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舒云：上将许世友与张春桥的“不解之缘”

　　 每个人经历的”文化大革命”都不一样。上将许世友因与张春桥老是冤家路窄，这使他的”文化大革命”别有一番”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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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11月，北京的红卫兵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上边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

　　 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标语。第一批大字报，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温和”，说他骂人打猎喝酒。许世友说，喝酒是好事，打猎熟悉地形，骂人嘛，我不光骂人，也打人，我一直在改。但”大字报”很快升级，造反派还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还扬言要活捉（打倒油炸绞死枪毙）。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上边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许世友无奈，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

　　 “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元帅、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免职的国防部长）、黄克诚（免职的总参谋长）、王尚荣（总参副总长）、袁子钦（总政副主任）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军委副主席）、贺龙（军委副主席）、李达（总参副总长）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军委副主席）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五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国防部副部长）、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接着，军队大院开始轮流批斗。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北京军区受到冲击，造反派甚至冲进保密室。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给中央军委打电话，说首都学生到福州造反，弄得战备都无法搞下去了。再这样，我就上山打游击去了。沈阳军区报告，军区领导机关受到严重冲击，唐子安（副司令员）被造反派揪斗游街，施以肉刑，险些丧命。南京军区报告，军事院校的学生造反，占领了办公大楼，军区机关几乎瘫痪。军区的八个领导被揪斗、罚跪。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许世友是铮铮硬汉，谁不要命谁就上来。少年时他因打抱不平打死了老财的儿子，被迫背井离乡，到军阀吴佩孚手下当了一名下等兵。班长找茬说许世友的被子没叠好，左右开弓打他的耳光。在少林寺练过八年武艺的许世友飞起一脚，把那个鬼班长踢死了。

　　 “文化大革命”初，外省来京开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被保护在京西宾馆和三0一医院。造反派上万人围攻京西宾馆，连冲了好几天，还扬言要用汽油烧掉三0一医院。1967年8月25日，周恩来让宋任穷（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回辽宁工作。江青反对，指使造反派闯入京西宾馆抓住宋任穷和陈锡联（沈阳军区政委），从窗户吊到地面，并扬言往死里打。周恩来得知，命令傅崇碧（卫戍区司令员）把宋任穷、陈锡联从造反派手中抢过来，并指示将他们妥善转移。陈再道、钟汉华更惊险，造反派突破了警戒线，冲进京西宾馆一楼。在周恩来布置下，傅崇碧把陈再道、钟汉华藏在悬停的电梯里，才躲过一劫。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就赖在墙外，人越来越多。许世友知道，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他看情况不好，敢死队长的劲头又上来了，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这把美式手枪是从国民党军长那里缴获的，许世友从不离身，睡觉时就放在枕下，给毛泽东守灵也带着。卫兵拦他，许世友大骂，哪个王八蛋指示不能带枪，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钧、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张罗着把宾馆的热水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

　　 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许世友一见徐帅，大声喊着，我许世友出生入死为革命，我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

　　 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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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66年8月，总参、总政就有规定，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造反派开枪，就是放空枪，也是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许世友知道造反派中的学生、工人都好对付，但是造反派中的复员军人就不可等闲视之了。这些人经过几年的军事训练，对部队是很大的威胁。要化”敌”为友，把复员军人从造反派中分化出来。12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1、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2、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准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3、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但是，”火”太大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杯水车薪，许世友不得不住进指挥所。他像一头被困的狮子，很快从茫然到反感。那些被抓的将帅，哪个身上没有几个几十个”窟窿”？就说自己吧，四五岁就爬在牛背上，十几岁参加红军，怎么会是坏人？许世友让秘书电话请示中央军委，没有答复。秘书官小，许世友又叫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出面，还是没有答复。一天，张才千（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对许世友说，听说这几天造反派要抄军区首长家，许司令你小心点。许世友大吼，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军帽戴不成，大不了回家戴草帽。他们要是把我逼急了，老子就开枪。到时闹出人命案子，看他们怎么办？

　　 明人不做暗事，许世友马上口授一封电报，直接给毛泽东、林彪。大意是地方不能乱，军队更不能乱，军队要保持高度稳定，不能冲击军队。中央军委要尽快有个章法，你们不管，我被逼急了要开枪，开枪了就会血流成河。

　　 沈阳、兰州、福州、广州、昆明、成都等军区的告急电报也不断飞向北京。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提到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1月28日，由徐向前提议、林彪口授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终于颁布（其中第八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中心内容是今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许世友高兴得喝起”茅台”，下令把”八条”连夜传达到每个指战员，尤其三支两军者要认真执行。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更绝，经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指出为了执行好”三支两军”任务，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者，坚决实行纪律制裁。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将公告签发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望参照执行。许世友看了，竖起大拇指，他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

　　 1月26日，枪声响了。新疆石河子市的造反派和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武装冲突，被打死24人，伤74人。新疆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而中央文革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2月上旬，毛泽东书面批示，大意是决不容许右派组织肆意冲击部队，但处置要妥当。首先说服，如果他们硬要冲，可以放进来。他们占了一楼，部队退到二楼，继续说服。如果他们强占二楼，部队退到三楼；如果他们以为解放军的一再忍让为可欺，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于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对大多数胁从者，则重在批评教育，仍可放他们回去。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认为《军委八条》很好，并进一步规定，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军队和地方的战备、机要和保密系统。

　　 2月23日，青海西宁市驻军联合办公室决定对报社实行军管，赵永夫（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任现场总指挥，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共伤亡377人（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部队死4人，伤26人）。青海省军区将情况向中央军委和林彪作了汇报。叶剑英听了汇报后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有毛主席批示在先，对于”青海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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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快”二月”成了”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张春桥等人给毛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镇压革命群众的”青海事件”。3月11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但左派右派谁说得清楚？明明是造反派先开枪，部队后开枪，但中央文革调查两次，还是把赵永夫抓了起来。要不是毛泽东说了句”不要杀”，就成冤死鬼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赵永夫才被平反。

　　 张春桥的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军队的文艺和体育团体是中央军委批准开展”四大”的单位，这些内部造反派天天到机关贴大字报，揪斗军区领导。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听说陈再道落到造反派手里，”喷气式”不说，还被女造反派踹了一脚，瘫在地上。许世友无奈，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许世友对秘书说，中央文革小组有坏人，而且不止一个。小人得志，我摸透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不是在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革命一点文化气息都没有，他们要打倒中国共产党，打倒忠于毛主席的领导干部。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许世友布置吉普车停在楼后的桃（逃）山上。造反派冲进大门，许世友马上指挥撤退。坐进吉普车，许世友大骂，桃山，”逃”娘的山。他带着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陆海空”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

聂凤智是许世友手下的爱将，打仗不要命，宁折不弯。他胆子极大，从来没有摸过车，上去就开出20多里。开车有什么难的，正得意，四”脚”朝了天。打济南，主攻是人家十纵，作为九纵司令员的他擅自改成主攻，也不向上报告，一报告肯定”黄”。九纵面对的敌人最强，你助攻还可以，怎么能主攻？是不是命令下错了？三个师长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聂凤智说没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