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杨德山：中共对“大民主”的认识演变述析

　　【内容提要】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为主要方式的“大民主”，是毛泽东和中共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探索和选择的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形式，随后被倡导并推广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文化大革命”时期更被推向极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遭到党内广泛质疑，并最终被依法取缔。其发展过程曲折多变，原因错综复杂。缕析中共对它的认识演变过程，可以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共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理论的发展轨迹，促使人们对当下群众意志表达方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作进一步思考。

　　【关 键 词】“大民主”/“四大”/毛泽东/中共/宪法

　　以“四大”为主要形式的“大民主”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合理”、“合法”地存续了近1/4世纪。30多年来，学界对之多持批判态度，但对“大民主”的自身演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对其的认识变化未作深究，缺乏应有的历史主义关怀；不少政治学和政治理论作品对诸如“大民主”、“小民主”、“小小民主”、“四大”等词汇的原本意义并不知晓，常常望文生义地使用。本文拟历史地展示这些概念的特定含义以及中共对“大民主”的认识演变。

　　一、探索与选择(1956年11月至1957年7月)

　　“大民主”是毛泽东和中共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1956年2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播、6月波兹南事件的爆发、10月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11月铁托的普拉演说，震惊共产主义阵营乃至整个世界。在国内，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引起党内外干部群众的非议，一些农村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引发农民的不满与抗争，有些学校学生在波匈事件的影响下由对学校管理有意见发展到上街游行示威甚至喊出极端口号①，自“双百”方针提出和推行后知识界有些人开始怀疑中共的意识形态及文艺的价值导向②。对于这些现象，中共高层一方面予以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相当自信：新中国成立后镇反肃反的彻底性、城乡政策群众基础的稳定性和百万干部革命经验的丰富性。他们最为关注的是如何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中汲取教训，寻找到克服官僚主义、密切政府与人民联系的正确方法。通过民主途径纠正官僚主义，是他们此时的共识，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以中共八大文件为例，毛泽东重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刘少奇主张加强对国家机关、政府机关的多元监督，邓小平在认同前两者的同时，特别强调“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③。

　　不过，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匈牙利事件结束后不到一周)时，中共对民主方式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小组长会议和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提出并初步阐释了“大民主”和“小民主”观点：第一，民主的本质在于阶级性，无大小之分，分而论之只是形象化而已，再则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④。第二，“大民主”有两种，资产阶级性质的表现为“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无产阶级性质的则表现为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对一切反动势力的革命运动，“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⑤；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土生土长，经过斗争考验，不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只有官僚主义者、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教授们才不喜欢、害怕、反对它。第三，“小民主”就是“整风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⑥，“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小民主”的方法而不是使用武力来解决⑦。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总结波匈事件教训时强调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方法除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批判教育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个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⑧。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是反对“大民主”的。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一些人认同波匈事件中的“大民主”方式提出尖锐批评，并认为党内出现这种现象与许多党员出身于非劳动阶级家庭、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立场不坚定有关。他表示即使中国发生波匈式的“大民主”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着无产阶级的专政力量，绝大多数群众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极反动分子是少数人，而向往波匈式“大民主”的人最终暴露的只是他们自己。对于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毛泽东主张用“小民主”的方式解决。2月16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的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负责人会议的讲话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重要讲话，以及3月1日他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讲话中，在对民主和自由的本质特征加以说明的基础上，对“大民主”的适用对象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其一，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历来是对付阶级敌人的，现在搞“大民主”不合适；其二，少数人想用波匈式的“大民主”整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是怀有敌对情绪的；其三，欣赏追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民主”(议会制度、政党制度、新闻自由等)而贬低和反对中国式民主的人不了解民主、自由的本质，不懂世界上的具体情况⑩；其四，他主张用“小民主”方式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他回顾了“团结—批评—团结”由党内到党外的实践运用历程，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11)

　　1957年3月10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进一步提出，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有缺陷和教训，不适合现时代。他还形象化地提出要搞“小小民主”：“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在12日的讲话中，他提出，对即将开展的整风方式，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办法。(12)从3月17日至4月上旬，毛泽东在南下阐发“正处”思想时，对民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主要包括：民主在本质上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作为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为提高人民生活服务的；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满意和许多错误议论，我们应该采取“双百”方针，在讨论和辩论中去解决，而不能采取高压政策；等等。

　　稍作总结就可以看到，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前，毛泽东对民主方式——“大民主”、“小民主”、“小小民主”的认识和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如何看待国内当时出现的“闹事”现象，毛泽东的观点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他认为一些地方发生的“闹事”现象(诸如农民打扁担、打石头、打锄头，工人罢工上街、学生罢课上街等)是人民自发地对付官僚主义者的“大民主”，值得同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13)。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他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少数人“闹事”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除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外，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对“闹事”态度，一是不提倡，二是尊重宪法，有人硬要闹就让他们闹，最终暴露问题，弄清是非，锻炼群众，让无理取闹者和坏人闹输；闹得对的，我们要承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并改正，不对的要驳回去，不要轻易使用武力。对闹事的人要采取分化工作，引导、教育多数；就是对那些敢于带头闹事的人，也要进行教育，使之变为有用之才；对于少数坏人，不抓不关不开除，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之孤立，利用他们做反面教员，对极少数严重犯罪分子必须实行专政。(14)但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的看法又有新变化，认为在那些因官僚主义盛行，无法实行“小民主”，甚至任何民主都没有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15)。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他进一步认为，“闹事”式的“大民主”有一定合理性，要是搞得一点民主也没有，官僚主义十足，大民主不许可，小民主也没有，甚至于小小民主都没有，横直是不能解决问题，那就要逼上梁山。我看在那种情况下，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16)

　　毛泽东关于“大民主”、“小民主”的多数观点为中共其他领导人接受，并有所发挥。他们都反对波匈式“大民主”，同情但不赞成“闹事”式的“大民主”，主张用和风细雨式的“小民主”解决党内和人民内部问题，而且他们进一步认为，如果不发扬“小民主”，就势必出现“闹事”式“大民主”，最后很可能演变为波匈式“大民主”。如刘少奇在1957年春天的调研中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必须允许人民群众采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不允许小民主，不经常采取小民主的办法，势必要来个大民主。”(17)同一时期，邓小平也指出：“我们把不断地解决问题当成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比较有利，因为人有‘气’总要出。出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集中出，一种叫分散出。小出‘气’了，就不大出‘气’了；有‘小闹事’，就没有‘大闹事’了；有‘小民主’，就不‘大民主’了”，“要避免群众闹事这种‘大民主’，就必须搞好经常的民主生活这种‘小民主’。没有‘小民主’，一定发生‘大民主’”(18)。

　　尽管党内高层在“小民主”运用的细节认识上不尽一致，但在通过“整风”这一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小民主”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的看法是相同的。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运动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象是党内一些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小民主”方式成为首选，具有创新意义的方式是开门整风，即由非党群众自愿参加，并鼓励干部生活劳动化体验。

　　显然，开门整风在实际意义上是发挥党外民主力量。现实地看，“双百”方针提出并倡行后，知识界虽经近一年讨论但并无实质发展。然而，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在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中间征询意见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对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缺点的批评，成为党外人士参加或组织的会议主题，也常见诸他们创办的刊物上。毛泽东对此予以肯定性评价。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代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欢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继续批判中共的缺点错误，这无疑进一步清除了党外人士对“鸣”、“放”方针的顾虑心理。从5月8日至6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共13次，70多人次发言。与会者在批评党和政府缺点时，对现存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某些缺陷，开诚布公，各抒己见，且相关言论大多在他们掌控的报纸上登出，影响极大。同时，不少省市自治区的教育界、文化界也纷纷召开座谈会，谈“正处”、话整风、提意见、做批评、献良策，当中的言论内容和情形经由报纸广播传播，轰动一时。相对于整风前，这时的“鸣”、“放”就称作“大鸣”、“大放”(19)，而且不少单位还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这些情况形成了整风之初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压力”。不过，在此风潮中，少数人的公开言论已经突破中共的政治底线，即否认基本社会制度和中共领导地位。

　　这些情况出乎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预料，他们自然会联想到波匈式“大民主”，不得不警觉起来(20)。5月15日，毛泽东著文《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21)25日，他公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22)。当然，他还是处在谨慎的观察当中，对此时出现的“大鸣”、“大放”、“大辩论”依然持基本肯定态度，还特别肯定了“大字报”形式，“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