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厉声 吴稼祥 许章润 李剑鸣 周大伟 等：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地区民族关系

　　 【编者按】确保社会稳定是2010年施政的重大任务，而各民族的团结和谐则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基石之一。社会稳定是当前新疆最大的民生，也是二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的福祉所在、根本利益所在。在新疆，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大局，需要以法律为强大武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犯罪；也要以群众为强大后盾，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和牢固基础。同时，反思相关政策中应予改进的地方，采取积极措施增进民族团结、化解分歧并弥补裂痕，也值得有识之士深入探索。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组织召开了“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地区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法学、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数十位资深学者参加会议。本刊从新疆民族关系历史、现行民族政策、民族法律关系、他国经验借鉴等角度，选取部分与会学者的精彩发言，以期为完善治理手段、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稳定局面提供智力支持。各位学者的发言仅为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不代表本刊立场。

　　 明清时期新疆民族关系史简述

　　 刘正寅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共处、多文明交汇之地。从遥远的先秦时代起，新疆就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日益密切，最后使二者凝聚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并且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得到进一步升华。这种民族关系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而明清之际则是其重要的形成时期。因此，我想就这一时期新疆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元明时期，今新疆地区处在蒙古察合台后王的统治之下，其民族构成除西迁蒙古诸部外，主要是今维吾尔族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明代中叶以后，原游牧于蒙古高原西部的西蒙古卫拉特诸部西移，进入天山以北草原地区，迫使原游牧于此的察合台后王蒙古诸部退守天山以南的绿洲农业区，从而加速了他们与当地民族融合的进程。

　　 与此同时，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族进入天山以北以西地区，与西蒙古卫拉特诸部密切接触。柯尔克孜族（清代文献作布鲁特）亦兴起于天山西部地区，对周邻民族造成了很大影响。而至清朝统一新疆地区以后，为了保卫西北边疆、抵抗沙俄入侵，又将大批汉、回、蒙古、锡伯、达斡尔等民族迁来新疆。这些民族的迁徙与发展，基本确立了现代新疆民族分布格局与民族关系。

　　 此外，严重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伊斯兰教派和卓宗教势力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于天山以南地区，并以白山派、黑山派两个对立的派别操纵当时统治这一地区的叶尔羌汗国。伊斯兰教派和卓势力的兴起使新疆地区蒙古察合台后王、西蒙古卫拉特诸部、维吾尔、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哈萨克等民族政治、宗教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加剧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并造成新疆地区以后长期的不安定，对当代新疆民族关系有着直接而严重的影响。

　　 受察合台语文献《和卓传》的影响，学术界长期存在着这样的观点：西域和卓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分裂为黑山派和白山派两个对立的派别；由卫拉特蒙古建立的准噶尔汗国灭叶尔羌汗国之后，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白山派和卓阿帕克成为天山以南地区的汗；此后，白山派和卓与黑山派和卓虽相互交替但始终统治着这一地区，直至大小和卓毙命，清朝统一西域。随着《和卓传》英文节译本的广泛传播，这一历史构架也被普遍接受。于是“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这种结论性的术语也就出现于国外学者的历史论著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长达四百多年的蒙古统治中，非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不得为汗的观念在这一地区牢固地树立并保存下来，察合台后王的“高贵”世系及其正统地位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准噶尔汗国在归并了天山以南地区后，也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扶持亲准噶尔的察合台后王为该地区名义上的统治者，利用察合台后王来为准噶尔管理这一地区。后来随着准噶尔汗国强大与统治的稳固，准噶尔在这一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取代了察合台后王的汗统地位，基本上消除了作为世俗统治者的察合台后裔的影响，结果更加突显了和卓这股宗教势力的影响。

　　 清入关后，一直致力于西北边疆地区的统一。18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内乱，清朝加快了统一西域的步伐。1755年，清朝进兵伊犁，准噶尔汗国灭亡。清军在这里遇到了被准噶尔囚禁的大小和卓兄弟波罗泥都和霍集占，他们乘机向清军投诚。清朝误以大小和卓为天山以南地区的首领，于是决定由小和卓留在伊犁，管理在这一地区耕地的维吾尔民众，而委任大和卓前往塔里木盆地，为清朝接管这一地区。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早已归降清朝，而在塔里木盆地，个别伯克封建主亦有统领该地的意图。虽然和卓家族以前在天山以南地区政治事务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们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没有变。大小和卓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清朝赋予的，并且能够控制这一地区，也是在清朝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完成的。

　　 1757年大小和卓反清自立，但所控制的范围有限，只是库车以西诸城。他们当时在天山以南地区的号召力并不太大。有些伯克不满于大小和卓兄弟，纷纷投奔清营，只有一些“冀有掠获”的伯克封建主“助其犯悖”。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深感和卓势力是塔里木盆地绿洲上重要的不安定因素，对主动归降、没有参加叛乱的和卓家族成员也不放心。对此，清政府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在叛乱平定后，清廷即令他们入京朝觐，将他们留在北京，封以世爵，使其脱离天山南路。

　　 大小和卓败亡半个多世纪后，其流亡于中亚浩罕等地之余裔乘清朝由盛转衰之机，在我国西部边陲不断进行入侵、颠覆活动，在边境乃至整个西部地区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大小和卓时尚不能凭其宗教势力号令回部，而至其流亡于外的子孙，仅在喀什噶尔等处白山派信徒中还能保持一些影响。这些和卓余裔之所以能够不断入侵、叛乱，完全是中亚封建主及西方殖民势力操纵、利用的结果。他们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与唾弃，最终连被利用的价值也丧失掉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挟持和卓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出于其统治的需要，在新疆地区大肆修建清真寺等宗教建筑，掀起狂热的宗教情绪，造成了伊斯兰文明空前繁荣的假象，进一步神化和扩大了昔日和卓在人们历史记忆中的影响，为所谓“和卓时代”或“伊斯兰神圣国家”的幻影的出现烘托出氛围。平定阿古柏入侵后，清朝根据时势的发展，在新疆建立行省，不仅在政治上，而且理论上和舆论上也都制止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图谋利用和卓煽动叛乱、制造分裂的活动，巩固和加强了边政建设。

　　 （刘正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兼民族史研究室主任）

　　 近现代以来影响新疆民族意识发展的负面因素

　　 厉声

　　 我想讲讲近现代以来影响新疆民族意识发展中负面因素的互动。为什么讲民族意识，因为我觉得民族意识是民族关系中的主导因素；为什么讲负面的因素，而不讲正面的，因为正面的大家接触比较多，负面的东西我们过去可能忽略了。关于近现代以来影响新疆民族意识发展的负面因素的互动关系，我分五个方面讲。

　　 第一个方面，近现代新疆民族意识在形成和发展中与周边政治的互动与负面影响。主要讲以下两点：

　　 其一是近代境外浩罕阿古柏势力侵占南疆，及其在当地鼓吹极端伊斯兰“圣战”，挑动民族之间的对立和仇视。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起事，暴动迅速遍及全疆，而暴动的领导权很快被少数封建宗教上层把持，进而将暴动引向歧途。宗教“圣战”与民族之间的对立以及在此之上酿成的民族混战充斥各地，各类满、汉、蒙古、索伦等非穆斯林人员多遭到屠杀，残存的民众或逃避戈壁深山，或撤出新疆，或流落境外。清政府在新疆的各级治理机构荡然无存，东边撤到巴里坤以东，北边撤到科布多一带。次年初，南疆境外浩罕阿古柏势力趁各地暴动的混乱局面，打着“圣战”和解放穆斯林民族的旗号，大举入侵南疆。阿古柏占领南疆达13年之久，其间在当地强行实施伊斯兰教法，大肆鼓吹民族对立与仇视，挑动民族仇杀。阿古柏占领南疆及其在当地鼓吹极端伊斯兰“圣战”，挑动民族之间的对立和仇视，对近代新疆、特别是新疆南部地区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其二是沙俄侵占北疆伊犁及其在当地的军事殖民统治。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清王朝丧失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沙俄势力直逼伊犁城下。1871年7月，沙俄乘新疆反清暴动后的混乱局面，以“代收代守”为名，大举出兵占领了伊犁。他们认为清政府已完全无力收复新疆，在当地建立了军事殖民统治体制，制定了长期占有伊犁的方案，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肢解新疆，把伊犁分割出去。在侵占伊犁10年期间，沙俄在当地借助武力推行殖民管理体制，散布殖民奴化思想，鼓动分裂伊犁。沙俄侵占伊犁及其在当地的军事殖民统治，同样对近代新疆、特别是新疆北部地区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方面，新疆“东突”分裂主义的产生与演变中，与境外周边政治互动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重大因素：

　　 第一个是“双泛”传入新疆。“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是19世纪下半时开始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冲击下，1884年，阿富汗人赛义德•阿富汗尼在倡导改革伊斯兰教、加强穆斯林团结、以“圣战”反对殖民侵略的基础上，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思想：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在哈里发的统一领导下，反对外来的殖民侵略，直到取得独立。初期的“泛伊斯兰主义”具有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同期，在抵制沙皇政府推行“泛斯拉夫主义”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鞑靼人伊斯玛依尔•伽思普林斯基于1883年提出“泛突厥主义”的理念，将所有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联盟”，以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意识，激发民族主义的聚合力，通过教育和语言的改革，将使用突阙语的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突阙民族”，以抵制沙俄的民族压迫。

至20世纪初，“双泛”已被奥斯曼帝国封建宗教上层完全掌控，蜕变为一种具有偏激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社会思潮。这种超阶级、超国家、超民族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解放的初衷，成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御用工具。也就是在此时，已经完全蜕变的“双泛”思想传入新疆后，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了以麦斯武德•沙比尔、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为首的少数以“双泛”为旗帜的分裂势力。他们比照“双泛”思潮中反对欧洲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言辞，把历史上和现实中中央政府（王朝）与地方当局的统治都视为“汉人的殖民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