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萧延中：《毛主席语录》之再观——文本、意蕴与修辞的初释

　　
任何一位宽厚的读者都会理解，透过一本270页的语录摘编，试图在学理角度对毛泽东的整体政治观念进行评说，显然不大可能且不合时宜。可在不久以前的那个时代，就是这本篇幅不大的“小红书”，在中国，竟构成了一道“妇孺皆咏”加“倒背如流”之史无前例的风景奇观，它的确犹如叱咤风云的“神力”，如此全面深刻地荡涤了整个中国，也搅得偌大个世界“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如此说来，引人好奇的问题则是：当下再观，一册曾经红极一时的《毛主席语录》，其深潜的意识影响：“轻”乎？“重”哉？

　　 半个世纪后再观《语录》，被再次强行拽回到那个充满浓厚意识形态火药味的年代。面对《语录》“文本”，可以说其字里行间，总体上准确地捕捉到了作者自身的思想倾向乃至意志情怀，这就是：执著的信仰寻求，亢奋的“斗争”意志，敏感的权力体悟，以及抑制不住的激愤情感。

　　 意识形态工具：思想意向的清晰与编辑逻辑的混乱

　　 在《语录》“文本”中，一再显现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信仰的坚信不疑。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题的第三章，编入语录28条，仅次于第二十二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编入语录39），居全书引证语录第二。“文本”此章首段引用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以此段充满激情的宏观论述为纲，其后又引毛泽东从1955年7月31日到1963年5月9日，从“农业合作化”的议题到“避免修正主义”的警示，凡引相关语录27条。根据这些“文本”提供的线索，读者可以明确感觉到，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其“社会主义制度”的范畴，最重要的内涵应包括产权上的“公有制”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两项基本原则。换言之，只要涉及到了这两块基石，就触动到了毛泽东价值理念的底线。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

　　 与上述把握相一致的是，《语录》较准确地彰显出了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服。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为座右铭，以后在其生涯的各种情境中，他的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语录》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置于全书的第二章，引用语录22条，甚为精当。其中诸如：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些断语，都成为那一时期震耳欲聋的政治训诫。

　　 如果说，《语录》在总体精神上的确反映出了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意图，那么，在编排逻辑方面就显得让人难以理解了。以下是《语录》总体结构的框架安排：

　　 一、共产党（13条）、二、阶级和阶级斗争（22条）、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8条）、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5条）、五、战争与和平（21条）、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0条）、七、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0条）、八、人民战争（10条）、九、人民军队（8条）、十、党委领导（14条）、十一、群众路线 （21条）、十二、政治工作（21条）、十三、官兵关系（7条）、十四、军民关系（6条）、十五、三大民主（8条）、十六、教育和训练（9条）、十七、为人民服务（9条）、十八、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6条）、十九、革命英雄主义（8条）、二十、勤俭建国 （8条）、二十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3条）、二十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39条）、二十三、调查研究（9条）、二十四、纠正错误思想（15条）、二十五、团结（4条）、二十六、纪律（4条）、二十七、批评和自我批评（14条）、二十八、共产党员（18条）、二十九、干部（11条）、三十、青年 （7条）、三十一、妇女 （7条）、三十二、文化艺术（8条）、三十三、学习（16条）。

　　 按说，《语录》属于《经书》一类，它不仅一个字也不能动，更重要的是它的编辑原则要与作者之形而上原则紧密吻合。不用说，开篇前三章的安排，无疑突出地体现出了作者的思维重心，但在以后的结构中，我们则看不出某种一以贯之的清晰线索，也把握不到作者强调次序的轻重缓急，其章节编排显现出相当的随意性。诸如“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教育和训练”等又都留有军队管理的明显痕迹，并不具有价值高度的普遍意义；对于一生以“革命”为信念和使命的毛泽东来说，直至生命垂危之际还再三强调“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可《语录》居然未设“革命”一章，实在让人不可思议！或许这与林彪那“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原倒是正合节拍。当然，此种编辑漏洞实际为信仰者们“创造性地”理解领袖意志，为已所用地“打语录仗”，预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至于这部粗糙的“俗经”，是否会讨得一向喜“史”厌“经”之毛泽东的真正芳心，笔者表示深深的怀疑。

　　 “力”与“心”的交织：随机变幻的治理体悟

　　 这里的“力”指的是“权力支配”，而“心”则指涉“心悦诚服”。当我们把“力”与“心”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就已进入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意义上的“权力-话语”的领域，是指一种已把领袖意志溶解到群众思维血浆之中去了的无意识影响力。简单说，此时强制性支配力已成功地默化为行动者“自我实现”的自豪与狂喜，用当时的语言表达就是“伟大领袖与广大群众心连心”。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第二十二章“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征引最多，占39条语录之多的原因所在。

　　 笼统地说毛泽东深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古训恩泽，实在不够反映毛泽东本色的奥秘，因为中国历代执权者似乎无一不明晰此理。而毛泽东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以其自身信仰为前提，将人群预设为“敌–我”二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叫做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由此“矛盾”为动力，推动革命一浪接一浪地不断发展。

　　 这一思路在战争环境就构成了第五章“战争与和平”、第六章“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七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第八章“人民战争”、第九章“人民军队”的主要内容。

　　 关于“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称之为“真理”已广为人知。在其1936年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所著《论持久战》更是把“武装斗争”（暴力）在革命中的作用表述得更为清楚：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需要强调的是，正如人们所普遍指出的那样，对中国下层民众之“欲望-情感”结构的深层体悟，是毛泽东成功的最为深刻奥秘之一。即使在战争环境中，获取人心的进路在毛泽东那里一天也未减弱过。例如，第十一章“群众路线”就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一突出信念。诸如：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推心置腹之言。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1955年7月，他甚至断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在此处，毛泽东甚至把“相信群众”放到了“相信党”前面，作为“两条根本的原理”的第一原理。联系后来所频繁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我相信他这一排序并非出于笔误和偶然。

　　 在建立新国家以后，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力”进一步向“心”的方向融合。即将进城时的1949年3月，他就意识到“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 ，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但在1956年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把目光主要地转向的“人”，启用卢梭的术语，毛泽东的志向对准了“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他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人性”。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在1957年5月24日修改原讲话记录稿时，毛泽东加入了两段新的内容：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必然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不可能在短时间，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根本消灭。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要消灭它，就要进行思想斗争。”

在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出现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样含混而危险的政治概念。在《语录》第四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这些思想均有全面的反映。这里我们之所以说此处的观点、概念很“危险”，一方面是指一旦把观念、思想、态度和意识形态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那么，就难以避免以自身的偏好去评价甚至强制性规训他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