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林毓生: 我的学思历程

　　 今天非常高兴能再一次回到母校和大家谈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我想一边讲讲我小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进入这个研究过程，另外一方面，我想说说我在做思想工作、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几个主要的困惑，以及用什么办法把这些困惑克服了。

　　 我是海耶克先生的学生，他是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他从经济方面开始进入了政治思想。1963年我通过了博士考试，但是却发生了精神上危机。通过了博士考试，我可以选择任何题目做论文，但是却无从下手，因为我当初的目的，是向海耶克及其它几位先生们学习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同时研究学习西方科学的基本观念。因为环境特别有启发性，所以我的三年学生生活非常投入于西方的知识，而系院给学生很大的自由，不限制论文的题目，我可以进入任何我有兴趣的领域，换句话说，一方面我对西方知识非常有兴趣，一方面我不知道是否该继续投入，因为当初我并不是完全站在学术立场，我的学术、思考并不是纯学术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假若把公众事务定义为政治性，那么我的学术工作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个政治性不是中国式的政治性，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国式的政治是只有统治没有政治。

　　 我当初去读书，是有政治意义上目的，而现在研究西方也可以有政治意义，但是与中国就距离远了，一方面我想要研究中国五四，一方面又要研究西方，到底该如何是好呢？所以我产生了精神危机，严重到整个下午在图书馆所看的书，一下子就忘记了，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最后还是无法决定该研究什么，1963年的夏天等于浪费了。秋天时海耶克先生回来做一场演讲，我去看他，我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问题，请老师给我一个建议。海耶克先生向我说：「你现在要做人生中第一个严肃性的研究论文，你必须自己决定要研究什么，但是我愿意向你分享当初我如何做这个决定。我所有的个人研究，都与我的个人关怀有关。」海耶克先生如此说，一下子我就茅塞顿开。回程的路上，我已经很清楚自己的方向，就是研究我最关怀的问题，即中国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相反的，为什么共产主义成功了，明白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失败，才能了解中国自由主义未来还有没有前途，从历史可以检讨一些问题，所以当时我决定了论文的方向，就是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从历史的背景看看，假如自由主义再继续往前发展，需要什么条件，如何发展等等问题。

　　 海耶克先生这次回来的讲演，其中一个题目是『理论头脑的不同类型』，我的文章中介绍他的思想，中文称做『学术工作的二个不同类型』。他说从事学术工作基本上有二种人，一种是一科通人（memory type），即是对某一科非常精通，不客气地说，一科通人通常是记忆型；另一种是困惑型（puzzle type）的学者，换句话说是胡涂型，表面上别人都懂了，他还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学术界有这二种人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头脑，记忆型的学者没有什么创造力，学术里比较有创新的想法，通常是由困惑型的人想出来的，这二类人都非常重要。人类的遗产必须用当时的语言做说明，需要一科通人把当时的文化用现在可以理解的语言，重新表现出来，所以学术的传承，学术的教育需要这些一科通人做教育家，来传承下去；而困惑型的学者，当你进入他的著作，就好像第一次进入古堡一样，每个地方都要探索，因为对读者而言，这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内容是困惑型的学者自己想出来的，用自己的思想来解释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解释当读者第一次看到时，会觉得很生疏。记忆型的学者对任何学说思想，都非常熟稔，所以比较没有创造力，任何学说思想一下子就从脑中显见，在写著作时得心应手，而自己可能没有自觉，速度也比较快，因为遇到问题不会困惑，把学问重新组织，来应付新的问题，所以记忆型的人，往往不是有创造力的。困惑型的人，记不住许多学说，必须从中自己想问题，一步一步来，有时对自己的研究，下笔如行云流水，废寝忘食，一下子完成许多，有时又被自己的想法困惑了，必须重新再想，若真的想出有道理的学问，会相当不得了。

　　 1947年我在北京北师附小读小学，后来考取了全中国最好的中学－师大附中。当时我在那读书，有几个特别的经验。师大附中是全国最好的学校，进入北京师大附中就读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中国未来的菁英，中国是属于我们的，若不是我们，谁是菁英呢？因为我们得到中国最好的教育。当时常弄得朋友讨厌我，因为我要看最好的书，最难的书，最深的书，在我的生活里就是追求卓越，一定要追求最好。另一个经验是，在北京的学术气氛中，很自然有一种感染人心的虔诚和敬意，北京的文化博大精深，使人自然产生一种敬意。读初中时，老师鼓励我去看课外书，北京有商务印书馆、开平书店、中华书店、世界书局，课余时我走路去看书。当时我只有13岁，还是小孩子，进去书店时，那店员对我很客气，向我打招呼，让我随意看书，离去时，店员也客气地对我说：「您慢走！」令人感受到，那股敬意就从这里来，他对你恭敬，你对他恭敬，没有什么目的，我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

　　 我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国家观念，当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并没有受日本人的欺负，只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被日本人管？我的爱国观念起源于：当时北京虽然文化基础很好，但是冬天却有冻死的人，社会机制很差，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任务是把国家弄好，国家与我有密切的关系，我无法忍受这种国家！很早就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另外，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平等观念。平等观念是对所有人都讲平等，您是长辈，我会对您很恭敬，但若有我不同意的事，我会表示意见，当然要很有礼貌、很客气地表示意见。满清没落后，满人皇族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生活来源，许多满人沦为汉族富有人家的佣人，满人非常重视礼节，我被这样的佣人教导礼仪、生活应对，这些礼节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我的平等观念要感谢我的母亲，当时我家很富有，在北方从事的轻工业，如纺纱、染布、织布等，但是父亲并没有给我母亲很多零用钱。家里佣人很多，每个佣人都有自己清苦的故事，佣人的家里出了事，或家人生病，我的母亲虽没有许多零用钱可以帮助他们，但对他们有同理心，似乎是亲身感受，完全一视同仁，并不是同情他们，我母亲的言行教导了我。我生在这样的家庭，从来没有觉得礼节与平等是冲突的。但是在台湾，礼节与平等似乎是冲突的，你要有礼节，就无法平等，你对某人有礼，似乎你必须让自己低下，才会显得特别有礼貌，当然台湾有的礼节是一种工具性的。

　　 我到台湾以后，当时是白色恐怖的末期，已经不那么严重了。我在中学时代，觉得自己的国家要自己去救，于是我对政治特别有兴趣，我想做政治领袖，我到台湾大学时，是怀着这种雄心壮志来的。为什么来台大读历史系呢？读历史才能了解中国的病征所在。但是，到台大之后，觉得非常失望与茫然，老师重考据，但这与我所关怀的事距离非常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见到了殷海光先生，应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大。

　　 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我那时已经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是要把国家搞好，应该走民主宪政的路，民主宪政建立法治，不要走独裁的路。除了受殷海光先生的指导之下，阅读了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之外，主要来自两大启示：一个是负面的，一个是奇利思马的。第一、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威权统治给自由主义提供了有利的反面教材，目睹蒋氏政权为了维持其个人绝对统治所散布的蒙昧与压制，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因之而衍生的恐惧、伪善、矫失与虚脱，以及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歪曲的宣传，在在使我渴望一个合理、合乎人道，能够舒展性灵的人间秩序，根据当时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只有自由主义所提出的一套道德、政治、法律、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实现，最有可能在一定程度内达成这样的理想，蒋氏威权统治没有真正乌托邦的冲动，虽然在宣传的架势上，有时它也大唱高调，也不会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虽然它也曾尝试过，所以，它无法利用伟大的理想，和群众的势力来掩饰它的种种略计，并使其正当化。

　　 换句话说，共产党当然比蒋氏政权更坏了，因为共产党利用乌托邦的冲动与群众运动，来掩饰它更恶劣的一面，于是，这些劣计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因此，对我们这些了解其真相的人，特别难以忍受，谋求另一出路的感受也特别迫切。第二，虽然当时我还未能掌握自由主义深厚而复杂的内涵，但在跟应先生接触的时候，已经呼吸到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应先生的真诚，对施礼公正的态度，与开放的心灵，面对政治压迫所表现的威武不能屈，知识的追求所显示的真切，以及对同胞人类的爱与关怀，在在使我感受到一位自由主义者，在生活与理想之间求其一致的努力，所显示的道德境界，这使我对他背后的思想之源产生了敬意与向往。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对自由主义感到极大的兴趣，数十年来继续不断地探索，其动力是来自殷海光先生的奇利思马的震撼。这就是我多年来特别研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出路的基本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几次的机缘，我很幸运的到了芝加哥大学，跟海耶克先生念书。当时，应先生正在翻译「民意之路」，应先生主张逻辑实证论，特别崇拜罗素，我从小喜欢听老师的话，所以，我就去念罗素的著作。罗素著作的英文很容易看，用词非常漂亮，并不困难。看了罗素的原文著作之后，我又看了海耶克先生的「民意之路」，与翻译对照，发生罗素不是个思想家，他是个数学家，思想非常通俗性，我就有一个梦想，若将来能跟像海耶克先生这样有思想的自由主义大师念书，那岂不是太美了！而四年当中，这个梦就实现了，经过转折，就去跟着海耶克先生念书了。

　　 有几个经验，不是一般的中国留学生能够经历的。第一件事，老师不向我说道理。但这自由主义最大的堡垒，怎么不讲道理呢？当时的规定，研究生必须要念十五、六本西方的原典，如柏拉图的「The Republic」，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定要读，为什么要读？不说道理，完全是旧式的，而且必须包括莎士比亚的三大悲剧，必须包括俄国的小说「战争与和平」，或者是「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不是杜斯托也夫斯基，就是巴伐洛斯基，没有选择，不管你将来研究经济也好，考古也好，都必须念这些东西。我非常困惑，我到芝加哥大学来是来研究西方主义，最新最现代的知识，我当时的观念是愈新的愈好，旧的就是被淘汰才有新的出现，结果我们的系不讲这套，不但不研究新的，还研究最旧的，不但研究最旧的，还研究旧的最旧，研究了希腊，公元前第五世纪，耶稣都还没出生，都写出来了，我觉得太奇怪了，不过那没办法，我在这个系里。但是老师给我一个好训练，就是可以跟他对话，可以提问题，可以和老师交流，老师所说的我有不同意，可以请老师再说一遍，可以提出我有不同的看法，很自由地有一种对话的经验。利用一点点经验，这种逻辑的训练，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些基本的小小的逻辑训练，使我开始进入一点情况。最后，念了不到半学期，就开始进入情况，原来学问是这样懂的，不是像殷海光先生的那种方式，从学术边缘进入学术内容。

为什么研究classic？为什么研究原点呢？就是，不是叫你做原点的奴隶，不是说原点怎么说你怎么说。以前的书并不会全部都留下来，但是有些书到了二十三世纪，还是会留下来，还是会有人看，为什么？它是一个很妙的事情。这原点有两个特性，就是真正的classic，经过时间的考验，还可以存在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原点必须对它所关怀的问题有特殊深刻系统的见解，它是特殊问题，跟我们不一定有直接关系；第二个特性，正因为它对特殊的问题有深刻系统的看法、见解和争辩，它超越了它的特殊性，特殊性与共同性有一个共同的关系。好比说，洛克是西方自由主义最早的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