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司马公：《晚年周恩来》的史实错误

　　 2003年4月，总部在美国纽约的明镜出版社出版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该书成为明镜出版社《真相》系列书籍之一。香港《广角镜》杂志2004年3月与4月号刊载署名司马公的文章《我读<晚年周恩来>》，批评此书言论。随后，高文谦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四期对司马公文章进行反驳。2013年10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510期）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的文章，题为《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

　　 以下为司马公《我读<晚年周恩来>》原文：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问世一年了。一年间，这本书被炒得沸沸扬扬。我出于猎奇，买了一本，边看边检阅史料，越看破绽越多，读罢忍不住提笔写这篇文章。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若干，略加考辨，读者可以窥见一斑。

　　 “鞭炮事件”

　　 《晚年周恩来》在引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据说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车。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的传闻不胫而走。书中称这个故事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为剖析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切入点。

　　 书中把“鞭炮事件”称作“传闻”，但从上下文看，它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为毛周关系的典型案例。毛泽东放鞭炮时有谁在场呢？书中没有交代。书中曾经多处引用过张玉凤的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该书第602及603页）。张玉凤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当是可靠的。于是，笔者在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上，翻检到了张玉凤的这篇回忆。她果然在现场，还详细忆述了全过程。摘录如下：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著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顺便多说两句。其一，书中说，按照规定，中南海禁地绝对不准燃放鞭炮。而据张玉凤所谈，毛泽东往年也放鞭炮。这两种说法，我更相信后者。过年放鞭炮是人之常情，毛泽东不单是血肉之躯，还是不受规约之人。何况张玉凤的文章发表在十多年前的1989年，应当更客观些，更无功利心。其二，书中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只有办喜事才放鞭炮，若要办丧事时放鞭炮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红白喜事之说，遇到丧事，敲敲打打放鞭炮，也是常有之事，表示一种趋利避害的祝愿，和“大不敬”风马牛不相及。

　　 故事毕竟是故事。“鞭炮事件”既然靠不住，以下的种种议论可靠性又究竟如何呢？读者一看自明。

　　 “冤家”还是患难之交

　　 孩提时代看戏、看电影，每每要先辨出个黑白好坏、曲直是非。成人了，才知道世间哪有这等简单明白之事。这时，再碰到有人硬要给你个“脸谱相”的时候，那可就要多加小心，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了《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就给人这样的感觉。

　　 《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给人以直挖周氏“祖坟”的架势，从红四军争论到宁都会议，从遵义让权再到延安整风，似乎是在讲一直被中共“讳莫如深”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大陆的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多有顾虑，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则又给人以捕风捉影，隔靴搔痒之感”，唯有该书作者“寓居美国，与大陆学术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写作上的自由。”言谈中，颇有舍我其谁的意气。不过，尽管书中绕来绕去，无非是要证明一点：周恩来是以封建君臣之道来侍奉毛泽东，他的作为“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即使在国家民族陷入灾难之时，也“总是引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而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周恩来，而是带有高氏印记的、脸谱化了的周恩来。

　　 其实，书中描述的这段历史，近些年大陆上早已有不少号称“揭秘”性质的书刊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其真实性如何姑且不论，这段往事并非该书作者所称的“讳莫如深”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留意察看《晚年周恩来》一书注脚上的资料来源，其中引自大陆出版物的就有不少。前不久，大陆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更是披露了不少历史细节，并得到官方称赞，展示了中国大陆尊重历史原貌的趋向。

　　 然而，就是号称“还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在回顾毛周的历史关系时，却回避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其结论的历史事实。这里仅举几例。

　　 其一，宁都会议召开的原因。照书中的说法，会议召开是由周恩来在会议前夕的一封电报引起的。对这封电报的拍发时间，该书作者一会儿说是1932年7月29日，一会儿说是同年9月24日，莫衷一是。据该书作者说，这封电报大陆学者往往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

　　 笔者翻阅了大陆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电报的日期应当是1932年9月24日。据《年谱》记载：“信中针对前方在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以下引用了几段电报内容。

　　 当时，前方军事领导人和苏区中央局在作战行动方向上发生意见分歧。周恩来希望到后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王稼祥、毛泽东等主张会议到前方来开。因此，周恩来在电报中一边表示可以到后方开会，一边又希望中央局全体会议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但是，苏区中央局在9月26日的复电中，坚持“向西进军永丰”的意见，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能开。

　　 就在9月26日这天，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段时期的训令，明确不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这一训令惹怒了苏区中央局。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断然的语气表示：“九月治（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其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书中说了许多，然后笔锋一转，卖起了关子：“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起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该书作者想让读者相信，只有该书说的才是真话，大陆学者讲的你们都不要信。

　　 其实，书中引用的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官方就已公布，其中关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情况，早已被大陆出版的各种书所引用，可谓屡见不鲜。

　　 至于该书作者所说的军事三人小组，笔者随手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周恩来传》，其中是这样记载的。（一）《毛泽东传（1893-1949）》：“经他（按：指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二）《周恩来传》：“毛泽东在1967年一次谈话中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从注释来判断，这两个记载的根据应当是一样的，都是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上面随手捡得的几本大陆出版的书，都远早于《晚年周恩来》出版之时，读者们应当信谁的呢？

　　 其三，所谓抗战初期王明、周恩来联盟。书中对此颇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会儿说“毛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史达林的疑虑”；一会儿又说“毛泽东开始著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对于后者，还说：“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书中前面不是说毛“不免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居于下风”了吗？这里的描述，却似乎一切又都要听从毛泽东的调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阅有关的记载，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后，曾准备由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行至西安，接到毛泽东的急电，要他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入晋事宜。以后便滞留山西，直到11月下旬才回到延安。这时，王明尚未回国。

　　 王明是1937年11月29日回国的。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并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在场的许多人认为王明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便纷纷按照王明的意见检讨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检讨了山西统战工作中过分看重独立自主的问题（按：这不等于是“批评了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按：不是毛泽东一手安排的）：一是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二是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王明应蒋介石的邀请亲赴武汉，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前往。12月21日同蒋氏会谈后，因蒋介石答应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应允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王明感觉良好，便向张闻天、毛泽东和政治局提出留在武汉。23日，王明召开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将两机构合并，白己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王明同周恩来的这种主持与协助的工作关系，一直维系到翌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尽管王明的右倾错误，周恩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同王明仅限于工作关系，就如同他和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的关系一样，从不会超越这种关系而有联盟之说。

　　 其四，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检讨。书中用了不少笔墨，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作检讨，说成是毛泽东既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为了整服所谓“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而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周恩来则“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并从此“洗心革面”，“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由于过去对这类问题披露较少，许多读者看到书中的描述，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表象，把书中所说误认为是真的。

综合笔者看到的材料，周恩来是1943年7月中旬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早已确定，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检讨工作早已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