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历史上,安危、存亡、治乱的质变往往只在一夜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瞩,但与此同时,带来的隐患与积累的风险日益凸显,到了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境地。当前,应聚焦化解矛盾、降低风险、消除危机、促进发展,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应确立”总体安全观”,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国家总体安全态势日趋严峻

   多年来,我们未能一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安全的辩证关系,在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等总体国家安全上的政策体系不够完整,长期未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有效的应对机制,导致在国际博弈中,往往能开好局,未必最终能下好棋,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重大安全领域的风险与日俱增,红线被踩踏,底线被突破。一系列的量变最终会引起质变,部分质变会引发整体危机,因此中国的国家安全总体形势非但不容乐观,而且相当严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既广且深的发展,世界经济强权由传统的对战略资源的直接(股权)控制,调整为对战略资源定价权的控制。近些年来,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伦敦与纽约两大金融中心之间、美欧日三大资本集团之间对定价权的争夺几近白热化。多年来,中国奉行”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积极利用国际资源,但是中国对相关战略资源既缺少直接控制权,更没有相关定价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一直难以改变。近些年来,西方大国与垄断资本利用定价权优势,不断抬高能源资源价格,给”中国制造”增添了与日俱增的成本压力,”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在迅速消失。

   鼓吹”越开放越安全”论调有一个重要的论据是,对外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相互依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重要的利益共同体。然而,中国与西方所谓的”相互依赖”,实质是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西方的依赖要远远高于西方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对西方不仅有品牌、技术、管理的依赖,还有资源、市场、资金的依赖,更有人才、思想、秩序的依赖。这种不对称依赖,授予西方不断敲打中国的特权,如贸易反倾销、”汇率操纵国”等。理论与实际都表明,高度不对称依赖,实质就是依附。这种实质性依附不仅严重局限着中国的治权,更可能损害中国的主权,使中国在关键时刻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丧失战略机遇。

   现行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还存在于网络虚拟世界。信息化、全球化使互联网所代表的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具体,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中国涉网的关键资源、关键技术主要掌握在美国手中,主要网络企业由外资(主要是美资)控制,业内奉行的是美国宣扬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点击自由,恪守着美国的意识形态–视社会主义中国为天敌。因此,强大的网络舆论多年来基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负能量”,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凡可损害中国一切美好、积极、健康的东西,在互联网都会呈现出蔚为大观之势。近年来,配合美国战略东移,互联网中反共反华力量更加猖獗,所谓”同城饭醉”等公民社会运动、各类邪教分离势力、暴力恐怖组织等异常活跃,而且往往采取”网上串联,网下聚集”虚实结合的方式,开始对现政权展开进攻,令人忧虑的是,这一乱象丛生的异己力量迄今尚未完全得到有效应对。正所谓”网络安全,心头大患!”

   博弈中,有好局,未必能下好棋;也常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更何况,在国际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占据明显优势的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与地区形势日趋险恶。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当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能再出现战略误判,更不可以得意而忘形,否则很有可能跌倒在”崛起”的最后几级阶梯上,抑或输在最后一公里的赛道上。

   国际安全: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明确显示: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财政刺激政策形成公共债务”悬河”,新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利率、流动性等陷阱使各类常规货币政策趋于无效。由于自由主义思想作祟,西方多年来一直抵制政府主导投资的产业政策,视其为经济领域的异端邪说。因此,以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

   次贷危机直接践踏着资本主义的灵魂–契约精神,毁坏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诚信体系。无所不在的金融创新(实质就是造假)使衍生品发行商(投资银行)与投资者之间失去基本信任;政府救助”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使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危机爆发后,美欧大国努力转移风险与转嫁危机,使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经济保护、贸易摩擦日趋严重,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

   次贷危机、债务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等系列金融危机,紧随美欧危机之后的新兴市场危机,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国家危机,正加速国际力量失衡、格局变迁、秩序调整,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然步入金融动荡、经济低迷、社会对立、政治僵化时代。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新兴大国有力无处使,世界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阶段。

   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发达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市场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既广且深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冲击着国际秩序。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抑或革新与守旧的力量之间的误判、对峙、冲突或将难以避免。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国际巨轮业已驶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尖锐化,西方民主政治普遍僵化与弱化,各种乱象将长期持续。

   美国的持续衰落与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国越发彰显独立自主而不愿做西方附庸的个性,引起美国不断增强的战略焦虑。为维护霸权,美国正设法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包括全面复活日本–“放狗咬人”,鼓励与支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成为”政治大国”,包括允许日本拥有核武,解禁集体自卫权,在东海利用与操纵钓鱼岛事件,与中国抗衡,甚或兵戎相见。在南海,在中国周边地区,鼓励与支持一切与中国抗衡的力量,放大一切与中国不和谐的声音,以牵制中国。中国的国际与地区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的余波仍在涤荡,出现明显的”长尾效应”,动荡与低迷态势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根本好转。多年来,一直高举自由贸易、自由经济大旗的美国,一马当先筑起了”美国制造优先”的贸易壁垒,经济保护主义在全世界抬头,导致中国对外经贸摩擦不断增多。

   战略安全:”越开放越安全”的逻辑陷阱

   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把GDP提高视同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发展,即发展=经济增长=GDP提高,而把发展当成压倒一切的战略设计。自由主义者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这种思维,理论上是短视的,实践中或将是致命的。1840年前,中国经济总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终究遭遇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并由此开启一步步向殖民地沦落的命运。鸦片战争后,率先觉醒的中国改革派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推动洋务运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经济总量规模远远超过日本,但是,终究难免遭遇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何哉?战略谋划严重不足使中国陷入战略安全困境。

   所谓战略安全,概指国家发展道路、重大制度设计与发展指导理论科学合理,国家战略资源可以被有效组织与使用,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威胁,重大发展机遇没有错失,没有出现战略误判,避免落入战略竞争对手设置的战略陷阱。

   中国古人很讲究也很会运用战略谋划。不战而屈人之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是,在”一切向钱看,挣钱是一切”的发展思路下,中国人越来越不会搞战略了。当今,中国学界,搞国际关系的,搞国际战略的,不可不谓人多势众。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捣鬼,俄罗斯当机立断收复克里米亚,竟然没有一个中国战略学者能够做出哪怕是近似的预测判断,真让国人大跌眼镜。由此显示中国战略谋划严重不足,战略安全困境日趋突出。

   多年来,中国战略学界一直落入这样的怪圈:问题潜伏时,专家们口若悬河,不得要领;问题爆发后,政治家们狼奔豕突,疲于应对。中国不仅对对手的诸多阴谋束手无策,甚至对系列”阳谋”也往往无所作为。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是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攻城略地的主要障碍,多年来美国处心积虑、动用一切代理力量努力搞垮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迄今没有一个有效应对策略。再如:多年来,美国不断向中国输送代理人,不断影响乃至操纵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持续劫掠中国财富,这应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裕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迄今仍无有效应对策略。对内和谐,对美和平,对台和解,一味地刻意回避矛盾,最终会被无数的且不断激化的矛盾缠死或击倒。过去,抓革命,促生产;今天,抓改革,促发展。陷入了极其幼稚的”越开放越安全”的逻辑错误。

   战略判断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己知彼。对”乌克兰事变”判断失误,就是对美国力量、俄罗斯力量以及美俄博弈能力的判断失误。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自由派尤其是亲美自由派来说,拥有无比的光环,他们一直过高估计美国的实力。与此同时,还过低估计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实力,低估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还有软实力、国家意志与决心。国家发展道路缺乏自信、理论缺乏自信、制度缺乏自信应当是战略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

   主权安全:保持主权与治权统一,严防成为西方附庸

   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是独立自主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对内自主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对外自主交往权之总和。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经济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完整性,保护全体国民的利益。主权独立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中国的主权安全遭受的威胁首先来自国内甚至体制内的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这是产生”外国代理人”或”买办”的主要社会基础。多年来,自由派或国际接轨派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丧失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政治自信,在美欧面前亦步亦趋,努力使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互联网发展、新一轮全球化兴盛,使作为国际法基石的国家主权原则受到巨大冲击。为适应西方霸权主义抑或新殖民主义的需要,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诸如主权可分论、主权弱化论、主权让渡论、人权高于主权论等诸多”奇谈怪论”,甚至认为主权是一个”坏字眼”,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应该予以抛弃。这些歪理邪说,一如当初的”大东亚共荣论”与”曲线救国论”,被中国买办所认同并积极宣传。如此,无边界经济–华盛顿共识、无国界政治–普世价值、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转基因作物等在中国大行其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被逐渐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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