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女性公益人，一个女权主义者。
最近公益圈和媒体圈诸多性侵事件不断被揭露，这也让我的情绪跟着一篇篇当事人发出的自述文字波澜起伏，毕竟，那些我们所历经的伤痛和勇气都是如此相似。
#俺也一样#
三年前，我也是公益圈性骚扰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彼时我处境艰难，这也是我一直合理化我容忍这事儿发生的重要理由之一：2015年3月，我的时任女友以及若干女权好友，因为计划要做反对公共交通性骚扰的活动，被海淀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理由刑拘。后来调查了一阵发现实在没啥证据，罪名又被转成涉嫌“危害公共安全”。37天之后，法院没能立案，她们被释放了。而我所经历的这起性骚扰事件，就发生在这令人煎熬的37天里。
彼时形势不明朗，眼看曾经一起为倡导性别平等做出努力的女权伙伴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整个女权圈既震惊又惊恐，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志愿者也被警察叫去问话“了解情况”。从派出所出来时我被警察收走手机、电脑和做毕业论文用的录音笔（之后也再没还给我），吓得不轻，竟然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回到住处的。
当天晚上我想到女友被抓了，一票好友也莫名其妙失踪。理由竟然是“反性骚扰”？！这简直太疯狂了，我不能置信地哭了又哭，情绪陷入了一种。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联系和我见面的人里面，就有他，那个骚扰者。
他是一名律师，叫王秋实。王负责为被抓的女权伙伴之一做代理，据说还承担整个五姐妹救援行动的协调工作。五姐妹被抓之前我和他不熟，只是在一些活动上见过，他自称也是女权主义者。按我之前的认知，他是公益律师，对性与性别议题很关注，热心参与一些公益机构的活动，和时任女友又是“哥们儿”，还承担了营救协调人这样的要职，算得上值得信赖的人了吧。
当女权圈里出现一个自称支持性别平等的男人时，他总能迅速和轻易地获得话语权跟关注度，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身为男性有些红利和特权依然唾手可得，哪怕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更性别平等的社群里。在雷闯事件中我们看到，骚扰者运动明星、公益“大佬”这样的身份带来道德上的崇高感跟权威感，这都成为轻易获得当事人信任的便捷条件之一，他们正是靠着“公益圈”这个不大的圈子里制造出的资源差跟权力差，向更弱势或者有求于ta们者下手。
女友的代理律师平时很忙，但这位协调人回复消息就很快，也最喜欢在夜里12点以后主动发消息给我。开始时，我们主要的聊天内容是他任由我就案件进展的一个个细节提问，并很耐心地给我回答，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焦虑。
我视这样的陪伴为救命稻草，但同时在心底的疑惑也越来越多：难道他是觉得女权主义者比较“放得开”吗？为什么总在夜里一点多发来信息跟我聊性，告诉我他刚打完飞机（因为工作太忙太忙了，他和女友好久没有性生活“都性冷淡了”，他会这样告诉我）。令我开始警觉跟明显不舒服的是，某天他提到自己对我时任女友的一些近乎性幻想般的“欣赏”，并表示希望我不要把这些对话内容告诉她。我当即就“怼”了回去，但他又找出理由来继续尬聊下去。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要求我用身体某个部位的照片来换取一张女友在看守所的近照，还用开玩笑般的口吻说“应该趁乱要了你的异性恋初夜”，我有很强烈被冒犯的感觉，不止一次委婉或直接地要求他停止这样说话。但关于案件进展的最新信息总是在他手上，我毕竟不能完全不和他说话是吧。对于那些有些露骨的话，我不愿多想，不愿意面对，也无法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愤怒——毕竟，好像是因为我们是“朋友“，“聊得来”，我能理解他，他才愿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单独跟我说聊两句，顺便有意无意透露出一些我可能想知道的细节。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了他，就将女友搬出来，说“她知道了肯定气死”“你不怕她知道你这样会打你吗？”，这当然都是拒绝。
我们之间无疑是有某种权力关系的：我有求于他，而他虽不是直接的代理人，却几乎掌握着协调整个代理团队的权力。我是碍于希望救援顺利进行和封闭环境中的信任、依赖被迫对他的骚扰“接招”，而被雷闯“套路”的女孩则在被侵害之后陷入了一种自我的矛盾中，“我只是很困惑，雷闯是公认的好人，一个好人对我做了这样的事，它是不是合理的？”性骚扰的文化土壤是性别不平等，而被滥用的权力更放纵权力关系性骚扰，于是，他们一个一个地得逞了
#我不能保持沉默#
为了安全，我们用的聊天软件都有阅后即焚功能，他总是谨慎地将对话设置为自动消失，这样操作之后记录下面就总显示一个小小的倒数计时，而我多次看着那些读起来很叫人不舒服的文字记录在眼前凭空消失，抓也抓不住，好像一切没发生过。
有一天我终于反应过来，抓起旁边的备用手机，赶在记录消失前拍了下了照片。拍完就迅速地把手机丢开，因为不适感太强烈，不能多看一眼。（其中部分对话截图，后来曾经在网上公布过，感兴趣想要看证据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检索，恕我不愿在此贴出）
接下来的晚上我不停被噩梦纠缠。梦中，我躺在位于地下室的派出所审讯室里，眼前是一整面玻璃墙。我像一尾观赏鱼般被外面的人看着，内心为女友下落不明感到焦灼，同时预感到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也将随时不再受自己掌握，我疲惫、无力，即将丧失意志放弃抵抗。
醒来我在备用手机里调出了那些照片，反复确认了那些可怕的对话真的发生过。我把照片们发给了一个信任的朋友，请她帮我存着，我记得自己说“我好像被性骚扰了。”
后来这件事让我还很想不通，我联想到那些革命故事中的战斗女英雄，难道为了女权和公益理想，为了女友和伙伴们的自由，我竟然要动用包括自己身体这样的资源来为理想去奋斗了？我绝对没做过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啊，这不是跟我的价值观有严重的冲突吗？为什么即便我是女权主义者，即便我能跟人分析性别歧视根源、做反对性别暴力的科普，当事情发生在我头上却还是感觉自己如此脆弱？
我从自己身上不能找到答案，却无意中得知被此人骚扰过的受害者不止我一个。我和几个朋友彼此对了对他跟我们交谈的时间线，又去问了几位可能遭遇过骚扰的伙伴，发现他在五姐妹的救援群里广泛私聊，说过很多让女生们不舒服的露骨的话，话题一般都集中在约炮和男性生殖器上。这让我突然想起来，他一直跟我说自己感情经历丰富，不少女生多么崇拜他爱慕他，他把自己描绘成个“情圣”的形象，是不是也带着很多一厢情愿的意味。
#投怀送抱怎能错过#
五姐妹归来后，大家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王似乎也成了大“功臣”。但几个当事人还是觉得，为了避免再有下一个受害者，这事必须曝光。王在微博发了声明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并宣布退出公益圈和女权圈。紧接着又屏蔽女权伙伴们，在朋友圈发了条写着“是我的朋友，总会相信我。人言可畏，又奈何我”的状态。我听了之后真生气，又十分遗憾：我不止一次想，要是他能够真心地觉得自己做错了并愿意改，该多好啊，我一定努力让这事情翻篇。真可惜啊，为什么他就不能呢？我特别想在第三方的见证下跟他谈谈，亲口告诉他他给我带来怎样的伤害和信任破坏。然而他再也不回复消息。
几个月后我才知道，他在半公开的场合里将我们的互动描述成我“投怀送抱”，甚至在和我时任女友就性骚扰问题对质时，说“我们什么关系，你问你女友去呀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忘记他说过这些话，并且要反复确认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我不是自愿的，我曾不止一次试图制止他的言语骚扰继续下去的。
一系列巨大的冲突感涌向我：我为什么没能在骚扰的一开始就反应过来？我为什么那么怂，始终不敢翻脸？为什么我曾经把他当成朋友？我为什么明明了解过受害者可能经历的痛苦，自己仍旧长久地停留在其中走不出来？在事件被公开以后，我责问自己为什么面对不了各种对于我的质疑声音，尽管我一早有心理准备，社会文化对受害者是怎样的残酷。
我一度很不愿意公开这些经历，因为我担心会伤害到王。在那样复杂的情形下，他陪伴过我，安慰过我，他在五姐妹案的营救中付出很多，我至今仍相信其中大部分是出于理想和对于社会正义的追求。但如果不说出来，我又说服不了我自己。于是在这漫长的精神缠斗中，我开始出现重度抑郁的症状。
举报雷闯性侵的女生说自己下决心举报是因为，她难以接受雷闯在微博说要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也时常回忆起，我当时是怎样觉得我不能让王被塑造成毫无道德污点、一心为女权运动做贡献的英雄律师。
横跨三年时间，王和雷闯一样的行为惊人相似：他们的道歉不但不真诚，而且出尔反尔，一会说对不起，一会又说当事人和他关系不一般。那是否有办法能使道歉的真诚程度得以测量和检验呢？哪怕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强制骚扰者参与加害人的矫治小组，或让他们攒足够的社区服务工时，就能证明他们甘愿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吗？三年前后并没有发送太大改变。面对一个“无耻”的加害人，道德的谴责并不能给他足够的威慑力。
他究竟有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错在哪里，还会不会继续去骚扰别的女生，甚至越界做出比言语性骚扰更严重的行为？在一场试图去打破对性侵受害者的歧视与污名的战斗中，我们要为了“大局”和“团结”而容忍背离自己价值观的事发生吗？
最开始我的一部分痛苦和抑郁来自于骚扰本身，后来这个来源就变了，渐渐转为对后来事情走向的担忧。这个人宣布退出女权圈，远离公益圈，从原来服务的机构辞职，回到老家去待了一阵子。不久却又偷偷复出，继续从事人权工作。似乎除了名誉受到些许危机，其他并无影响。而公益圈的同仁们对此看法也不一。
#请别说是我伤害了他#
三年前，网上有很多声音是对我充满质疑的。有人质疑性骚扰本身是否存在，或者因为性骚扰这样的“小事”如此残酷对待一个为女权做了贡献的功臣是否合理；有人坚持要证据，看到聊天截图之后仍然不满意；有人称这样破坏了运动团结，要么是有误会，要么是有阴谋；有人主张我们女权主义者要包容一点，该给他第二次机会（事实上也不是没给过）。
这些声音每时每刻都在从社交媒体钻进我的耳朵和眼睛，让我寝室难安，让我时时想去自证清白却又有理说不清——我真的出现了表达障碍，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和人面对面说话，在共患难的时任女友面前也经常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让急性子的她对着我干着急。
我有时觉得自己像祥林嫂一样有很多话想讲，有时又觉得我没法说，我说了人们会相信吗？而且相信的人就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我吗？那我又为什么要说呢？所以我对被雷闯性侵的当事人特别理解，她的种种自我怀疑，种种为将被破坏的边界重新建立起来所做的努力。
在舆论最风口浪尖时，我的朋友西西跟我说“要不你就先别看微信和微博，让我们来吧。”于是，我一个接一个地退出微信群组，卸载微信和微博。但时不时还是会关心进展，就重新下载回来，登陆看一眼，再觉得承受不了，再删掉，循环往复。
相对幸运的是，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诸多评论和质疑中，那些针对受害者的荡妇羞辱我基本上都自动免疫了。但有些质疑声仍然很难被忽视，最让我觉得难受的是，有人说我们这样的揭露行为是泄露了对方的隐私，可能毁了他本该有的美好前途、甚至对方的家庭和亲密关系。听到这些话时我伤心极了，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不伤害施害者还能够处理好这些事件的方式呢？
三年前的我没有答案，三年后的我姑且毫不犹豫地说一句：没有。因为，伤害从骚扰和侵害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造成。一个孩子因父亲性骚扰别人而蒙羞，跟父亲盗窃让他在同学面前觉得低人一等，又有什么区别呢？相反我仍旧觉得，如果一个骚扰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其他的骚扰者和潜在的骚扰者会对因为顾虑成本而有所忌惮。
三年过去，我仍然是一名女权主义者，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在阴霾渐渐退去后，我加入了从事反对性别暴力工作的机构，希望能够陪伴和帮助和曾经的我有相似遭遇的女性。这大概也是一种自我补偿，与其说她们需要我，不如说是我更需要她们吧。
三年前，metoo还没有来，但女性们反抗性骚扰的实践早就开始了。虽然骚扰者在舆论喧哗又归于平静之后悄悄地回来了，然而很多人并没有忘记发生过什么。三年前和三年后，每一次尝试反对性侵和性骚扰的发声，都互相鼓舞互相感召。
虽然雷闯留下一句对性侵罪行“考虑自首”便没有了声息，但我看到有人正在帮助我们记住它，有志愿者每天导敦促雷闯自首，今天已经是第十天。他们有样学样，模仿当年雷闯给总理寄信的样子，寄信所在的机构亿友公益敦促自首，已经是第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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