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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多名计生官员拉横幅维权,肇因是事业编制取消,社会抚养费不再返还,导致身份陡失、待遇下降。计生干部不无悲催:我们成了弃子和路人。

说到底,这只是体制内部利益分赃不均的结果,显然不该由社会来埋单。且不说社会抚养费本身合法性就存疑,社会抚养费返还更是一切乱象的始作俑者,恢复社会抚养费返还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于事业编制身份,在人口红利消耗殆尽、政策转向的关口,更不可能得到支持。

计生官员认为自己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所谓的贡献,只是相对于体制内部的绩效考核而言,于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则有着全然不同的解读。不说人口大形势下强制计生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前,其作用和意义也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反而在执行过程中的强制与暴力,更为人所知。

面对这种诘问,计生官员不再强调“贡献”,反而开始自我辩护:“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这种辩解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作为命令的执行者,不该为体制的问题承担责任。但问题恰恰在于,作恶总是某一个人在作恶,而不是体制这个非人格的怪物在作恶。体制之恶,终究是经由个体之手来达成。这些“个体之手”在考核压力和利益诱惑面前,曾经无所不用其极——非法拘禁,强制堕胎,甚至扒房牵牛,这是任何说辞都无法得到辩护的。

没有人限制你的自由,你完全可以不去从事计生这一行业;即便贪恋稳定和油水,在执行时枪口同样可以抬高一厘米。在如今严峻的人口形势下,还在絮叨过往在“消灭出生人口”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真是不知今夕何夕,又置失独老人于何地?

这些人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身份从强者向弱者的转换。以前,都以国策之名,枉顾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今当自己沦为“弃子”时,是否明白所有的强势不过是虚张声势,而所有的恶都必须有人来承担?

德国哲学家阿伦特有本书《责任与判断》,剖析的就是集体责任下的个人责任问题。阿伦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被迫和无奈,更多是主动的投送。无论是为铁饭碗所诱惑,还是为牵牛扒屋的权力欲所沉迷,个体在其中都不是被动的、无动于衷的,都不只是庞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平时享受体制庇护的种种好处,关键时刻却又拿体制来为自己开脱,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在中国,弱者本身就有天然的道德正义性,同情弱者也是最基本的公众情绪。但当计生干部从强者沦为弱者之后,非但得不到同情,反而遭遇倒扔臭鸡蛋的不堪,这难道不值得所有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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