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王彬彬：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

　　
一

　　 在人们心目中，潘汉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1955年4月3日傍晚，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这夫妇二人是来看望从沪来京、下榻于此的潘汉年和夏衍，并请他们吃晚饭。吴祖光回忆说，晚饭是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同座者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夏衍的秘书李子云。潘汉年、夏衍是来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吴祖光闻讯特来尽地主之谊。时隔多年，吴祖光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潘汉年虽一如既往地头净面光、衣着齐楚，但却有些闷闷不乐。也许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吧，饭吃得时间不长。放下碗筷，潘汉年便说要回饭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1）

　　 回到北京饭店303号房间，潘汉年换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准备。这是晚八时许，电话铃响起了。潘汉年被告知，楼下有人找他。潘汉年穿着拖鞋来到楼下客厅。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随员。罗瑞卿向潘汉年出示了逮捕令，几名随员便将潘汉年押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潘汉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长，随着逮捕令的发出，这一政治身份也就终结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潘汉年是“钦犯”，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则是潘汉年长期隐瞒了一件绝不应隐瞒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汉年在南京登门拜访了汪精卫。此前几年，潘汉年已受命在沪宁一带与日伪特务联系、互相交换情报。潘汉年早已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关系。此番到沪宁，也是为了与李士群接头。但到南京后，潘汉年却走进了汪精卫公馆的客厅。中共情报要人到汪公馆会晤汪清卫，这事情当然很重大。现在所有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用“被劫持”来解释潘汉年此次的举动。潘汉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希望一晤。而当时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拒绝则可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于是，潘汉年只得硬着头走进了汪公馆。这样的解释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觉得，这解释还多少有些牵强，至少不够全面。这一点后面再谈。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汉年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

　　 潘汉年与陈毅面谈，应该是在4月1日夜间。谈完之后，夜已很深。否则，陈毅会立即面见毛泽东的。因为当夜已无由求见，陈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吃了顿午饭，也许还睡了个午觉，毛泽东又提笔写了这样的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潘汉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此前杀人的必要性，又强调此后要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则尽量“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又拿潘汉年说事：“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靠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此事有两点，至今仍让人们不解。

　　 其一，潘汉年为什么没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很多人对潘汉年长达十几年讳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实，长期没有汇报并不是问题，没有立即汇报才是问题。这种事，只能事后立即汇报。拖个半年一载才汇报，就显得很滑稽。事后没有立即汇报，就只能长期瞒下去，瞒到瞒不下去的时候为止。毫无疑问，潘汉年是打算永远瞒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开会期间，潘汉年觉得瞒不下去了，才为争取主动而向陈毅坦露。以潘汉年的政治经历，他完全知道这种事应该立即汇报、必须立即汇报、不能不立即汇报。从汪公馆出来，潘汉年思想上就一定在为是否立即向上级汇报而激烈地斗争着。回到新四军驻地，这种斗争还未见分晓。一回到淮南驻地，潘汉年就向饶漱石汇报了此行的其他情况，例如离开南京后在上海又两次与李士群相见，例如与日本军官会谈等等，但却把在南京见汪一事瞒下来了。实际上，这次没有说，以后就想说也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把这最应该汇报的事瞒掉了？

　　 其二，毛泽东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置潘汉年？又为何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将潘汉年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见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纪律，当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此事已过去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已证明此事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现在的种种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强调毛泽东本来对潘汉年是极其欣赏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当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可以震惊、可以恼怒、可以将潘汉年削职为民，但不必真的认为潘汉年曾叛变投敌，不必真的相信潘汉年是一贯的“反革命”。潘汉年毕竟功勋卓著，毕竟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的，是不容怀疑否定的。潘汉年的功绩，一般人也许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却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长期隐瞒见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过，潘汉年以其全部的功绩，难道还不能一赎此罪？但毛泽东显然不这样想。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潘汉年全部的功绩，在毛泽东眼里都等于零。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犯的是“可杀之罪”，是应该“斩立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一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宽厚，二是杀了也对“我们”不利。这样看来，毛泽东其实是一直并不欣赏、信重潘汉年的。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与以王明、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的斗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毛泽东来说也是特别艰难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了党的统治权。而毛泽东与他们的明争暗斗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王明、博古等人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有斯大林为他们撑腰，毛泽东与他们的较量，就特别需要耐心和智谋。王明于1931年10月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国前，王明在组织上做了严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与王明一派的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博古、张闻天的斗争。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飞机将王明等人送到延安。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是颇有几分“钦差大臣”的派头的，是手持着斯大林赐与的尚方宝剑的。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与“国际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从此将与王明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这足以让毛泽东本来就很严重的失眠和便秘，变得更其严重。但此时毛泽东，决不能、也决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他必须强颜欢笑。他必须兴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发动延安各界群众到机场迎接。自己则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2）在机场，毛泽东还与王明等人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这就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在此前与“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整风运动”，则意味着将“国际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阵营予以打击、摧毁。斗争进行到1943年，毛泽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从1931年算起，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斗争，进行了十三年。

　　 “国际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曾经是十分强大的。但终于被毛泽东一派击溃。此后，原属这个阵营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头土脸，自都难免有穷途潦倒之意。与这个阵营有些牵扯的人，实际上也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当然，有些人通过反戈一击、改弦易辙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汉年却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潘汉年正是一个与“国际派”颇有牵扯而终于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宜兴县现称宜兴市，是一个隶属于无锡市的县级市。宜兴距无锡，是很近的。潘汉年十六七岁时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十九岁的潘汉年到了上海。也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汉年从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后立即叛变投敌，这对中共领导机关来说，是天崩地坼般的灾难。1931年5月，周恩来着手重建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奉命进入新特科，组成新特科的领导层。时任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从此在“文化宣传战线”销声匿迹。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汉年担任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对于潘汉年怎样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对于潘汉年怎样成为中共“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又怎样转入“隐蔽战线”，现有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当然都会有所说明、解释。但这些读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大陆出版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已颇为不少。这些读物，在叙述潘汉年的一生时，往往只字不提博古。现在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博古有一个侄儿叫秦福铨。秦福铨1929年出生于无锡。1949年后曾在空军工作多年。1957年后在北大荒农场、新疆建设兵团任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4月病逝于北京。秦福铨终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写了《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一书。2009年3月，该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汉年”为题。读了这一章，我才知道潘汉年与博古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下面关于潘汉年与博古关系的叙述，依据的便是秦福铨书中的介绍。

　　 秦邦宪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才按照学校的规定取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叫博古的中国人。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对1926年以前的秦邦宪，亦以博古称之。博古是无锡人。前面说过，无锡与宜兴相距很近，所以潘汉年和博古两人可谓是小同乡。博古1907年6月出生，还小潘汉年一岁。据秦福铨书中说，早在1925年3月，潘汉年和博古就相识了。1924年，博古就参加了“孤星社”、“锡社”等学生社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无锡市各界人士于是筹办追悼大会，博古是积极参加者。在这期间，潘汉年来到无锡，向博古提出参加筹备活动的请求。一番交谈后，博古对潘汉年颇为信任欣赏，于是请潘汉年负责宣传、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3）据秦福铨书中说，在这次追悼活动期间，潘汉年在保卫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因而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此后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笔。

1930年，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一开始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其时，潘汉年已是中共宣传文化方面的要员。由于都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潘汉年与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但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博古说在宣传工作方面需要一个得力之人作助手。于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