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徐友渔：文革研究之一瞥：历史、现状和方法

　　 一、西方学术界研究概况

　　 最早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是西方学术界，并且在30年左右包揽了几乎全部研究成果，以至于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国外；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是在西方。”

　　 像英文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亚洲概览》（asiansurvey)、《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等学术刊物从1966年夏、秋季就开始发表对于文革的研究论文，它们长期、系统地追踪文革重大事件，分析和评论文革的目的、意义，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的影响，等等。

　　 《共产主义问题》从1966年9、10月号起刊登专题讨论会”毛主义是什么”的研究成果，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施拉姆（stuart r.schram)的论文是”毛及其学说”，另一位专家柯亨（arthur a.cohen)的论文是”毛及其政治学”。该刊接着开展总题目为”新革命”的系列讨论，主要论文有格尔曼（harrygelman)的”毛和不停息的清洗”，陈（theodore his-en chen)的”痛苦中的民族”，特里尔（ross terrill)的”围困心理”，迈克尔（franz michael)的”权力之争”，等等。

　　 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反应也很快，它的社会科学部的人员和顾问在1966年夏末开始系统研究文革，1971年出版由罗宾逊（thomas w.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革》一书是其第一项研究成果。此书由5篇长篇论文组成，第一篇多里尔（W．F．Dorill）谈文革是权力之争、政策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产物，第二篇哈定（H．Harding）谈毛泽东的政策和组织理论，第三篇罗宾逊谈周恩来，第四篇戈托夫（M．Gurtov）谈中国的外交，最后一篇是巴姆（R．Baum）谈中国农村。

　　 以《刘少奇和中国的文革》一书而著名的迪特默（lowell dittmer)把西方研究文革划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材料来源不同，但都形成了研究浪潮，并取得丰硕成果。第一阶段是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材料来源主要是红卫兵的大字报和各种小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导致文革各种事件的权力斗争，这时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高层政治精英中的清洗以及升迁；第二阶段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时注意力转向红卫兵的派性斗争，社会矛盾与冲突，一些研究者从逃到香港的文革积极参与者那里获得不少第一手资料；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研究者有可能得到新的资料，对文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1〕

　　 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始终是中心议题，答案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一种认为是出于毛泽东的社会理想和继续革命的决心。有人相信”防修反修”的说法，认为因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一代新人。富勒尔（victor c.funnel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毛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2〕

　　 有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的起因。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中认为：”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藉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进行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3〕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他还要通过运动来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决不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4〕

　　 较多的人持第三种解释，认为意识形态、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国的文革》一书的作者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之间对于采取什么政策肯定有分歧，而分歧往往发展为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与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5〕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观点也属于这一类，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详尽分析了自1956年之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

　　 有一批对文革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反对把文革看成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或路线斗争，他们认为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划分和对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用利益冲突而不是思想认识的不同来解释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群众组织。他们的理论叫做”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hong yung lee)、陈佩华（anita chan)、安德佳（jonathanunger)、骆思典（stanley rosen)和白霖（lynn white)等人都有这样的主张。

　　 李鸿永指出，在文革”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某些社会集团发现他们的利益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另一些人则力图维持现状，在群众和精英层中都发生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分化。基本区别是对运动对象的看法不同，一派攻击”走资派”，另一派攻击知识份子和”牛鬼蛇神”。家庭出身问题成为突出的矛盾，保守派根据家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支持”自来红”观点，激进派根据是否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划分阵营，反对血统论。保守派由出身好的人组成，激进派中出身不好的人很多。〔6〕

　　 陈佩华、安德佳和骆思典在合写的论文”学生和阶级之战：广州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中提出，学生的冲突起源于以下原因：一、在60年代中期，大部分城市学生向上的前途不广阔；二、由于入学标准的变化（从重视成绩到重视家庭出身），学生为升大学展开了剧烈的竞争；三、许多学生的竞争手段是入团；四、政治上的竞争孕育了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矛盾。在文革中，阶级背景的对立转化成红卫兵的派性。〔7〕

　　 文革的影响和后果是西方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早在1969年，张旭成（parris h.chang)就看出，文革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文革中的清洗并未按照党章国法规定的程式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干部是好的还是”三反分子”，无数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他们其实是无辜的，张指出：文革中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漫无边际的指控损害了党的形象，这看来是无法修复的。号召造反和夺权的效果是，不仅年轻人，而且大多数人蔑视权威，包括新建立的革委会，甚至中央领导的权威。〔8〕

　　 泰韦斯（friderick c.teiwes)在研究中共领袖合法性问题的专著中认为，文革产生了信任危机，对毛泽东的权威是个重大打击。文革造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满，其中包括受到虐待的知识份子，在农村过着贫苦生活的知识青年，以及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官员。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使人反感，林彪事件使人破除了政治迷信。种种怀疑和不满终于引发了天安门的抗议事件，这是对毛的权威的直接打击。〔9〕

　　 许多研究者敏锐地看到，文革不仅以武斗伤害了千百万人的皮肉，而且因欺骗和谎言伤害了人们的心灵，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其著作《毛和毛之后的中国》的第20章”文革的社会后果”中说，千百万人在文革中因为斗争会、派性武斗、镇压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留下了严重创伤。孩子们因为父母的问题受拖累，父母遭到子女的批判揭发，数百万人被非法监禁，数百万人在穷乡僻壤虚度光阴。他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前程被毁掉了。青年学生的理想被粉碎，因为文革的崇高目标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　鸿沟，他们从理想的一代变成迷惘的一代。〔10〕辛格（martin singer)以极为惋惜的口吻说：对于多数中国学生而言，文革使他们不可补救地失去了政治上的纯真。这种纯真–以及相伴的乐观和献身精神–对于奋力拼搏以告别过去，并在现代各国确立自己地位的国家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种纯真只会失去一次。在一个老革命家为从不可避免的历史风暴中保留自己遗产的很不成功的斗争中，这种纯真失落了，这是文革的真正悲剧。〔11〕

　　 也有人看到了文革在大破坏的同时产生的正面影响。白鲁恂（lucian w.pye)认为，文革使中共领导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失败的现实，不但看清了文革的弊害，也看到了文革前的弊病。文革还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优越感，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外国的好东西。没有文革，他们就不会和苏联模式或任何已知模式决裂。〔12〕

　　 二、中国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早在1967年和1968年，许冠三、丁望等就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研究和评论文革的文章，许冠三的文章总题目是”有关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几点解释”，从几个方面论述，分3期连载。〔1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先驱者、思想者，他们之中很多是文革运动的参与者和很有经历的活动者，在70年代就开始了对文革的思考和研究，并以文字系统地、明确地表述、传播自己的思想，不时还有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它的初稿完成于1971年底，1980年12月载于作者自己主办的广州油印”民刊”《人民之声》的特刊上，这部长达10多万字的论著于1986年由陈佩华翻译为出英文，〔14〕在美国出版。另外还有王希哲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是他回应晋君题为”谈毛泽东后期可贵思想”信件的产物，在其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毛泽东决不是官僚制度的敌人，提出了文革的副产品之一是”思考的一代”在中国崛起，等等。

　　 在80年代中后期相对宽松的气氛中，大部头的文革著作也问世了，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在压制和阻扰中艰难出版，接着，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发表。当然，官方也批准出版了很少的按照党的决议精神写出的书，比如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席宣与金春明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在1996年出版。

　　 1996年是文革发动30周年的纪念日，中国人研究文革的强劲势头在这一年展现了出来。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为此推出4期文革专集（后由刘青峰编辑出版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16〕在日本由中国学人主办的《中国研究》推出”‘文革’三十周年专号”，以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为主编的，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研究》把秋季号完全做成研究文革的专号，香港的《亚洲周刊》5月26日那一期做了题为”文革三十年反思前瞻”的专题，《明报月刊》　在10月号上登载王若水的重要论文”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这年5月，”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文革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有关当局的禁阻，受到邀请的大陆学者未能赴会，会后编辑出版题为《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的”‘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