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郑永年：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挑战与机遇

　　摘要：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包括三个主要维度：开放政党、精英竞争与公共参与。第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开放，而这种变化正在导向一种开放的政治体系。第二，政治精英之间的有限竞争，正在这个开放的政治体系中形成。第三，在这种政治竞争的背景下，社会参与逐渐得以实现。总之，开放、竞争与参与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三个核心特征。尽管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这些特征正在形成，但在实现这些政治价值上，未来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党内民主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开放；社会参与；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评估

　　近年来，学术界与公共政策领域对中国模式的广泛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而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探讨。然而，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在中国文化的特定背景之下，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因素。正是在政治与政治因素的驱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以形成。因此，政治才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但是，由于政治领域的敏感性，人们对政治的讨论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然而，要科学、客观地理解中国模式，就必须考量中国政治模式的问题。缺乏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深刻理解，我们就只能设定“中国不应该做什么”，而不能指明“中国应该做什么”以及“政治改革应当如何开展”。

　　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就是中国当前的处境。改革早期，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依旧健在，那时中国还具备政治改革的条件，中共的领导层也有能力动员资源，实现改革目标。如今，在强人时代过后，中共的领导层受限于内部的相互制衡。多年以来，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已经明确了“不能做”的领域，其中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联邦制。如果“不能做”继续成为权威当局的关注点，那么这个“不能做”的领域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然而，党“能做”什么，以及经济增长能否解决中国日益增加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层就需要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对现存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如何去发现根本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核心。要回答这些疑问，我们首先要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模式进行解释与理解。

　　中国模式并非一夜形成，它是在中国政治实践过程中日渐形成的。这种实践模式，可以是隐性的、非正式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制度化的。因此，探求那些隐性与显性的行为模式，对我们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轨迹，正是由它们塑造出来。

　　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通过对传统中国政治的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观察，我认为，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恰当地总结中国模式。这三个概念是“开放政党”（ｏｐｅｎ　ｐａｒｔｙ）、“精英竞争”（ｍｅｒｉ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与“公共参与”（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政治开放，是精英竞争与公共参与的前提条件，也是其最重要的指标。在当代中国，“开放”通常用来表示中国对他国的开放，而在政治领域，“开放”意味着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团体开放，精英竞争与公共参与二者均源于政治开放。竞争并不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自由竞争，也存在于被挑选的精英之间有条件、有限制的竞争。而挑选的标准，就是这些精英在管理国际事务、社会事务与经济事务中的专业水平。换言之，那些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有能力的个人，在竞争政府职务之前，首先要被挑选出来的，这正是中国精英政治的悠久传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支柱，其开放性也就决定了整个中国政治体系的开放性。考察中国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就是考察中国共产党通过从不同社会团体选拔精英的方式，如何逐渐地、缓慢地向社会开放其政治过程。开放性是竞争的前提。没有政治过程的社会开放，精英人才就很难进入政治过程中去，竞争也就无从谈起。政治过程的闭合则意味着，政治过程被现存权力者所垄断，而社会被阻挡在外。竞争并不意味着单纯的西方式选举，而是一种挑选之后的选举，或者说是一种以精英管理为基础的民主。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之下，任何政治竞争都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与西方的政治竞争受制于经济因素（如选举资金）不同，中国的政治竞争更主要地受制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而经济因素对政治竞争领域的作用尚未凸显。公共参与指的是不同社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这就是中国的“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竞争是参与的前提，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公共参与不仅可以在人才挑选过程中得以体现，还可以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得以反映。

　　开放、竞争与参与三要素，嵌入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之中。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三要素也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当中。历史表明，中国政治的起伏变迁，与开放的程度紧密相连。当政治开放时，竞争产生，社会便拥有了参与的机会，这一过程转而促使善治实现。反之，当政治封闭，竞争消失，社会变得与政治无关时，政治衰退也随之而来。

　　二、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性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开放性历来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与其它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是世俗化的。宗教文明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相比之下，世俗文明则更强调“包容性”。包容性意味着开放性。比如中华文明，它常以开放而非排斥的姿态，共存于其它文明之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汲取了其它文明的许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佛教文明的成功吸收。诚然，每一次对外来文明的内化，在最初的阶段都曾引起了各种冲突，带来了不小震动。然而，每一次对外来文明的兼容并包，都使中华文明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与发展。

　　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政治，或者说皇权的行使过程，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皇权，作为古代中国国家的象征，在绵延了数千年之后才被西方的现代国家击溃。正是这一系统内部的动态变化性，帮助中国的古代政治体系避免了重大的革命性变迁，使其得以延续数千年。在近代，当中国屡次战败于西方国家时，人们常常归咎于帝王之责。然而，对皇权的简单否定，并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显而易见的是，在开放程度上，中国的帝国体系要远高于西方现代国家出现前的封建社会。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官员的职位却是向社会开放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君王享有对国家的“所有权”，而向全社会开放对国家的管理权。虽说君王及其家族独享皇权，但除了帝位本身，其它任何职位都不具有世袭继承的合法性，中国与欧洲政治家族的世袭继承体系有着巨大的差异。

　　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的，还有行政权力，科举制度将这种开放性高度地制度化。从理论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实践中，皇权可触及的范围，则是有一定限制的。由于政府拥有实际的管理权力，所以皇帝常常是“统而不治”。的确，古代中国的这套复杂的官僚体系，后来被欧洲人发现并受到了欧洲人的高度赞赏。并且，行政权力的开放性直接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古代中国仅有“阶层”与“阶级”的概念，而没有在其它社会中流行的“氏族”或“种姓”。阶级与阶层是开放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其所属的阶层或阶级。相反，氏族与种姓则是不可变更的，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因此，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教化的，而每个人都可以在教育中改变自己。在儒家思想中，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教育正是改变人性的根本。人，也因之区分成有教养和无教养的两类。

　　中国的世俗文明可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正是与这种开放的本性密切相关。不过，传统文明的这种开放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曾一度失去自信，逐渐隔绝于外部世界。明朝时期，朝廷终止郑和西行就是一个例子。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与“排他性”是不同的。在中国，“封闭性”仅仅是自我防卫的一种体现。长城的修筑、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些都是用来保护国家而非排斥外来文明的。因此，当中华文明重拾自信时，便又恢复了它开放的姿态。另外，皇权本身是对古代中国开放性的最大限制，或者说最大敌人。皇权所具有的排他性、垄断性与世袭性，都与开放、包容格格不入。改变的唯一办法，就是一次次的革命，一次次的朝代更替。正如其他社会一样，中国皇权的封闭性，直接导致它最终走向了衰退与灭亡。尽管在其它社会中，皇权被边缘化，仅成为一个政治象征，但中国的皇权，却被一个现代组织化的权力所取代，这个权力，就是政党。

　　三、从传统帝制向现代政党的转变

　　中国古代王朝虽绵延数千年，却在西方现代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在清王朝覆灭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一次最重要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向现代组织化权力———政党权力（“党权”）的转变。这次转型，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具有最重要的文化意义。因此，虽然拥有相同的名称———“政党”，但从一种文化视角入手来考察中国政党体系，要比简单地从西方语义上理解更有助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回答。在学术界，学者们通常以看待其他国家执政党的方式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尽管在形式上，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具有相似性，特别是与其他国家中的列宁主义政党相似。但是，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意义上具有显著的不同。

　　在多党制体系中，不管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政党通常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中的局部利益，也就是个别团体的利益。“党”一词的本意指涉的就是部分人群，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其自身的开放性。如果一个政党要掌握政治权力，它就必须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此外，如果在一个政党的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有冲突，它的内部成员还可以分别成立新的政党。这种现象，可以称作“外部的多元主义”。“退出”是时常存在的。同时，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一个人不满意政党Ａ，他还可以转向政党Ｂ、政党Ｃ或者其他。这样的政治过程，衍生出了政党的动态性，迫使政党通过开放，以吸引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当代中国，尽管有不少的民主党派与政治组织，但中国共产党依旧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的党派与政治组织，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过程来参与政治，而不能与其竞争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支配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自从１９４９年建国以来，这种支配性就不曾改变，而在可见的未来，它的这种支配性也不太可能发生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存在与发展需要这种支配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支配性地位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根基。中国漫长的历史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政党的概念。而与现代政党概念相对接近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朋党”。虽然“朋党”常常存在，但它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却没有任何合法性。在每一个朝代中，都频繁上演着对朋党的打击与镇压。

　　在中国，现代政党的概念来自西方，但其含义，自它引入之时就发生了变化。多党政治传统的缺失，使中国缺乏多党竞争的文化基础。而中国文化更偏好一元的权威。这种一元的权威，在古代是皇帝，而在现今就是一个组织，比如政党。在过去，人们渴望一个良善的帝王，而在如今，人们则希冀一个政党的正确领导，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人们拥护的对象从帝王向政党的转变，正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社会中的许多人，是以看待帝王的方式来看待政党以及政党领袖的。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暗示着，政党在中国，几乎不能发展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不过，中国政党在组织形式上又与传统的帝制有所区分。传统帝制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家天下”的统治。相反，政党供给的是一个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和不同社会利益、并具有开放性的政治过程。尽管在结构上，传统帝制与现代政党有些相似之处，但后者却拥有前者所不具有的开放性。因此，传统帝制因为其载体是个人与家庭而无法民主化；而现代政党的载体却是组织，这就为民主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四、一党执政下的开放政党体系

　　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逐渐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种种特征，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正是这一点，使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相比，显得独树一帜。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