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庞松：高岗、饶漱石问题研究述评

　　 一、概况

　　 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亦称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当时高岗位高权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高饶事件被列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刘少奇等错案相继平反。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邓小平在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分裂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历史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1991年5月，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首次以专章叙述了高饶事件的始末。其基本脉络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主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新富农、农业互助合作及工会作用等问题上，党内出现认识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做法表示不满；对新税制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对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做了调整。高岗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信任，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错误缺点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同年秋，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行动，“讨安（子文）伐刘”，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认为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该彻底改组。毛泽东提出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私自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自杀身亡。

　　 199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官方史书的形式叙述道“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书中未沿用“反党联盟”的提法，所列高岗进行阴谋活动的基本事实，与薄书所述一致。书中的基本评价是：“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此后的官方史书，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毛泽东传》等，分别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基本形成对高饶事件的官方叙史框架。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问题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内斗争影响深远，如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都联系到高岗反党活动，造成错案；四是“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罪证”，基本上还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那些材料。这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迷雾，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由于《历史决议》遵循的是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官方史书囿于“为尊者讳”，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语焉不详，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纪实作品，或因袭陈见旧说，或拼凑情节，主观臆断；散见于报刊的所谓记实文学，多采用“戏说”的手法，自由发挥想象，更为厘清高饶事件真相添加了混乱。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高岗事件中的一些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出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1]等个人著述，均有涉及事件发生时他们与高岗、饶漱石及毛泽东、刘少奇谈话的内容，披露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掀开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关注。

　　 曾参与高饶事件处理的历史当事人杨尚昆，在《党的文献》杂志2001年第1、2期发表了关于高饶事件的谈话记录。谈话录[2]虽仍沿用传统叙史方式，但提供了一些有关高岗、饶漱石所作所为、中央处理过程的历史细节，其中有关饶漱石案的后续发展情况，为首次披露。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更以原始记录展现了1954年初杨受中央委托赴杭州听取毛泽东意见，商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方针，如何应对会上可能发生“冲”与“攻”等问题的内情，为理清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关键环节，拓展了研究分析的思路。

　　 2008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作者是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赵家梁作为跟高岗最近的历史当事人，依据“文革”劫难后幸存的高岗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以十几年的持续研究，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叙史相当不同的分析论证框架。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钩沉史料，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再现这段复杂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是迄今第一部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饶事件发生的过程，评价其社会历史背景及对中共执政后政治生活重大影响的著作，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为此作了许多论证。

　　 2011年，戴茂林、赵晓光合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岗传》，[3]对高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述。该书通过访问原东北局多名历史当事人，根据陆续公布的档案、史料，汇集、吸收学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等，对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了较为翔实、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也作了若干澄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饶事件以及错综复杂的“毛刘关系”、“毛高关系”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各种观点参差互见。其中，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持续研究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撰写了关于高饶事件的系列论文，[4]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覆盖其上的政治尘埃；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研究论证也颇具影响，堪称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陈出新的作品。

　　 二、有关高饶事件的新史料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权力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厘清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线索，不仅能够丰富和匡正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可以拓展中共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提供新的解读路径。

　　 按林蕴晖的梳理，高岗被定性为“反党”，历史上多指他反对刘少奇的言行。但众所周知，高岗当年因反对刘少奇而落马，但刘少奇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所以，重要的不是高岗在政治上与刘少奇的意见不合或公开反对，而是高岗所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触犯了党内最重要的组织纪律。有关新史料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散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

　　 据张秀山、张明远回忆，高岗从中央开会回来，或在东北局常委中间，或是几个人闲聊的时候，散播过一些中央内部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对刘少奇不满意的言论。如毛讲过，七大以后把刘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例如，刘在日本投降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指导土改工作发生“左”倾错误；进城时关于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等。由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高岗还说中央准备在八大调整机构，毛泽东和他交换意见时，说刘少奇、彭真不能让人放心。毛泽东还对高岗说，刘少奇等人对他搞封锁，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1953年5月，毛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高岗看见毛大发脾气，深为震惊。他曾向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高岗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伯渠、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之外，中央其他许多同志都对刘少奇等人不满意。高岗还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刘少奇支持他们，等等。

　　 赵家梁在书中进一步披露，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高岗在反省时讲到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5]

　　 以上表明，高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此随便地传播小道消息，扩散中央内部特别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讲了不少出格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确实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反党，是不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还须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2、“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被列为高岗罪名的财经会议期间会外活动，是他散布“有薄无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传统说法是，安子文从高岗口中得知毛泽东要改组中央政治局，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两组名单，其中一组“有薄无林”，并送高岗看过。

赵家梁引述了高岗在反省时的另一种说法：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