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陈平：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

　　 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新书《21世纪资本论》（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评论称该书引发了“皮凯蒂恐慌”，《纽约时报》评论的标题是（皮凯蒂的书）“较劲斯密（和马克思）”，美国《新共和》周刊把这位经济学家在西方的影响描写为新出现的摇滚歌星！皮凯蒂的书揭露了300年来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犹如《共产党宣言》的开头“一个幽灵”在西方游荡。不过这次的幽灵，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反思资本主义。诡异的是，《纽约时报》为何把《21世纪资本论》说成是同时和亚当·斯密与马克思较劲呢？西方媒体把严肃的经济科学研究政治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例如库茨涅茨收入不平等的钟形曲线和索洛的内生增长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放弃中国道路转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以及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一、皮凯蒂对资本收入比例演化的历史观察

　　 在经济学界，从来都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教训全世界，这次却是法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教训美英主流经济学派，原因有四：

　　 第一，皮凯蒂认为要研究不平等趋势，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参照系，应当是法国，而非英国与美国。为什么？英国的光荣革命不彻底，至今贵族精英的地位稳固。要研究贫富差距和原始财富的继承，英国不能代表多数经过彻底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美国的增长也不典型，因为独立战争时美国人口只有300万，如今人口3亿，国土面积从建国初期的80万平方公里扩展到目前的900多万平方公里。美国人口与领土的巨幅扩张，当然可能淡化贫富差距的后果。法国大革命时人口约3000万，300年后只增加到6000万，和欧洲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类似。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废除了一切特权。如果法国的贫富差距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经济学含义就更为深刻：即使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平等，也不能保证社会的经济平等。这是皮凯蒂经验观察的革命性发现！这对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在判断中国模式的优劣时，一切以英美模式为准的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挑战。

　　 第二，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对国家财富给出测量方法。皮凯蒂分析不平等的趋势，没有采用含义不明的基尼系数，而是把马克思收入分配的资本与劳动的两分法数据化。皮凯蒂揭示的资本收益一直远超劳动收益的历史趋势怵目惊心，一举粉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经济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和最优分配的神话。皮凯蒂分析当代的资本结构，排除了政府债务，因为国内居民购买的政府公债，其资产净值为零。皮凯蒂把国家资本明确定义为四项资本之和——农地、房产、其他国内产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净值，然后分别考察其价值的历史演变。

　　 如果读者记得曾在国内名噪一时的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就会发现该书对金融危机的教训没有任何严肃的反思，却用华尔街过去的致富故事来为今日美国虚拟经济挤出实体经济的金融投机辩护。该书作者在金融危机之后还在宣扬自由市场如何“藏富于民”，否认西方缺乏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是制造贫富分化的主要工具。与该作者的崇美逻辑相反，皮凯蒂发现：即使在法制完备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财富依然集中于最富的1%人口之手；而只讲私有产权，没有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印度和俄国，更是将国家财富集中于少数大家族和寡头手中。皮凯蒂用自己在美国和法国大学任教经历的对比，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玩弄数学、脱离实际的弊病，非常值得那些仅从教科书上学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们反思。美国名校的经济学专业不见得会教给经济学人分析当代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三，皮凯蒂使用了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法国和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1700—2012）收入、资本、人口、增长率等历史数据，加上德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要感谢耶鲁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钱楠筠（Nancy Qian），她对中国、印度数据的研究扩展了皮凯蒂的视野。皮凯蒂分析收入结构中劳动和资本的分成比例，发现了“不平等的结构”。他对21世纪不平等的全球演化的原因也做了细致的分析，包括英法的公债、欧洲的财产税、中国的资本扩张、美国的移民改革、多国贸易保护、债务问题、社会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本恶化等等方面。

　　 皮凯蒂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全面否定了美英主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各国数据明确显示：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增加而非减少贫富差距！换言之，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依据美国历史数据发现的钟形曲线（也称为倒U 形曲线，声称美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会先增加后减少，所以政府可以容忍一时的不平等扩大，而无需政治干预），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换言之，市场完善（或称“完美市场”）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皮凯蒂还具体分析了诺奖经济学家索洛的外生增长论为何没有导致世界增长率的趋同和贫富差距的缩小，而内生增长论鼓吹的人力资本积累又如何使教育可能成为巩固特权而非摆脱贫困的工具。

　　 皮凯蒂对库茨涅茨和索洛理论的批评，对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中国转型方向的争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批评中国经济是“粗放增长”的经济学家，把东亚奇迹扭曲为高储蓄、高投资，没有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主张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要素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们，依据的正是索洛的内生增长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哪有什么要素市场没被“扭曲”？工作许可和移民限制扭曲劳动力市场，最低工资法扭曲劳动力价格，土地用途分区扭曲土地市场，基准利率和税收政策扭曲资本市场，放任美国金融寡头扭曲大宗商品市场，第二次中东战争扭曲汇率市场和资本流向，如此等等。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的时代，哪里有空想资本主义所说的完美要素市场？现实主义者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在与美欧日的大国博弈中，如何利用市场规则和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哪些竞争策略是高明的远见，哪些是短视甚至愚蠢的政策？以为市场化就是打造一个市场竞争的公平擂台，市场会自动选优汰劣，实现人类共同繁荣，这种空想资本主义的美梦来自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西方的殖民史和经济史上从来都不存在。笔者的朋友，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常常跟我说：“Do what American do, Don’t do what American say!”（照美国做的做，别照美国说的做），这才是西方高人的肺腑之言。

　　 正如笔者在《经济复杂性和均衡幻梦》一书所批评的，索洛把技术进步描写为随机冲击的积累，而非小波模式的新陈代谢，预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会趋同，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索洛理论唯一的“贡献”，是用线性数学模型否定发展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否定科学技术进步，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描写非市场主导的研发机制。请问美国的航天工程、互联网、GPS卫星和导航系统、全球海军基地和信息监视网络，也是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随机创造的吗？中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产业的迅速升级，离开中国前30年建立的、独立自主的科技和工业体系，能成功吗？为什么二战后早就建立私有产权和议会民主制的亚洲国家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都没有能力发展航天、卫星、高铁、计算机等现代化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呢？

　　 第四，皮凯蒂观察到，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收入不平等有所下降。一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化趋势有所收敛，但是不久即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是从一战结束，到二战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收入分配有了很大的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平等的程度再度恶化。总的历史趋势是资本收益率为经济增长率的几倍。收入分配改善的原因不是经济的内生机制，而是政治的外来干预，包括战争、革命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运动，导致发达国家资产的大幅缩水；政府经济干预包括房租管制、国有化、证券交易和资本流动的监管等等，都会影响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古典经济学资产定价理论描写的自由经济和有效市场，完全是数理经济学的乌托邦，和真实资本主义没有关系。皮凯蒂的分析，对在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上泛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二、皮凯蒂的观察盲区：苏东竞争和马歇尔计划的影响

　　 我们要指出的是，皮凯蒂对1945—1970年间美国分配改善原因的分析并不全面。他完全忽略这一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特别是苏联宪法中关于公民劳动权和休息权的规定，迫使西方资本不得不改善劳工福利的国际竞争压力。东欧国家在此期间创造的充分就业、全民医疗和福利住房，虽然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廉价能源的供应而难以持续，但是冷战时期的苏东经济逼迫德、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幅增加了工会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完善其已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苏联瓦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削减工人已经得到的福利，致使1990年后全球不平等的趋势急剧增加。70后出身的皮凯蒂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效应，不亚于战争对资本的摧毁效应。5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布鲁克斯的专栏“大辩论”，深刻揭示了苏联瓦解后，西方世界误以为没有了竞争者，导致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全面倒退。

　　 皮凯蒂也没有注意到美国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实质是美国大规模资本扩张的“非均衡战略”。我们一直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是封闭社会的永动机模型，因为生命和社会系统的本质是“非均衡”。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苏东转型的悲剧，突显了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战略与休克疗法的“均衡思维”的不同后果。我们可以想见，二战结束后，美国军火工业失去大量订单，大批退伍军人急需工作。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也推行这次金融危机中伯南克主张的“再平衡”政策：美国大批削减“过剩产能”，欧洲大规模削减“公共财政”，等于在危机中推行反凯恩斯的货币主义政策，结果必然是制造第二次大萧条。多亏美国当时务实的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用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日本大规模输出美国的剩余产能，不但创造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西欧、日本的复兴，同时也使美国产品占领英法等老牌帝国的传统市场，并扩张到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全球市场。同时期，美国国内还实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利率管制，鼓励普通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房产，大大抵制了社会主义模式对美国工人的吸引力，使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免于受到西欧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同样幸运的是，虽然弗里德曼等西方权威经济学家多次向中国推销休克疗法的改革药方，但在价格闯关中碰壁的中国领导人很快转向兼顾稳定和改革的双轨制，为中国企业学会市场竞争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和苏东自废武功的经济转型相比，中国上山下乡出身的干部，对国际竞争策略的判断能力，远高于西方名校训练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

　　 此次金融危机中，美欧日等国由于利益集团的阻碍，使凯恩斯刺激政策寸步难行，才导致今日西方经济在大衰退中停滞不前。国内一些崇美的经济学家跟在伯南克的后面，呼吁中国也要推行美欧失败的“再平衡”政策，表面上是拉动消费、压缩投资、削减过剩产能，实质是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林毅夫批评伯南克的“再平衡”理论，大方向要比主张要素市场自由化的人们高明得多。

已故邓英淘在《再造中国》中提出的西水东调新途径（邓英淘：《再造中国，走向未来》，大风出版社，香港，2010年），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中提出的建立长期战略基金（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都是用开发大西北的战略消化目前出口下降造成的“过剩产能”的好建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