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体近日把《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作为谈论中国的新焦点之一。报道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决定将2016年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而杨退休前供职的中国官方媒体“不允许”他前往美国领奖。路易斯·里昂奖在西方并不出名，美欧媒体把这件事突出出来，耐人寻味。

杨继绳《墓碑》一书2008年在香港出版，是关于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大饥荒”所造成人员死亡的“调查性报道”。该书认为从1958年至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该书出版后，杨继绳获得西方组织和机构颁发的多个奖项，比如2013年美国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都颁给了他。

杨退休前供职于新华社，后做过《炎黄春秋》副社长，是一位广受争议的人士。在受到西方奖项“包围”的同时，《墓碑》也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批评，被指出所用史料不实，逻辑也有问题。2014年孙经先教授曾与他在一个有关中国土地制度演变的研讨会上直接对话，提出其“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那场大饥荒成为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舆论场的热题。一些人批评官方只提当年的“天灾”，不说“人祸”，他们支持“3000万”或者更多人饿死的推测。有人并非很严肃地总结道，看一个人在网上说那几年饿死多少人，常常可以判定他在网上的角色“左”还是“右”。如果他说死了3000甚至4000多万，大概就是“右”的。如果他说没死人或者死得很少，就是“左”的。

其实中国官方对三年大饥荒早有正式说法，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写的：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不难看出，官方对“人祸”因素并不回避。

中国这些年不断有人研究那场大饥荒，他们对死亡人数的推测公众能够听到，应当说史学意义的研究和探讨都不是禁忌。然而《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该书前言中公开称中国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奴役人类的制度”，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寻常之处，西方组织颁给杨奖项时都称赞他的“勇气”。

不扯什么“政治勇气”就事论事，中国政府承认大饥荒中饿死了人，中国地方上有的博物馆和史料中保存着具体的记载。在模范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史展中，就有那几年该村饿死人的数字。然而学者们大多相信，获得一个精确的饿死人总数字是困难的，即使一个庞大的国家工程也未必能搞清楚。

杨继绳不是史学家，他给人的印象是并非对历史感兴趣，他后期的几乎全部作品都展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西方社会喜欢他，用各种奖项推崇他，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几乎用不着论述了，属于“地球人都知道”的那种。

杨大概为他获得那么多奖项挺骄傲的，他用不着去想西方这样捧他时，是不是在用这一招来跟我们的国家较量。新中国坎坷走到今天极其不易，我们的过去有不少伤疤和辫子，国家并不否认它们，但却要带着全社会往前走。西方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往前走，尽管受它们利用的一些中国人未必也希望祖国绊倒。

西方的奖项这几年雨点般落到中国“异见人士”身上。我们对此多一些心眼，大概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