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盛邦和：中国：“海国”还是“陆国”？“海权”还是“陆权”？

　　中国是“陆缘国”——大陆边缘的国家。一边连接大陆，一边毗邻海洋。中国龙是“两栖”龙，可以爬回尘土，也可游向海洋。去做“陆国”，成为大陆体系的一员，还是做“海国”，走出海洋的路线？是做“陆权”的国家，将心思退回亚洲的“大陆”，还是宣明“海权”，将目光转向太平洋的航路。多年前的魏源对我们说过了：中国当是“海国”，中国当争“海权”。中国需要海运、需要海商、需要海军、需要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海国”思想的逻辑主线。 1

　　一、海运思想的坚持

　　中国是大陆国家，重陆轻海，海洋在中国人心目中缺乏地位。在运输方面，重视陆运、河运，忽视海运。虽然中国有许多江河，不乏优良的水道，然而被西高东低的地形所决定的东西向流向，给南北走向的水路运输带来困难。自隋炀帝开凿运河，中国南方漕粮百货都通过运河运输到京城及北方地区。

　　至道光四年冬，情况发生变化。当时清江浦高家堰决堤，运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水流量减少，漕船搁浅，河运阻绝，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为此，道光帝令漕运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等督抚大臣，讨论海运代漕事宜。 2当时许多大臣都主张借黄济运，而坚持海运代漕的则有齐彦槐、包世臣等人。

　　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中说：“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阻深，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包世臣对此三个论点一一加以驳斥：第一，对于“洋氛方警，适资盗粮”这个理由，包世臣认为北洋水浅多礁，而盗船皆鸟船，吃水重，遇礁即碎，故盗船不可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第二，至于“重洋阻深，漂没不时”，包世臣根据考察结果据实力争：航海沙船每年往返南北四、五次，每岁漂没海难的总数“不过千百分之一”，而“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第三，所谓“粮艘须别造”，也不成理由。事实是，粮艘不须“别造”，柁水也不必“另招”。海运漕粮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船商”担当。经过仔细调查他发现仅上海就有沙船三千五、六百号，船主大体是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其多者，一名船主拥船只四五十号，故曰“船商”。康熙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运到上海每年有千余万石，而布匹、茶叶等江南货物也由沙船运至山东直隶、关东等地。沙船有会馆，设有董事。上海等地民间海运行业既已如此组织严密，规模宏大，经验丰富，将南漕海运的事交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至于运费支出事宜，包世臣也考虑到了。“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四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五升……合计南粮四百万石，不过费水脚百六十万”。 3

　　在坚持海运代漕的问题上魏源与包世思想上如出一辙。他同样认为，“海盗”、“风涛”、“霉湿”，都不能成为反对海运的理由。推行海运，海盗确为一难，但海盗多出南洋。南洋水深多岛，海盗多驾所谓“鸟船”，其“船锐底深”，适合当地水情，而北洋水浅多礁，鸟船不敢“越吴淞而北”。所谓“风涛”险阻。其实“大洋飓风，率在秋冬”，若是夏春航行，“有顺利无暴险”；所谓货物“霉湿”。设若运河运输，需历时数月，改为海运，“沙船抵京，则不过旬”。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货物霉变的可能也必小于河运。再则，海运在中国已有先例，南方珠兰、茉莉等，北方豆、麦等，已“由沙船载之而北，运之而南”，并没有出现过严重霉变的问题。另外，海船结构较河船复杂。船底有甲板，船舷有水洞，自可防水，霉变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他强调：运河淤塞，日甚一日，河床加高，险情不断，变河运为海运，已成无奈必行之举。

　　变河运为海运，关系重大，所考虑者为“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 4其结果将达到“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 5。魏源特别提到，推行海运，运营方法当非“官营”，而是“商营”。“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 6保守派之所以反对海运，是因为他们结帮营私，中饱私囊，形成非法利益集团，利用河运获取巨大经济收益。因此，必须“尽革中饱蠹弊之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魏源还建议“沿海皆行票盐，尽省浮费，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并可化枭为良以助兵”，并设想使“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 7

　　在麦金德看来，采用某一种航运方式可以决定一个地区的文明方式，“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萨拉森人和维京人是靠近海航行来掌握统治权的。” 8麦金德认为，河运造成中国、印度等国家等农业文明，而海运则成就了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

　　在长距离运输方面，海运比河运价廉、便捷，运量也大，海洋势必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河运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运输与交易，而海运的推广，将使人们放眼于世界性贸易。海洋让人联想到全球性的国际市场，这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那些重视海洋功能，积极主张与实施海上运输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型的市场型工商国家。只有那些国家重视海运的国家，通过海运走向海洋贸易的国家，才有可能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宛如在农业国家，渠道与灌溉对于植物的生长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在工商国家，海运与航线与这个国家的富强与活力休戚相关。由“海运”走向“海商”，由“海商”走向世界“海洋市场”。从经济意义上说，这是世界强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而海运则是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魏源海运思想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倡说与引导中国走出这重要的“第一步”。

　　二、“海商”精神与世贸思想的阐扬

　　在主张海运的问题上，包世臣和魏源站在一起，但面对中国要不要在海运的基础上发展“海商”，即国际贸易，包世臣的思想却落后了。包世臣认为：“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英大于是” 9。龚自珍也曾认为：应将“关税定额陆续清减”，“国家断断不持榷关所入”。可以说，包世臣是接受了龚自珍的思想，对于中国加入国家贸易一事，持保守观望的态度。

　　主张“大历史”观的黄仁曾说：“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人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 10近代史上包世臣和龚自珍不在顽固守旧之列，包世臣力主海运，就说明这一点。然而即使这样的先进思想者，一旦要他们吸收“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会犹豫不决，此乃中国“旧式农村的习惯”太沉重，而这样的习惯正是产生于“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

　　与龚自珍、包世臣等人不同，魏源思想开通，目光较远。他主张国际通商，发展海洋贸易，意志坚决。他倡导“互市各国”，“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他对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情况作具体分析：以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东与英贸易出入之数，共计英国船购出广东货物21，816，000元。英国进口货14，478，000元，少于出口货合银价700余万元。假如没有鸦片贸易，“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元”。

　　他主张在断绝鸦片输入的基础上，打破壁垒，货物互通。“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这样，“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外商可转谋“自然之利”，中国可免烟毒病民与白银外溢。中国大宗出口资源为茶叶与湖丝，可尽量出口。西洋棉花、洋米、呢羽，则可适当进口，“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魏源提出货币应以“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为之，力主白银本位；发行货币，应“一主于便民，而不在于罔利”，力阻滥发纸币，而使物价腾贵。他建议开采银矿，增加银源，还可以仿效西方铸造银币，“仿番制以抑番饼”，抵制外国银元的垄断地位。 11

　　中国古代忽视海洋贸易。近世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虽有“朝贡贸易”，但是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清朝“净海”，日本“锁国”。沟口雄三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一种以儒教为中心，以抑制商业为特点的“东亚文明圈观念”。如果说中国明代时期还出现过远洋航行的萌芽，让这样的“萌芽”发展下去，中国很有可能逐渐产生类似“西洋”的国家贸易。由于蒙古、女真的入主中国与元、清两朝的建立，这样的可能性终于消散。“波斯人任何航业也没有。当他们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们便把本国原有的这种精神带到埃及去，因此，航业废弛到了极点。以致希腊的君王们发现波斯人不但对推罗人、以东人和犹太人在大洋的航行一无所知，就是红海的航业也一无所知。” 12这里有一个“文化覆盖”的推断，这就是无论元、清，都是草原帝国的后裔，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绝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奠基于草原沙海之上的“内陆”气质，这是他们的“原有的精神”。如同“任何航业也没有”，反对航海的波斯征服了埃及，把波斯的内陆精神带到了埃及。并“覆盖”了埃及的原有精神，使那里的“航业废弛到了极点”一样，元、清两朝的文化覆盖，使用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仅有的一点可能化为乌有。

　　中国近代史成为国家的战败史与民族的悲情史。中国战败，先败于鸦片战争，后败于甲午战争，再败于八国联军。始败于南海，后败于北洋，再败于北洋，都败在海上。历史转移到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大海运时代、大海商时代、大海军时代、大海权时代。不管愿意不愿意，事实已经说明：要想“强国”，就要海运致强、海商致强、海军致强、海权致强。魏源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历史学家。他亲见鸦片战争的惨败，未见后两次的失败。但是他著《海国图志》，已经预示一个道理：中国需要海运、需要海商、需要海军、需要海权。不可设想，一个不要海运事业，否定海商发展、拒绝世界贸易的国家，会有建立强大海军的理想，会有维护坚强海权的力量。魏源主张海运，进一步主张海商，这个“海商”的广义诠释就是世界贸易。因有海运、海商，就有保护海洋利益，需求海权的要求。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

　　三、建立新式海军，强调中国海权

　　中国近代以来遭遇外国侵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为俄，其二为英，其三为日。三方面的侵略都给中国带来深痛巨创。魏源所撰《圣武记》中，有《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与《俄罗斯附记》，记俄国事情。魏源认为“俄罗斯国至明始大，其地袤络满洲、蒙古、新疆之西北疆，与中国相首尾。”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初俄罗斯东边接黑龙江，江者以外兴安岭为界。当明末季，我大清方定黑龙江、索伦、达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东北际海，而俄罗斯东部曰罗刹者，亦逾外兴安岭侵逼黑龙江北岸之雅克萨，尼布楚二地，树木城居之。”到康熙28年（1689年），签《尼布楚条约》，“一循乌伦穆河上游之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罗斯；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呼纳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乃归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咯尔咯东部之库伦，而立石勒会议七条，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于黑龙江西岸。” 13由上可见，魏源起初关注西北边防，且聚焦于俄国对中国的侵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源把关注的目光从陆防逐渐转移到海防。他根据《明史·兵制》，将当下英夷（英国）与明代倭寇进行比较，指出有三方面的不同：第一，倭寇长于陆战，而短于水战，缺少强大的船队，“船不敌而而火器不备”，与此不同，“英夷”则“专长战舰火器”。第二，“倭专剽掠沿海，迹同流贼，红夷则皆富商大贾，不屑剽掠，而藉索通互市为名”，同时又以鸦片烟、耶稣教“毒华民而耗银币。”事实也如魏源所分析的那样，列强侵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侵占土地，这在俄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表现得最明显。与日俄不同，英美远隔重洋，占领中国领土有心而无力，因此将在扩展市场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14

　　魏源开初并没有提出积极意义的建设海军与出海作战的思想。“吾之水战火攻不如红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令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他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