓和阶级矛盾发挥不断增长的作用。他坚定地相信，“在事态发生这样的变化时(如果这发生在马克思生前)，马克思本人也会立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也有罢工、也有抗议，甚至美国近期还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已经得到根本性的缓和，这是因为占社会主体地位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稳定社会的基本因素。正是由于阶级构成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谈论无产阶级革命或者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可思议的。

　　三、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垮台的预言。普氏斩钉截铁地指出：“布尔什维克及其已失去阶级特性分子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垮台。这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普氏在这里讲的是布尔什维克的两种元素，一种是政权组织，一种是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发展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否定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政治上层建筑更像君主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不像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而这引起的危险是，由于缺乏民主，群众文化低下，觉悟不高，国家可能变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封建主，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这几乎是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百年宿命。普氏的断言并非诅咒，他从分析俄国的客观历史条件、事态发展的逻辑、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导致的行动着手，断定“他们在巩固他们政权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四个危机。他们执政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们栽在其中的哪一个危机上。”这些危机依次是饥荒危机、经济破坏危机、社会结构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他预测说，“在这第四个危机中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从内部解体”，但“解体的过程可能拖上几十年”，这是因为“俄国从来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加之这个政权可以借助高超的蛊惑宣传、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得到加强。”苏联解体后，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在总结其历史教训时曾经指出：“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南风窗》2009年第24期）这三个垄断，可以简单概括为“垄断真理、垄断权力、垄断利益”。果不其然，在普氏口授遗嘱的73年以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果然“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了。而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2012年第二期《人民论坛》）这个不得人心的政权终于合乎规律地走向了自己的墓地。

　　四、对布尔什维克性质的预言。值得注意的是，普氏将所谓“十月革命”称为“十月政变”，并对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政变”中及其以后采取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与波兰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的看法是一致的（参看拙作《来自卢森堡的批评》，载2009年《民主与科学》第二期）。他从新政权的运作中看出了问题:“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基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从历史和逻辑上，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演变路径作了如下描述：“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阶级恐怖→全国恐怖”，这样一条路径，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俄国社会基础的两大基本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命运是悲惨的，“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途径将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在这之后，从列宁到斯大林，无论是余粮收集制，农业集体化，肃反运动，还是古拉格群岛……无数残酷的历史事实，甚至比普氏预言的更加野蛮、更加残暴，更加惨无人道。普氏不无悲哀地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

　　五、对布尔什维克党员的预言。普氏在遗嘱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大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