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汤一介：纵浪大化，事不避难

　　 导读：汤一介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他与同代人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

　　 2014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到北大考察，其中一项重要行程，是拜访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会见过程，87岁的汤先生伫立门前等候，习近平“快步迎上”与其握手；谈话间，习近平向其询问了《儒藏》的编纂情况，并赞扬其为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的贡献；会谈结束后，习近平牵着老先生的手出门，全程给予极高礼遇。

　　 汤一介先生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家，乃国学大师汤用彤之子。与父亲一样，他对中国儒学、道教、佛教皆有精深研究，不但自身著述丰硕，享誉海内外，还牵头编纂《中国佛教史》《儒藏》等大型丛书，是大陆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而就在最近，他的十卷本《汤一介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汤一介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他与同代人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但他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活力。甚至在76岁高龄，还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组织协调国内外20多所大学、400多人的庞大编撰队伍，他说完成《儒藏》是他的“梦想”。

　　 对于人们献上的“国学大师”桂冠，他总是敬谢不敏，甚至连“哲学家”的称号、都不敢贸然接受，他认为自己只能算是一个哲学史家。因为，“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而哲学史家是研究历史上哲学家的学者。我没有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从我自身说，也许我没有这个天分。虽不能尔，心向往之。”

　　 并非“聪明人”

　　 1927年，汤一介生于天津，是汤用彤教授自美国留学归来5年后出生的孩子。按照族谱排序，当属“一”字辈。汤家乃湖北黄梅县的读书世家，汤用彤希望儿子也能做一个读书人，遂取名为“一介书生”的“一介”。

　　 自汤用彤曾祖父正谊公起，汤家便以诗书传世。正谊公培养出三位进士，其中一位便是汤用彤之父汤霖。汤霖做过几任知县，将两个儿子汤用彬、汤用彤皆送进新式学堂，汤用彬后来身居北京市政府主任秘书之职，而汤用彤则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后成一代国学大师。

　　 汤一介出生那年，汤用彤在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后，汤用彤调至南京中央大学，一岁的汤一介随父母来到南京。3年后，汤用彤应胡适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做研究教授，一直做到北大副校长，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汤家经济实力颇为“雄厚”，汤霖曾拿过清廷俸禄，两个儿子在北平皆有体面工作，加上汤霖之妻梁夫人精明能干，善于理财，不仅在北平东城区购置了一处拥有50多间房子的三层大院，还在湖北老家购置了田产和别墅小楼。富裕的家境与汤用彤给予的宽松自由的家庭氛围，汤一介的童年可谓无忧无虑。

　　 由于身上流淌着读书世家的血液，汤一介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读古典小说，并喜欢上唐宋诗词，但欢乐无忧的童年被日本侵华战争给打断了。卢沟桥事变后，汤家的生活逐渐蒙上阴影，本应该挑起大梁的汤用彬却投身北平伪政府，而汤用彤一家则随北大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

　　 当时兵分两路，汤用彤带着大儿子汤一雄先到了昆明，汤夫人则带着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以及邓以哲教授的两个孩子邓仲先和邓稼先，走海路辗转上海、香港和越南才到了昆明。这一年，汤一介12岁，为此，他的小学六年级没有念完，也就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

　　 到昆明后，他直接跳到初一，进入西南联大附中，没想到1年后，因为学习不用功，竟被留级一年。后来为了转到重庆南开中学，又从初二直接跳到了高一，结果“悲剧”重演，一年后，曾经在班上数学考试排名第一的汤一介，代数考试不及格，又留级了一次。

　　 两次跳级，让他没有拿到过小学和中学毕业文凭，他后来回忆道，“有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如果我很聪明的话，也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记得父亲曾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的成绩的。我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了第一流成绩的人。”

　　 父辈的旗帜

　　 汤用彤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在西南联大期间，先任哲学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子从父业，汤一介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似乎理所当然。

　　 在西南联大，汤一介经常看到父亲与冯友兰、金岳霖、钱穆、闻一多、贺麟等著名学者讨论问题。当时，汤家租住在昆明附近麦地村的尼姑庵中，尼姑庵的正殿同时租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所的许多书籍都存放于殿内，许多教授在此读书学习，个子矮小的汤一介也置身其中。

　　 在这些父辈学者营造的读书氛围中，年少的汤一介耳濡目染，对读书做学问产生了兴趣。同时，汤用彤教授对古诗文的热爱，也熏陶了汤一介，他常教儿女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汤用彤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受父亲影响，汤一介也对陶渊明喜爱有加，此后数十年，陶渊明的诗词仍然是汤一介的最爱。

　　 每当读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时，汤一介总会发出感慨，“这是何等超越的境界！”《五柳先生传》中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亦被汤一介当作自己的读书观。

　　 1945年，从重庆回到昆明后，汤一介进入了父亲为他联系的西南联大先修班。汤用彤担心只上过高一的儿子学不好先修班的课程，便给他安排了中国文史和英文课程的补习，为他找来了《史记》《汉书》，要求汤一介读懂读透。同时请来了钱学熙教授为之补习英语。

　　 在经历了留级的“屈辱”之后，此时的汤一介开始发奋阅读，读书范围不仅包括各种小说，也包括一些文史专业书籍。汤用彤对其悉心引导，他将钱穆先生所著《国史大纲》交到汤一介手里，并叮嘱道，“这是钱伯伯的《国史大纲》，你一定要塌下心好好读，会对你有用的。”

　　 汤一介被《国史大纲》深深吸引，并深受其影响，他后来如此评价，“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可能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读完《国史大纲》，以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古典哲学著作后，汤一介又对佛书产生了兴趣。汤用彤收藏的佛典虽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但家里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汤一介向其讨要《妙法莲华经》，汤用彤担心他读不懂，便找来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给他看，想让他先把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弄懂，再来读佛书。然而，这本书对当时的汤一介而言，还是太过深奥，他只得一次次向父亲请教，汤用彤也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

　　 在那段时间里，除了这些专业的史书、佛书以外，汤一介还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包括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亨》以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作品，与一些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常让汤一介感动不已。

　　 离不开的北大

　　 1945年抗战结束，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邀请汤用彤参与协助北大复校工作。次年夏，汤用彤携妻儿老小从昆明取道重庆回到北平；再次年，汤一介从北大先修班正式步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北大，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并很快崭露头角。少为人知的是，汤一介在中学时便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曾因读《西行漫记》与几个同学组织去延安，结果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抓了起来。国共内战时期，他又加入共产党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并积极学习《反杜林论》等共产主义理论书籍，后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1948年底，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准备撤离大陆，国民政府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接走一批著名学者教授，汤用彤先生亦在被接走的名单之列。但临走前，他把机票给了别人，与冯友兰、贺麟等人选择留在北大。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不得不说汤一介的政治倾向影响了汤用彤夫妇的选择。

　　 1949年11月，中共建政没多久，汤一介便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后，他又被选为北大文学院团总支部组织委员。在这里，汤一介结识了后来伴随他一生的妻子乐黛云。乐黛云同样是才华横溢，时任文学院团总支部宣传委员，后成为我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他们俩一个儒雅内敛，一个热情奔放，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在1952年结为夫妻。

　　 两个追求“革命”的理想青年，办的婚礼也“反传统”，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更让人大为吃惊的是，这位新娘竟在婚礼上讲，“我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后来乐黛云回忆，“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汤一介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读了大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以及一些苏联文学作品。1951年，毕业前夕，他被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党校领导对其委以重任，留在党校给学生讲中共党史，后又讲马列主义哲学。五年间，他讲的课程很受欢迎，党校领导决定把他调到中央党校，他却一直想回到北大，继续自己的哲学家梦。

　　 1956年10月，汤一介终于回到北大，并开始帮助父亲整理文稿，翌年，汤用彤的名著《魏晋玄学论稿》正式出版。从此，汤一介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运动”中见真情

　　 此时，乐黛云担任北大中文系教员党总支书记，1958年初，反右运动接近尾声之际，乐黛云被划成了“右派”，而且是“潜伏最深的极右派”。北大对其作出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立即下乡监督劳动的处罚。

　　 对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汤一介、乐黛云夫妇而言，这如同晴天霹雳，这样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怎么会是“右派”呢？汤一介认为一定是搞错了，“这样把一个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干部打成‘右派’，是对党和国家的不负责”，于是他给北大中文系党总支打电话，说他们搞错了，没想到反而被告状到哲学系党总支，说他跟“右派”分子乐黛云“划不清界限”，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但这个处分丝毫没有改变汤一介对乐黛云的看法。乐黛云被下放到北京远郊门头沟大山中“监督改造”4年，汤一介坚持每个星期给她写一封信，并在信封上赫然写下“乐黛云同志收”。对这样一个“阶级敌人”称“同志”，表达的是他对妻子的坚定信任与支持，结果他的这种“执迷不悟”，招致了更为严厉的批判。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哲学系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镇，尤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常受到中央高层直接关注。在中苏关系破裂之际，汤一介积极参加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