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韩克敌：民族问题，苏联之殇——再谈苏联解体的原因

　　 摘要：苏联解体和苏联剧变是两个概念，剧变是因为党的问题，而解体是因为民族问题。苏联民族问题是苏共、苏军、苏联分裂的主要原因。苏联民族问题的根源是民族自决的思想和民族自治的制度。民族自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联邦制。

　　 关键词：苏联解体;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联邦制

　　 苏联解体，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1991年12月25日，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内部战争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土崩瓦解，在其废墟上诞生了15个崭新的民族国家。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果原因搞不清楚，也就谈不上反思历史、吸取教训。中外很多学者都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个因素，而是各种合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样的判断虽然合理，但是，在分析重大事件的时候，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追根溯源，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而不仅仅只是重要原因之一[1]。苏联民族问题的根源是苏共的民族自决思想和在这种思想下产生的民族自治制度(包括民族加盟共和国、民族自治共和国、民族自治州和民族自治专区等具体表现形式)，民族自治制度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联邦制。

　　 一　问题的缘起：解体和剧变、苏联和苏共

　　 探讨苏联解体，首先要分清楚两个概念：一个是苏联国家的解体，一个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不能把两个概念混淆[2]。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是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而苏联解体，则体现为15个新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国家层面的问题。解体和剧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剧变并不必然导致解体。苏共的问题，又分为两个层面，变质和分裂。而两者往往大多数时候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

　　 在反思苏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时，人们往往倾向于从意识形态层面去思考问题。认为苏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二十八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这就把剧变和解体两个问题混淆了。

　　 很多文章都谈到，苏共是维系苏联的唯一纽带，苏共垮台了，苏联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得出结论，苏共垮台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质疑，为什么维系苏联的纽带只有苏共？为什么苏共是唯一的纽带？维持一个国家的其他纽带哪里去了？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它还应该有共同的历史归属感，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共同的情感心理，强烈的国家认同，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强大的法律和制度保证。这些苏联为什么没有？苏联为什么这么脆弱，脆弱到只能靠苏共这一条纽带来维系？

　　 苏共垮台必然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但并不必然导致苏联国家解体，苏联解体不是苏共垮台造成的。说苏联解体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是因为苏共的原因，是不确切的。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苏共领导层贪污腐化的问题，苏共党群关系的问题，苏共个别领导人的问题，“斯大林体制”的问题，苏共的经济政策的问题，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苏联的对外政策问题等等，都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危机的问题，是导致苏共变化或变质的问题，而不是导致苏共分裂的主要问题，更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苏联国家的解体缘于民族问题。当然，如果说苏联解体间接地是因为苏共的民族政策造成的，这种表述应该是基本准确的。

　　 二　民族问题对苏联国家体制(苏联国家、苏共、苏军)的侵蚀

　　 民族问题，对苏联的国家统一，对苏联共产党，对苏联武装力量，构成了最严重的毁灭性的冲击。民族问题也是外部势力对苏联内部事务施加影响的最有效的工具。

　　 苏联解体，表现为15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共和国一个接一个地独立宣告了苏联事实上的消亡。没有民族共和国的独立，就不会有苏联解体。

　　 众所周知，苏联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国家。苏联时期的公民往往自豪于祖国疆域的辽阔、民族的众多。但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苏联的联邦制，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不合理因素，这是一个畸形的联邦国家。苏维埃联盟包括以民族身份划分的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专区。再加上各种在非民族地区(俄罗斯族占多数)设立的边疆区、州、直辖市，这样复杂的行政区划制度，世界罕见，也带来了巨大的管理难度。

　　 而且，其中有一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无论是从人口、地域，还是从经济规模上看，都比其他14个共和国加到一起还要大得多。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面积占苏联领土的3/4和人口的1/2以上，就联邦结构来说，明显不成比例。

　　 在这一点上，苏联以外的人看得更清楚。“实际上，(如果你)建立起一个国家结构，(这个国家结构)包含一个特别大的单元和几个小得多的单元，将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比现存的那些联邦制或邦联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都要大得多。(美国)罗得岛同阿拉斯加的面积不可同日而语，阿拉斯加与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也相形见绌，但是，同苏联各共和国之间差距的程度比起来，这些差异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只有一个州，而所有东部各州保持其现有的边界，这将导致(美国)联邦体制运作将会有多么困难。而苏联的情况(比美国这种假想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3]

　　 在苏联的政治体系中，俄罗斯联邦是一个异类。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这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是唯一的。但是，俄罗斯联邦却又有自己的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这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类似。然而，在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各个州和边疆区委都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情况下，俄罗斯部长会议几乎是无事可做，成为一个空架子。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州则不可能绕开共和国部长会议，直接和联盟中央发生关系。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和国一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内务部、科学院，也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和广播站，而这些其他共和国都有。甚至在联合国，乌克兰、白俄罗斯都有自己的席位，而俄罗斯却没有。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却是最名不副实的也是最没有权力的共和国。但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

　　 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波罗的海三国最先扛起自治、独立的大旗，然后是其他民族共和国纷纷跟进。这反过来刺激了俄罗斯联邦，俄罗斯人的主权意识也不断高涨。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宣言》。紧接着乌兹别克斯坦(6月20日)、摩尔多瓦(6月23日)、乌克兰(7月16日)、白俄罗斯(7月27)纷纷跟进效仿。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最奇特的现象，俄罗斯和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一起，手挽手肩并肩，将矛头对准他们共同的敌人和压迫者——苏维埃联盟。

　　 现在看来，苏维埃制度在一度恢复了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同时，通过制度建设，也限制了它的利益和发展，并最终导致两个并不相同的意识的诞生：俄罗斯意识和苏联意识。而在帝俄时代(1917年以前)，俄罗斯意识和帝国意识几乎是重合的。1991年的苏联和俄罗斯，就像一个人和他的影子，自己在和自己搏斗。

　　 民族问题不仅侵蚀了苏联国家，也侵蚀了苏共。苏共的民族化是苏共最后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因意识形态领域和改革方向的分歧而导致的党内不同派别的出现，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民主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苏共纲领派”等等。二是苏共的民族化和地方化(联邦化)。在苏联，联邦化的实质就是民族化，苏式联邦制是苏共民族理论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形式。

　　 随着“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突然宽松的舆论氛围，在各个加盟共和国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对经济的讨论变成了对政治的关注，对改革的热情变成了对独立的向往，民族主义开始狂飙突进。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都开始面临这样的困境：不凸显民族性，就不可能得到本地群众的支持；而如果强调民族性，很明显，苏联共产党就不可能保持统一。到1990年，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开始是在波罗的海三国，后来蔓延到南高加索三国，最后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群众指责共和国的共产党不是本民族组织而只是苏共支部，不是为当地服务而是为莫斯科服务。为此，许多共产党人极力要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阐明自己的民族立场，极力和莫斯科拉开距离。这成为一种时尚。

　　 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可以看成是苏共民族化的一个典型事件[4]。“阿拉木图事件”反映了哈萨克民众对“干部民族化”原则的捍卫。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哈萨克人看来，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已经不是苏共地方支部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而是哈萨克共产党人和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关系，是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的关系。1989年6月22日，苏共中央撤销了对俄罗斯人科尔宾的任命，选择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哈萨克人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哈萨克斯坦中央第一书记。盖达尔明确指出，人选的改变表明“苏共中央显现了衰落的最初征兆”[5]。这不是在选干部，而是在搞平衡。

　　 随着加盟共和国独立呼声日趋高涨，一方面是俄罗斯自己的民族主义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民族平等”的思想宣传又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至于在立陶宛危机期间(1990年)，一位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就表示，“没有一个族际的政治局是绝对不行的，对国家的联盟制管理同样必须是一个由全体15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组成的族际的政府，而不能只是由俄罗斯联邦一家来包办。否则便会导致党和国家的解体，对此要承担责任的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不是立陶宛人。”[6]

　　 从1989年12月19日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独立到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实际上完成了苏共的民族化。可以说，到此时，苏共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已经不存在了。

　　 1988年8月17日，苏共中央公布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纲领提出：必须改革联邦制，在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全联盟的权利之间建立最佳关系。但是纲领认为：联邦制的思想，在党的建设方面，原则上是不能采纳的。但是，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后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新的政治局，还是在实际上，把联邦制引入到党内。

　　 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民族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进入了政治局，而苏联的中央强力部门的领导，如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克格勃主席，还有苏共中央各部部长，均未进入政治局。苏共二十八大政治局明显的民族化和地方化，变成了一个诸侯理事会，失去了对全苏局势的驾驭能力，它没有平息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

　　 苏共二十八大政治局可以和下表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选举的政治局委员比较。二十七大后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不仅人数要少得多，而且几乎都是联盟和苏共中央官员，这保证了最基本的行政效率和中央威信。

从苏联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除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外，苏共党员的民族意识是苏共思想分裂、组织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各共和国共产党都从本民族本地区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全党和全国性的问题，阶级的观念、全党一致的观念、国家的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新成立的各种“民主派”组织基本都是以民族或地区为标志的，成员局限于一个共和国甚至更小的区域内(例如，乌克兰的“鲁赫”、立陶宛的“萨尤季斯”等)，没有出现横跨几个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更不用说全苏性的政治组织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