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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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台湾人黄安曾经以《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打进大陆，不能说风靡一时也小有名气，毕竟有罗大佑、蔡琴、齐豫姐弟等扛鼎歌手在。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的黄安借助从前的艺人名声，多见于二流电视台的医药直销节目，等于是电视屏幕上的“活体电线杆”。
黄安推销面目可疑的保健医疗产品，并不为外人知道。他在大众视线里的露出，是因为他以反台独的名义，连续举报了多位台湾艺文人士来华活动。名单上包括卢广仲、张悬、蔡依林、王大陆、杨丞琳、九把刀、五月天，名单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也因为频繁的举报，黄安在台湾文艺界的声誉被降到冰点，劣评如潮。而在黄安的微博上，他十分高调地宣示自己的立场，贬抑台湾，抬高大陆，甚至出言：要与北京雾霾共存亡。老实讲，黄安亲大陆的姿态是如此高昂，令其反台独的独白变得不让人信服。
黄安为什么会从一名记忆中的老歌手，变成一名电视保健品推销员，进而去举起反台独的旗帜？一名在大陆谋生的台湾籍没落歌手，如何沉醉在斗士一样的存在中不可自拔？尤其是，这种近似癫狂的爱恨转变缺少过度，也欠缺足够的逻辑支持。
艺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政治立场这个东西不是一日养成的，像打滴点一样诸如到身体里面。就像黄安举报的那些艺人，他们的政治立场的获得及表达，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客气地讲，黄安的立场，可能也是他钻研的成果，近朱者赤。
黄安举报台独，与黄安举报台独成功，是两回事。经他举报的艺人，在大陆的演出或活动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卢广仲的东莞草莓姐演出被临时取消等等。所以，重点可能不在于黄安举报，而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报，而且有关部门吸取了这个举报。
黄安的举报发生在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之后，在这场以反对两岸间服务贸易的重大事件中，台湾各界都出来表达意见，主张反对黑箱操作的立场。依照台湾现在的法律环境，这是台湾人享有的政治表达的自由。但它的影响，终结了服贸谈判，影响远播大陆。
在事件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参加太阳花事件的台湾人受到了反弹，其中有些人在入境香港时受到阻碍。大陆将台湾反服贸，看作是对台政策上的挫败，因而在舆论上采取了攻击的立场，试图抵消反对声音对两岸现有接触管道的劣评，捍卫对台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黄安的举报，并且被接受，是因为事件刚消散不久有后关部门采取了舆论反制，需要这么个材料。所以，不是黄安在反台独，实际上是有关部门在反台独。而且“台独”一词在特殊时期因为敏感放宽了定义范围，容忍了黄安乱贴台独标签的做法。
比如对周子瑜的举报，是因为她在MV中举了青天白日旗。但是，任谁都知道，真正的台独是要去掉这面旗帜的，没有哪位台独分子会举着中华民国国旗。在遭到反驳后，黄安就列举其他疑似台独表现，连国民党都看不下了，在脸书上说支持周子瑜。
在香港发生占中事件之后，香港艺人中持有同情立场的，在北上大陆的工作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他们当中肯定不包括成龙，但至少有黄秋生、卢凯彤、林夕、何韵诗、黄耀明、杜汶泽等受到牵连。但香港艺人的举报工作由爱字头的中联办外围组织包办，黄安插不上手。
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伴随着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大陆在后续处理上都采取了围堵式的惩罚。对艺人的惩罚当然非常明显，这也将中港台三地的政策壁垒显现到艺人身上。因为这些艺人在大陆的知名度，又将本身是针对港台的意识形态围堵反弹到大陆舆论场中。
所以看待黄安举报这件事，重要的观察点是大陆对台湾所采取的报复性手法，为何出现，如何实施。只有这样才能研判这种举报的持久性。可以想见，对港台的意识形态压制本身是波动的，随着需要调整强弱烈度，黄安举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此，而不是取决于黄。
那么，现在的预测是对台的舆论压制趋势会在某个时候缓和吗？在什么时间段，黄安作为举报人与线人的角色会被冷落与弃置？现在还不好预估具体时间，对岸正在搞选举，香港又因众所周知的事情陷入情绪，舆论上保持压制，以观察事态过渡，恐怕是措手之一。
但是，真正的问题又不在于大陆对港台持有不同政见的艺文人士会在合适解冻？真正的问题是，放任黄安举报、将来自宝岛的志愿者线人、以及将爱字头的职业举报人强化舆论场中对港台的厌憎，会导致什么后果？这种后果又会对两岸三地的关系有何影响？
经过黄安举报，在文艺演出范围造成了某种禁忌，就是要审核艺人的政治立场，间接促成政审在舞台上的展开。一些艺人被切断大陆的工作机会，黄秋生自嘲说“连演成人片的机会都无”，这对港台艺人的短期收益会有杀伤力，但并不意味着“赶尽杀绝”。
对于黄安来说，举报台独、被认可为举报线人，好处是直接的。那就是他的“投名状”可以掩护他推销可疑保健品的问题，通过有关部门的“认可”来强化爱党爱国的效忠立场，拖延对他违规节目的查处。黄安举报台独，也是把爱国做成了一门生意的具体体现。
在反对港台艺人的一般理由中，是这样的论证：既然反对大陆，就不要来赚大陆的钱。这里面的逻辑漏洞像筛子眼一样多。反对的对象到底是国、是政府还是别的什么，指向并不清晰，反对的可能是某项政策，而政策是可以被讨论的，政策会变动也是常识。
赚大陆的钱，不等于赚大陆人的钱，更不等于赚反对者的钱。有些人只想听歌，指向看到表演，他们是花他们自己的钱，而且是自愿的。但是这部人的消费权利被剥夺了。反对者认为可以代表大陆或大陆人，但这只是假象，能够阻止艺人的从来不是他们。
黄安举报台独，乃至于要举报台湾，尽管在大陆引起了少数人的附和，一些艺人因为举报得逞而失去工作机会，也被认为大快人心。但从对岸的角度看，这种举报正在引发强烈的对大陆的反感，如果有台独人士知道黄安的事业，也会要感谢黄安的。
台独或香港城邦论的形成，首先在于社会心理上的认同，或者说至少不厌恶。黄安以反台独的名义举报，在台湾人那里能激起什么情绪？我想没有人是赞成的，正常人都会认为是荒谬。随即，台湾人会想：这么荒谬的主张和人物，也被大陆认可，那大陆真可怕。
香港的情形也做如是观。被爱字头陈净心举报的香港艺人，尽管失去了大陆的工作机会，但是获得了香港人的欢迎，对他们受打压保持同情态度，也正在以实际的票房支持受打压艺人在本地的商演。但是对大陆，一般港台人的反感情绪随着举报升温。
在这样的局面下，大陆对港台的政策、措施都会首先遇到人的心理抵触，这对两岸三地的政策关系是不利的。如果选择持续强硬，黄安、陈净心们的举报当然可以继续采用，但一旦要调整政策，就会发现已经没了弹性——为何？这都要拜举报所赐。
意识形态为剑拔弩张的中港台关系埋下了不利的因素，黄安举报犹如被利用的棋子，在虚假的成就感之下制造着举报者的快感、狂欢，但是对于大陆真正要用力化解的困难百害而无一益。这只能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对港台实施“文艺戒严”的恶果，又不用黄安之流承担。
总之，黄安举报台独，并非黄安的胜利，最多延缓他在大陆低级而可疑的变现盈利模式遭执法查处而破产的速度，举报所做的反向宣传，对“台独”绝对是个利好，台独乐见其成。而借举报来强化意识形态，导致人性迟迟不能复苏，只有新“病患”捏着举报的牌子招摇过市。
2016/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