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黄宗智：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

　　 简介: 黄宗智 Philip C. C. Huang

　　 1940年生。著名经济史、社会史与法律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教授，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Professor, Above Scale”)，2004年荣休。UCLA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 1995年）。《近代中国》季刊（Modern China）创办编辑（1975年至今），《中国乡村研究》创刊编辑（2003年至今）。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主要著作有：《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2014年7月，黄宗智教授继曾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最佳著作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之后，完成了”农业经济史三部曲”中的第三卷《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并对之前的两卷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和补充。全书三卷即将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

　　 与前两卷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专著不同，《超越左右》一书，集中体现了黄宗智近年来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基于对农村现实的经验和理论分析，以及多年社会经济史研究形成的深厚的历史感，黄宗智提出，由于198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以及国民收入上升所导致的食品消费转型，在这”三大历史性变迁”趋势的交汇之下，中国农业进入了前6个世纪所没有的变迁，主要是越来越多高值农产品的生产`。他把这种变迁称作”隐性农业革命”。

　　 黄宗智认为，在这场”隐性的农业革命”带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是以家庭小农场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农业企业作为经营主体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庞大、人地比例极其悬殊的国家，如果以外来资本的力量分化农村，将大部分农民变为农业雇佣工人，为农业企业劳动，那么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农业转型的大趋势下，一方面应当维护农户家庭的经营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农户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组织，来负责单个小农无力承担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进而实现农业生产”纵向一体化”（区别于”横向一体化”的大型雇工农场），把农产品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利润归于农户。

　　 在研究方法上，黄宗智一直坚持从最基本的经验和实践事实出发，去寻找最重要的理论概念，而不是从”先验”的理论出发去”规范”经验。黄宗智教授认为，只有通过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反复连接，才能真正认识到社会经济现象的真实状况，进而发现那些由理论推演出的”规范信念”与经验事实的相悖之处；而学习和掌握各流派的理论，目的不是将其作为”真理”，而是要与这些理论对话，从而帮助自己提炼最符合现实的概念–这些概念仍需要再返回经验加以检验其有效性。黄宗智的一系列学术专著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从经验出发到理论再返回经验”的研究进路。

　　 6月7日，黄宗智就目前就国内对农业问题研究的状况以及中国农村发展的出路是什么等问题，在北京家中接受了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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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经济观察报

　　 答：黄宗智

　　 问：你在《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一书中提到，”国内对农业问题的理论研究走上了歪途。”为什么这么说？

　　 答：:对，现今的主流经济理论完全误解了农业。农业既受到人力的限制，也受到地力的限制，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也是中国的农学传统所非常清楚掌握的道理。农业说到底是一种依靠”有机能源”的生产，不同于使用”无机的矿物能源”的现代工业”产业”。一个劳动力通过使用畜力充其量可以把所投入生产的能源扩大到8倍，但远远不到一个矿工一年能够挖掘200吨煤炭所能产生的能源的幅度。与工业相比，农业更严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大幅突破其制约。这是农业与工业间的一个基本的差别，但今天经济学界则普遍倾向不加区别地使用来自”无机能源”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理论于农业，广泛地把农业当作一个机器时代的”产业”来理解和分析，以为它可以和机械世界那样几乎无限度地大规模扩增产量。

　　 实际上，人力和地力远远不可与机器时代的以百匹、几百匹马力计算的拖拉机相提并论。美国那样的模式，通过使用拖拉机来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虽然可以克服人力的局限，但并不能克服”地力”的局限，因为作物生产是生物生产，最多只能达到几倍的增幅，和现代使用无机能源的工业十分不同。美国农业之所以能够做到几百倍于中国的单位劳动力产量，靠的不仅是机械，而更主要、更基本的是使用大量土地耕种。

　　 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遵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理论，将农业等同于工业，并假设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同样性质的，其总量和产出几乎可以无限制扩大。而实际上，农业中的有机要素–土地和劳力–其产出的可能扩大和提高幅度是和工业经济中的无机要素–资本和科技投入–十分不同的。人力和土地的产出和总量其实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前工业化的农业产出主要取决于给定的土地和在其上的人力投入。

　　 舒尔茨认为市场机制必定会导致最佳的资源配置，他认为人口过剩不可能存在，完全没有认识到”人地”关系乃是农业的先决条件。也许是出于对舒尔茨理论的保留，1979年的瑞典科学院经济学诺贝尔奖遴选组在舒尔茨之外，同时也遴选了在人口问题上和舒尔茨完全敌对的、强调传统农业中”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刘易斯，让两人分享当年的诺贝尔奖。

　　 舒尔茨单独突出”人力资本”，坚持只要具备前提性的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加上”绿色革命”那样的现代技术投入，便必定会推动、导致”传统农业的改造”。像他那样把有机的”人力”和无机的”资本”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使用于农业，本身便显示对有机体和无机体的基本差异的忽视。中国农业不可能像在美国的地多人少基本条件之下，借助市场机制，通过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几乎无限制地提高单位劳动产出。

　　 问：你的意思是由于国情和发展路径不同，依托欧美历史发展出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那么中国农业的国情及发展与欧美到底有什么不同？

　　 答：我们可以从18世纪中国与英格兰的农业状况作对比。首先是两者在膳食方面的不同：英格兰的膳食结构中肉、菜、粮食的比例接近1：1：1，而中国的结构则接近1：1：8。这反映了两个不同的农业体系：英格兰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基本相等的农业结构，而中国基本是种植业；在同样面积的单位土地上，种粮可以比养殖食草动物支撑6~7倍的人口所需。因此，人口的压力会排除食草的动物养殖，成为”单一”的种植业。两地农场在18世纪的平均规模是英格兰为750亩，中国江南地区不到10亩，华北地区不到15亩。高密度小农经济允许建立远比西欧要大且复杂的城市以及士绅和官僚文化。而高密度小农经济，历经较长时期的和平，会促使人口繁殖，加重土地上的压力，从而导致远比西欧频繁和庞大的周期性农村社会动荡。

　　 我一贯强调人口因素和人地关系，目的绝对不是想争论人口是历史的单一决定性因素，而是要直面中国这个基本国情，意在强调对资本、技术、市场、社会结构和国家等其它经济因素的理解，必须要看到它们和这个基本国情之间的互动。近年来学术界倾向单一地突出市场因素，几乎达到过去单一突出阶级关系的极端程度。但无论是市场运作还是社会结构，国家制度还是资本和技术，都得结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来理解。

　　 问：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发展同以往有什么不同？

　　 答：中国改革时期的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点是”去过密化”，它是改革时期农村变迁的主线。由于198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和城镇化、以及国民收入上升所导致的食品消费转型（趋向中上层人口的3：3：4的肉：菜：粮食比例），在这”三大历史性变迁”趋势的交汇之下，中国农业进入了前6个世纪所没有的变迁。高值蔬菜和肉食新农业总量上升以及农业劳动力减低的交汇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农场平均面积和收入的上升。我把这种变迁称作”隐性农业革命”。它和以往的典型农业革命（18世纪英格兰和1960、19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不同，并不表现在农业主要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而更多表现在农业结构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新农业”（即菜果、鱼肉、蛋奶）的生产。新农业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农业，既需要资本投入，也需要更高密度的劳动投入。

　　 我们根据发改委的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以及最可靠的1996和2006年的10年一度的农业普查资料，经过系统梳理和估算，得出的结论是，2006年中国农业总劳动投入中只有3%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说，中国农业主体仍然是小农家庭农场。但是，新农业明显比过去的旧农业带有更高的资本化（即更多的化肥、科学选种和机械的投入）。我称之为农业中”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这是个悖论现象，特别突显中国特色。其部分原因当然是中国按人口或劳动力一村一村平分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资本不容易获取大片的土地进行雇工生产。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小家庭生产的强韧性。一方面是新农业中小规模生产的优越性，特别体现于拱棚蔬菜种植和种养结合的不定时、零碎而又繁杂、密集的劳动投入，而家庭生产单位结合主要和辅助劳动力生产特别适合如此规模的生产，是廉价的形式。此外则是由单一个体生产单位结合两种或更多的互补性活动所产生的范围经济效益。

　　 问：这么说来你认为”家庭小农场”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出路？

　　 答：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热烈讨论。其中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这也是对当今早已由企业型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经济实际的误解。今天，美国最大的2%的农场，生产其50%的农业总产值。其农业中有七八十万人的农业雇工，另加一两百万的外来移民雇工。它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的定义，而是血亲和姻亲掌控原来的农场所有权的一半以上，和真正的家庭农场意义完全不同。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是节省劳动力，而中国（以及东亚）模式的关键是节省土地。美国的”大而粗”模式不符合当前中国农业的实际，更不符合具有厚重传统的小农经济家庭农场的理论。中国近30年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家庭农场才是中国农业正确的发展出路。

在市场化了的今天，中国已经抛弃了之前的过分偏重计划与管制的认识和做法，但有可能会再次过度模仿某一种模式和过度信赖某一种理论而走上错误的道路，即今天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美国模式及其普适的经济科学。要使当前的隐性农业革命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赋予大多数人民以有尊严的或小康生活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