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雷闯性侵——血与泪，力量与重生【硝美丽】
Original 肖美丽 硝美丽 Yesterday
本文约一万六千字，阅读需40分钟.
“乙肝斗士”雷闯可能没有想到，11年来他努力变得更有影响力，最为人所知的时刻竟然是作为一个“强奸犯”。
2018年7月23日早晨，23岁的女生花花（化名）在朋友圈发布了一张浅黄色的便签，讲述了她在2015年7月29日“遭遇了雷闯的性侵（非自愿性关系）”。因当事人论述清晰完整，事件程度严重，雷闯的正义形象与此形成了巨大反差，使得雷闯性侵案成为了点燃新一波MeToo运动的一条重要导火索。接连炸出了包括冯永锋、邓飞、刘猛、张锦雄在内的多位公益“大佬”；烧到媒体圈的名人章文；中国佛协最高“长官”——龙泉寺主持学诚法师因性骚扰女信众受到处罚；连朱军这样一个21年带着全国人民春晚倒计时的“大司仪”也没能靠自己的权势封杀掉消息。
MeToo Rising
看到那张便签时，2013年我陪雷闯徒步的记忆全被激活了。那时我发现他这个反歧视斗士有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途中还偷偷的把我的裸照给别的男生看，让我觉得很被冒犯。之后我也写邮件给他完整地表达了我的看法，他表现出很感谢并接受建议的样子。5年过去了，雷闯收到的善意提醒和性别意识培训已经够多了，他的“直男癌”（注：直男癌指性别歧视思想）问题并没有因此改变。他能做出性侵志愿者的事我虽然震惊但不意外。当天下午我写了一篇《雷闯强奸案——作为也和雷闯一起徒步过的女生，我也讲讲吧》来支持花花。我原以为这是公益圈才会感兴趣的事件，没想到成为了一篇十万加，这次真的不一样了。（见第二篇推送）
今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花花，我知道她当然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但见到时心里还是会感叹：这就是卷起风暴的蝴蝶呀。她从茶几旁的小板凳上站起来，用手理了一下拂在圆脸旁的短发，笑嘻嘻又中气十足地说：“大家好，我是花花”。大家都赞她的名字好，她的眼睛在细框眼镜后眯成两条很卡通的线条。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当事人，大家都没提这事。饭后我们摊在沙发上，她拿起客厅里的尤克里里说：“美丽我们来唱歌吧。”我其实挺害怕当着别人的面唱歌的，平时也不怎么唱，但神奇的是我当时觉得非常自然。花花找到我会的“中老年”歌曲的谱，她一边弹我一边唱，一会儿其他人也加入了，就这么唱了一个晚上。大家没怎么聊天，又好像什么都不用讲似的。
用花花自己的话来说：曝光雷闯性侵案是“自杀式”的行为，需要巨大的勇气，之后也将承受足以让人再次崩溃的压力。然而她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勇敢女孩，偶然作出了惊人之举。我对她怎样成为她而感兴趣，想了解故事发生之前的故事。感谢花花的信任，接受了我漫长而没有提纲的采访。
乡村白富美
逃离原生家庭——是花花父母最大的相同点。妈妈小芹（化名）在家里排行老幺，背负着外公想要儿子的最后希望，她一出生就伴随着巨大的失落。起初她想通过赚钱来独立，但钱会被拿走，小芹发奋读书，成了镇里第一个考上高中的人，后来还读了大学。“60年代出生的人读大学，那可是高难度的操作啊。”
花花的爷爷奶奶在那个年代被称作“黑五类子女”。开大会的时候喇叭里会喊：“请黑五类的子女离开会场接受劳动改造。”奶奶总是从兜里抓一小把瓜子给儿子当作安慰，然后留下他一个人。花花的爸爸洗脱家庭痕迹的方法是参军，一去就是20年。两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给她们改了姓。他把女儿看成自己的作品，和家庭的决裂的标志。在这个特别的家庭里，过年都不用去串门拜年，父母会把一个小孩一年能收到的压岁钱一口气给她们。
双胞胎姐妹出生后，每个月只能拿到军队的100元营养费，小芹自己工资也不高，根本养不活两个小孩。她辞了工作，把房子抵押了，贷款开饭店搞漂流项目。“90年代没有人敢贷款的，大家哪有这种意识。”小芹很快就发了财，花花过上了“很爽的生活，吃XX王中王火腿肠”。幼儿园别的小朋友早上吃馒头，里面只能涂一点腐乳辣酱之类的，她却能享受一大早就吃馒头夹肉的待遇：“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想吃我的早饭。”
小芹对孩子特别舍得花钱。花花很小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火锅，一锅的热油泼在身上，造成大面积烫伤。医生说这种状况非常容易死人，因为当时中国几乎没有无菌病房，病人的伤口容易感染。小芹直接把花花从小镇送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还用“所有的钱”在这个医院让人搭建了一个无菌棚，护理费也相当高昂。花花在里面躺了很久，久到康复后要重新学习走路。现在她身上只留下了极少的疤痕。
我女儿才不要当淑女
发财的好日子没过几年，父亲退伍回来转业了。小芹关了漂流酒店，全家人跟着父亲从镇里搬到县城生活。本以为父亲会分配一个好工作，日后能当大官，“结果被坑了”，只做了个文员。花花被送到机关幼儿园上学，她还是带着农村常用的廉价粉色卫生纸，别的小朋友嫌弃她“用的纸不香。”以前的农村幼儿园没有铃声，都是老师直接叫，到了县里她还不懂铃声的含义，经常被老师挖苦说她“土”。她觉得县里的生活压力大：“还想回去做可以用火腿肠收买别人的乡村白富美。”
家里的经济水平明显下降，小芹每天只能拿到10块钱。在家里待太久了，她的脾气变得很差，经常在超市和别人吵架，这让·花花觉得丢人。等到家里把积蓄都拿来买房之后，小芹更焦虑了。有次小芹和两个女儿感冒了，别人问她怎么生病了，小芹说：“因为她爸不允许我们发火。”
40岁时小芹开始卖保险，从第一次带着潜在客户去参加产品说明会没有一人下单，到后来慢慢做成了全县销量第一，家里也摆脱了窘境。她还是在孩子身上花很多钱，花花和草草的中考都没有考好，小芹花了很多钱送她们去好高中，花花说：“别人觉得这个太可怕了，县里大家都挣不了什么钱的。”只因为小芹朴素的认为——“女孩子嘛，见世面是最重要的。”
小芹想送女儿去参加夏令营，她在报纸上看广告打电话咨询，很多夏令营都承诺：“我们会把您的女儿培养成小淑女的。”小芹说：“去你的，我女儿才不要当淑女。”最后把两姐妹送去了一个叫“精神振作”的夏令营。花花去了才明白为什么里面的小孩需要“精神振作”，因为他们都是传说中的“问题少年”。
动画片《南方公园》里的哥特小孩
这个夏令营设计了忏悔的环节，别的小孩说的内容都类似于：我不应该为了气我的爸妈打九个耳洞；不应该砍我的兄弟；不应该帮男朋友贩毒……到了花花这里画风突变，成了：我不应该抄作业，教官听了都笑。花花说：“他们可能很感动，居然还有小孩写作业。”这些同龄人过着她不会过的生活，“很刺激，很猛”而且“他们品味都很好的”。营员们经常分享音乐给花花和草草，还带她们去看乐队演出。“他们是社会活色生香的那部分”，花花之后还参加了“精神振作”夏令营的进阶班。“进阶班就更坏了”她笑道，然后又有点感慨地说：“这些问题少年都是因为爸妈不够爱他们才这样的。”结营典礼上，很多营员的爸妈都没有来，“明明好不容易才下决心要好好生活了，但爸妈都不来见证这一刻。”在结营仪式上，小芹没有抱自己的女儿，而是去拥抱爸妈没来的那些小孩。
小芹对坏学生宽容，对早恋的学生宽容，对小姐（性工作者）也很宽容。她开酒店时不养小姐，不在酒店安排小姐，如果有小姐要来店里开房，她也不像别的店一样收她们提成。花花小时候和小姐们关系很好，小姐也会经常带她们玩买水果给她们吃。“她们都是特别好的小姐姐，水果那时候很贵的”。中学时有人嘲笑她，说她家里养小姐，她都不理解这有什么可嘲笑的。因为小芹的缘故，她从小对不一样的人群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反而怀着好奇和同理心。夏令营的人后来做营员回访，得知花花考上大学很意外——“我们的营员居然有考上大学的”。花花说：“我可能还是不属于他们吧。”
很想独一无二
我问花花：“有个双胞胎妹妹什么感觉？”，她很快回答：“没什么感觉。”顿了一下她又说：“感觉特别不好”。作为同卵双胞胎，她们俩长得很像，也被人比较着长大。我问：“当双胞胎会觉得自己不是独一无二的吗？”花花说：“不是耶，会很想独一无二。”草草小时候是叛逆而大胆的那一个，花花比较怂，连放鞭炮都怕。从小草草就喜欢拆各种东西：电视、窗户、门……拆了门之后两人便坐在门上假装划船。如果小芹生气了，花花会马上说：“妈，全是我妹干的。”
草草特别抗拒和姐姐一样，她对外貌比较敏感，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眉，用圆珠笔学着画眉。一起去买衣服的时候花花说什么好看，草草便不想穿什么，说这样“会撞衫”。可双胞胎似乎从小就不得不接受撞衫的命运。“我成绩还比她好呢，所以她精神压力也比较大吧”，花花说。
从小镇搬到县城，花花没有学过拼音也没有学过英文字母，很难融入同龄人的生活。“童年是怎么度过的？就是靠看书。”虽然拼音不好但认字却比同龄人多，小芹总是带着她们去工人俱乐部的图书馆。“工人俱乐部你不知道吧？楼上是舞厅，工人们在里面跳舞，楼下就是图书馆。”花花的声音美滋滋的。
一直等到看了《哈利·波特》学会了查字典，她觉得自己“从那之后就不孤独了”。小芹是最早开始网购的那批人，她特别舍得花钱给孩子买书，“一买就是五六百，我现在都不敢这么买书。”小芹什么书都买，在读书这个爱好上给了孩子极大的自由。女儿们初一时小芹买了一整套的《暮光之城》，花花看完后觉得：“写得好烂啊”。
最开始学英语时花花的成绩相当差，有一次满分100分的考试只考了30多分。她拿着试卷回家，自己都放弃了似的，心想：“成绩差就差呗”。小芹很伤心，不是因为花花分数低，而是因为她因此认为自己能力就是不行了。于是小芹发挥了卓越的信息搜集能力——去电线杆上看小广告。“现在想起来觉得我妈好不靠谱哦”，花花笑着说。
结果小芹还真的在电线杆上找到了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是当地的一个作家，花花形容她是：“特别温柔，特别会鼓励人的老师。”老师给孩子们放英文电影，花花从小学就开始看《X战警》、《生死狙击》这样的片子，爱好一下子从动画片变成了带字幕的电影，没看过偶像剧、港台剧。因为对电影很感兴趣，她的英语成绩“随便搞一搞”就变好了。看书和电影让她接触的信息和同学们不一样，这满足了她想要特别的愿望。
“我妹妹是一个向大人的世界投降的人，因为她从小太辛苦了。”高中时草草想走艺术类高考这条路，但没考好。“非主流也还是有个很功利的主流评价标准在的嘛”，花花说。后来妹妹读了同一所学校的预科，接着就变了。她开始“疯狂地”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当了校学生会主席。她学到的是——只要有权力感，你就是个很棒的人，别人就会认同你喜欢你。
后来花花参加完女权培训开心得“啊啊啊”叫着跟妹妹分享女权主义“好好玩”。草草立刻警觉的开始审查：“这是谁主办的？你们怎么要用这个邮箱才能联系？我告诉你，花花，要是有一天学校因为你的事情找到我，我一定恨你一辈子。”花花和妹妹刚好相反，她小时候是妥协的乖小孩，现在她长大了，不需要再“投降”了。
好奇宝宝
本来花花读的是S大的著名的经济类专业，读之后发现这个专业考试随便背一背就能考90分，这倒不是因为花花多么学霸，而是老师们太水：“不背也不会不及格的，老师都懒得让你挂科。”既学不到东西，也无法检验自己的能力，连自己有没有学懂都搞不清楚，她对小芹说：“妈，我学这个出来可能就只能去做假账了。”
第二个学期她毅然转去了排名较差的中文系，“经管学院的老师恨不得把我掐死”。如果大学能好好的看四年书，她觉得能不能学到技能都没有关系。此后她每个学期都拿一等奖学金，“本来到了大三可能拿国奖的，却出了雷闯这件事，我就不爱学习了。”花花专门嘱咐我：“你要把这个记上，这个损失，国奖有两万块呢。”
到中文系后，花花发现她的同学大部分也不是因为对中文感兴趣而进来的，有的是因为分数不够去别的专业，有的是因为数学不好。他们大多喜欢购物、看综艺，对学习没什么兴致，考试前随便背一背，可以作弊就作弊，上课也是应付了事，“反正就是很无聊的同学”。
S大在一座小城市里，花花四处寻找可以开拓眼界的事情，她计划参加一个乡村支教夏令营的项目。支教地点在山上，考虑到日后需要经常在山上跑来跑去，她开始练习跑步。她经常早上六点起床锻炼身体，意外的发现自己很有运动天赋，练到年底还去参加了马拉松比赛。“我那时候可以特别自律的生活，训练自己的身体啊、学习啊、做好多事情，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雷闯的同事虫灰（化名）来S大做宣讲，花花第一次知道乙肝群体存在的用药和就业歧视问题。她查阅了大量资料，还参加了雷闯的30天寄信计划，觉得这些是很有意义的事。得知雷闯的徒步计划后她心生向往，一是她从来没有走过500公里那么远，二是徒步路过内蒙古，“那些四个字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刚刚过完20岁的生日，花花背着用奖学金买来的“豪华大包”，成为了徒步队伍里走得最快的人。她体力好，脚还不起泡，常常在路旁睡了半个小时，其他人才赶上来。她见到什么都“很稀奇”，在此之前她没有见到过男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女博士，当时又恰逢7o9-律-师事件。“那是个很奇妙的开始”她发现世界和她想象的不一样，这些她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人群真实存在着，并且受到威胁，她很受冲击“就像个好奇宝宝什么都想问。”
为了可以多问问题，花花尽量表现得温和，“就是那种萌妹子的样子”。男队友让她去帮忙买水，她就要去买水。在她的印象里来徒步的很多人并没有什么性别意识，一次男队友们说：日本女人真好，老公一回去就跪下给他拿包包擦皮鞋。她终于没忍住和他们辩论了一番，说：家庭妇女也是创造价值的，应该给算工资。
作为单独旅行的女性，住宿是个大问题。大家经常要两个人挤一张小床，她只能自己睡一张床。男生们就会开玩笑说：“花花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吧？”面对这些玩笑她其实很慌张，心里也觉得自己占了大家便宜。为了应对这些焦虑，她会嚷嚷着“我的我的我的床！”然后把自己的内裤扔到床铺上占领它。
如果当时徒步在这里结束就好了
采访刚开始的时候花花就说：“没事，反正都讲过很多遍了。”虽然这么说了，但每次提到和雷闯相关的事，她都会打开自己的电脑，浏览着里面的什么东西，好像那是一个屏障或者传送门。我不忍心再问一遍，而且之前的报道对性侵的经过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她说：之前还想帮雷闯“挽尊”，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过记者，雷闯其实说过很多很残酷的话。比如他说：“你是我的小妾”，现在说出来她还是会觉得非常屈辱。雷闯在床上经常吼人：“你把腿张开点，你这样我怎么进去？”，“你怎么像木头一样？”。性侵的第二天，她因为阴道流血走不动路，雷闯还讽刺她：“你不是走得挺快的吗？现在怎么走不动啦？”花花告诉他自己流血了，他也只是一脸诧异。
雷闯在给媒体的公开信里写：他们是“男女朋友”，也用“喜欢”作为强奸的借口。“雷闯是我绝对不会喜欢的类型”，在花花看来雷闯没有情趣，而且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很难和人有深层次的交流。她不喜欢雷闯的音乐品味：“那什么《西海情歌》，比我爸的品味还垃圾，我爸还听EXO呢。”雷闯当时的女友很爱看书，花花问雷闯会不会去读他女友最喜欢的作家的书，雷闯说：“不会看啊，谁会看。” “他连了解别人的兴趣都没有，他的眼里只有自己。”除了缺乏共情能力，雷闯还很“三俗”。有一次她见到雷闯和一个裸体的塑料女模特合影，他嘴里叼着烟，一手摸着模特的胸，让人无法直视。
整个徒步不超过20天，刚开始雷闯对女生A非常殷勤：走路总是和她走在一起，为她拍很多照片。趁着刚好和A一同去北京的机会，未经她同意就开了一间大床房。A半途离开了，她的故事花花也没有继续讲。之后雷闯对花花故技重施，他创造机会进行不必要的身体接触，把手搭在她肩膀上，单独邀请她去景区，单独请她吃饭，趁她玩手机时突然剥葡萄喂她吃。
“他说对我示好了，但我并不觉得那是示好，我只觉得不安。”遇到这些情况，不想得罪人的“萌妹子”花花会蹲下躲开他的手；会说“我自己来”；休息日不理雷闯的邀请逃跑似的和女队友出去玩。“这真的不是喜欢呐……他在利用’喜欢’这个说法。”
《雷闯也套路了我—2015年一起徒步另一女生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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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到延庆那天雷闯被jingcha带走了，回来以后惨兮兮的样子。花花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很慌张，她关心雷闯，心想：“搞行动的人真可怜啊，还会被这样威胁。”雷闯说不能所有人一起去卫计委递信了，只能两三个人一起。他让花花陪他一起走完最后的40公里，她推说团队里的XX也可以呀，雷闯说XX走不动路了而她走路很快。
北京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当时她还以为跟着雷闯一起走会安全一些。后来才知道，原来jingcha的要求也和雷闯说的不一样，不是不能一起进北京，而是要分开进去，也没有说大家不能在北京住在一起。队友打电话问雷闯要不要把房间一起订了，雷闯说不用。她在日记里写：“如果当时徒步在这里结束就好了。在这里被车轻轻撞一下，粉碎骨折走不了路就好了……”
腿张开点，
你这样我怎么进得去？
2015年7月28日，花花和雷闯两个人一起走在去北京的路上，雷闯要求和她手牵手，理由是jingcha开车跟在后面，他要在她的手上写字沟通。说起这个理由她哈哈大笑，现在能够看出这有多么荒唐，但那时的她内心挣扎，不断地问自己“喜欢雷闯吗？”这个疑问很久之后才解开，而答案是——“憎恶当时的每一分钟。”
到了酒店推开房门，她发现那是一个大床房，说：“一张床不合适吧。”雷闯解释说，北京房价太贵了，做公益的人很穷，如果她不放心他可以睡地上。可那是雷闯啊，出了名的匡扶正义的好人，怎么能直白表达“我不信任你，我要单独住”呢？十几天的男女混住，也让她放松了警惕。
洗过澡后，洗澡水从厕所漫了出来，花花没法再要求雷闯睡地上了。她还是穿着白天外出的衣服一边和雷闯聊着去北京的事情，一边坐到床边。花花对我说：“你肯定忘了，其实你是雷闯在事前联系的最后一个人。”当时她让雷闯帮忙问北京有没有可以住的地方，雷闯发了消息问我一个场地能否借住。我翻着自己的手机短信，像是在找一条可以穿越时空的链接，最终也没有找到。
在这个故事里我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反性侵&女性性解放。花花说在途中她看见雷闯的手机里存了我为了女性腋毛正名而发的自拍，就如同几年前他保存我的半裸照一样。我一直都不怎么掩饰自己对雷闯的厌恶，跟他更说不上很熟，他询问的场地也不是我能做主的。完全可以问更相关的人。在这种情景下给我发短信，不知是一种挑衅，还是说对他来说女权主义是种性刺激？
发完那条短信雷闯突然坐得离花花很近，关了灯，然后重重的的抱住她。花花请求他放手；她尝试说服雷闯去楼下走走；她尽量岔开话题“把能说的都说了”；她说她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听到这里雷闯似乎冷静了一些，她以为自己逃过了一劫。走了一天的路，没过多久她就变得迷糊起来，她觉得有人在摸她的身体，解开她的内衣。她想推开雷闯，她说“不要”，然而这些都没有打乱雷闯的节奏，她只好说没有安全措施不能这样。没想到，雷闯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套，她整个人呆住了。
或许很多人会拿着放大镜来检查，在这场性侵中花花到底能得多少分，算不算及格的“烈女”。读到她“呆住了”，可能会不满意，也许会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怎么不拿起台灯砸他的头呢；怎么不大叫救命呢；怎么不用头撞他呢；一个男人怎么能听懂人类的语言“不要”呢。然而当人遇到极大的危险时，很可能出现类似动物的僵死反应：身体不听使唤、眼神失焦、思绪飘散，这是大脑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那时花花心里计较的是：“天啊，我的第一次舌吻居然给了雷闯……亏了，亏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像光束中的尘埃，思绪回到了8岁时意外闯入的教堂，那扇亮丽的彩色玻璃窗一下子失去了光源，她这粒尘埃也重重的跌落在“这张不洁净的小床上”。她像一块木头一样躺着，这让雷闯不悦，雷闯吼她，让她摆出各种动作。接下来的一整晚她再也没有睡着，疼痛让她异常清醒。
从一开始花花就非常清楚自己的感受，但她的理智还没法把自己的经历和“强奸”、“性侵”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承认这事太难了，自我欺骗也太难了。半夜起床上厕所，她用手机搜索：“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人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人吗？”她不记得当时看到了什么答案，只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怀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从那时起，她“接受了一种，答案在别人身上的命运”。
第二天早上醒了以后，她不敢起床，看到自己的内衣放在床上，觉得很疏离，这场景像是在看电影。花花问雷闯：“我们是什么关系？”雷闯说：“你还是当我小妹吧。”因为爱干净，她为20天的徒步准备了20条内裤，她后悔“为啥不带点别的？”接下来的几天雷闯持续的贬低她，如果她出门带了本书，雷闯就会讽刺她：“还读什么书，你哪有什么灵气？”和雷闯的性关系维持了几天，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只觉得这样很变态。
“我对蠢、笨、天真，这种批评基本无法容忍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在这种定义和贬低里低头活过几年。”
——花花的日记
到了北京终于和其它队友汇合了，队友小岛（化名）发现花花在她的镜头里完全变了样，两三天前她还是那个欢乐的小妹妹，脸红扑扑的冲着照片外的人笑。而在北京的照片里，她不笑了，表情沉重，一副出神的样子，眼神定定的，脸色憔悴，她的肩膀紧张的耸着，双手无力的垂下，她的脸孔露出的一些神态竟然有点像雷闯。
小岛记得有天晚上她们蹲在马路牙子上聊天，花花问她：“你的第一次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的吗？”那些天花花还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去讲这是一场多么棒的徒步。小岛看到她发在朋友圈的举报信后，又难过又生气，一部分是生自己的气，回想起当时有种种暗示，她怪自己没有考虑到会有这样的风险。“当时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小岛说，那时队友们互相非常信任。
你从徒步回来就变了，完全变了。
雷闯的消息没法完全屏蔽，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好友，每次在社交媒体上看见他的名字，花花都像被针戳了一样。在路上碰到穿着和体型很像雷闯的人，她会很紧张地不断确认那人是不是雷闯。她比以前更害怕男性大声的说话，那会让她想起雷闯的吼叫。来电提醒上写着“重庆”（雷闯的老家）的电话她不敢接。有次叫到的出租车车牌号和雷闯的手机尾号一样，她不敢上车。
花花在网上看到一个数据说70%的女生在初夜时都不会流血，然而她当时连续几天上厕所都能擦出血来。她很疑惑：“后来我见过比较正常尺寸的，雷闯可能算小的，我不懂诶。”也许是当时她的身体非常紧张，而雷闯又十分粗暴，才会导致阴道撕裂。一个月后花花去参加了女权培训，她连续用了几个用“很”来加强的形容词——“很刺激，很冲击，很稀奇，什么都是第一次听”，特别是女孩们私下分享的性知识。
夜谈的时候，她想搞明白为什么自己觉得“被搞很疼”，为什么没有别的感觉，她怀疑是不是自己身体有问题。一个女生说：“你要等你自己特别想的时候才能让阴茎进来。”她很意外，“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根本都不想。”还有女生说起自己向男朋友提性要求的事，她心想：“哇靠，谁会提这种要求啊？这么疼的事情。”那时她实在没法把性和美好，愉悦联系在一起。
电视剧《延禧攻略》截图
之后很多影视作品里的“高甜Cut（片段）”，花花都不能理解它们的甜：“很不友好，一点都不性感”。例如《延禧攻略》里皇帝被魏璎珞激怒后把魏按在床上掐脖子，见魏表情痛苦又很担心，没想到魏是假装难受的，说了几句俏皮话之后两人就做爱了。这种霸道总裁的桥段，她看了只觉得害怕：“如果有人这么对我，我会吓死。”
读小说时读到一个女孩描述她的性爱过程：“这是我第一次往上看的时候没有看到天花板。”花花觉得如果她往上看不到天花板，而是有人正在注视她，会非常压抑，她理解不了这样的美感。因为雷闯，她“后来跟别人搞的姿势都很贫瘠”，许多体位她都接受不了，觉得很伤自尊。比如后入式，因为雷闯曾命令她：“跪着”。
回到学校花花发现自己跑不了步了，5公里都跑不了。她也没法好好学习了，生活无法自理，没法起床，几个月没有换洗床单被套，室友说：“你身上有发酵的味道。”室友最初进到这个专业时很消沉，在她的带动下一起锻炼，一起备考，花花是当初改变她的那个人。而现在室友能坚持运动和学习，她做不到了。室友说：“你从徒步回来就变了，完全变了。”
从小就希望自己很独特的花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特点——有毅力。她对“有毅力”的定义是：“我想自己成为什么样子，就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控制自己的身体是她控制生活和培养自信的方式。那时她只有17%的体脂率，跑800米只要3分钟，运动员般的身体。她慢慢长胖，胖了10斤时还看不出来，直到胖了30斤。三年未见的朋友在饭局上想问她的名字，问到一半才认出她竟然是花花。
就像雷闯在路上给很多女生寄特产一样，他也经常给花花寄东西，她一直拒收。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朋友帮她拿了快递。拆开发现那是一只口红，上面刻着：“雷大叔祝你毕业快乐”。“真是抱歉，我居然能收到这么低俗的礼物，对不起大家”，她讽刺的说。她打电话给雷闯让他不要再寄东西过来了，却被雷闯一顿说教。他还倾诉了自己的苦恼，说结婚了但不喜欢自己老婆，因为自己是个“直男癌”，接受不了老婆比自己年纪大。
雷闯想让花花发照片给他看，他应该不知道她已经胖了30斤。她紧紧地握着电话，用尽力气告诉他：“你不是一个好人，你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是我的噩梦。”雷闯轻飘飘地回了句：“但是你不恨我，我听出来了。”他还问花花，在他之后“有没有和别的男人搞过”。这让她觉得无比恶心，以至胃里一阵难受，她呕吐了。
我都在解决我自己，没有解决雷闯
作为一个“特别努力的性侵幸存者”，花花尝试了各种自救的办法。
她去看病，医生看过很快开了抗抑郁的药，她觉得这太随便了，“这可是药啊”，便没有吃。
她找了心理咨询师，有一定的帮助，但状态还是很糟糕。
她跑到很远的地方参加禅修班，大家一起打坐，10天不能说话。
禅修结束后一个参与者在分享自己的感受时说：感到人生得到了升华，又可以从容的面对生活了，但她很快就接到一个电话催她替哥哥还债。花花那时候认识到：“很多困难，不是你的困难，不是通过控制自己就可以解决的。”
她到商业公司实习，公司里各派争斗，她无力应付。
她参加了驻村的志愿工作，想躲到一个没人人认识的地方过一年。
一天她正和同事们开心地吃火锅，项目负责人问她：“你是不是以前跟雷闯玩过？”听到这里，花花拿筷子的手都在颤抖，她放下餐具走到屋外就哭了出来，“天呐，我都已经跑到山里来了，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魂不散啊。”那时这件事还是她这辈子的大秘密。她给雷闯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再把她当作谈资跟别人讲了。
这里是待不下去了，花花和项目方的一个“姐姐”说了自己的情况，“姐姐”不仅帮她换了项目点，还向机构反应了雷闯曾经性侵志愿者的情况。机构里的人很震惊于是向雷闯的同事虫灰求证。虫灰猜到了说出这个事情的人是她，给她发了消息，并告诉她：“还有其她人”，而且发生在2016年以后。2015年后雷闯受到过警告、教育、性别培训，这些对他毫无作用。结婚生子也不能改变他什么，他一直处于隐婚状态。那时她对自己能够索要到多少正义并没有那么在乎，她不求补偿，甚至道歉，只希望雷闯可以停止继续伤害别人。她充满内疚：“我早点把这个事捅出来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
收到虫灰的短信时花花正在火车站准备坐车回老家。“气到爆炸啊”，她原本为了省钱买的坐票，“实在受不了了，就去换成软卧了。”她想把这个事情写出来，“从6月27号到7月23号一直在写，没有一天不写的。”写出来对她来说“很难很难很难”，最初她连雷闯的名字都打不出来，“性侵”也写不出来。本来很想在家里多待几天，她还是觉得要和朋友们在一起才能写完这封信，她去了北京住在朋友爱虎（化名）家。
写信的过程中她看了很多遍罗茜茜和别的举报信“优秀范文”，她手头没有截图、没有录音、没有证据，“这完全是自杀式的举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刷微博的时候看见雷闯说他准备拍《我不是药神》的乙肝版本，已经和电影团队接洽了，她自言自语道：“不行……这不行……”
电影《我不是药神》海报
她去安定医院看病。
医生说：“你真的生病了，你需要吃药。”她的那些闪回，那些生理反应，不是通过自我疗愈可以康复的，她得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医生还说：“你要知道，从PTSD里面复原是很难的事，我也不能保证你吃了药就能好，需要机缘才能真的从噩梦里脱身。”医生建议她做一些别的事情，例如心理咨询。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看医生、心理咨询、打坐、工作、去乡下……能试的她都试过了，唯独还有一件事没有做：正式的与这个故事做一个了结。“我都在解决我自己，我没有解决雷闯。”从医院回来的那个晚上，花花的举报信写得比较顺畅了。她说她写得很冷静，“也没有添油加醋”。她没有把雷闯妖魔化写成更符合强奸刻板印象的版本，虽然这可能对她更有利，也没有把故事写得很有戏剧性，她不想让这件事变成一个八卦故事。
#MeToo
花花一晚上没睡，一直写到7月23日的早上六七点，她把公开信的图片发在了微信“朋友圈”，紧张地等待的别人的反应，等了很久都没什么人点赞。“最怕的就是发出来也没人关心”，后来想想应该是发得太早了，大家都没有起床，“过了一会儿就开始刷屏了。”
一起合租的男生读了之后哭了，他在本子上重复的写了很多遍“渣滓”。给花花煮了碗馄炖才出门去参加面试，在公交车上还在哭，他给自己的前女友打电话询问自己有没有对她做过不好的事。爱虎在媒体上班，同行从她那里看到消息都问她能不能把自己的采访安排在前面。
花花当时还不想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她担心这个故事成为一个性丑闻，不想给本就脆弱的公益圈招黑，甚至还想着给雷闯“留条活路”。她想先让公益媒体来写，方向偏重在讨论性侵和性侵防治上面。“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不是太过了，我一开始就是手下留情的。后来为什么要接受主流媒体的采访呢？完全是因为雷闯。”
许多人非常震惊，不敢相信雷闯会做出这样的事，互相询问：“这是真的吗？”当天早上雷闯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声明：“承认强奸，考虑去自首，并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看第一封信的时候花花甚至乐观的想过：“雷闯还承认了，接下来就好办了。”接着很多人因此夸赞雷闯，以（之后也被曝光性骚扰的）邓飞为代表的“兄弟”们开始“原谅”他。
花花不相信雷闯会这么轻易的放弃，她猜测这会不会是一场作秀，她发了一条朋友圈：“（雷闯）下一篇就是，这位同学是怎么和我谈恋爱的。她也不是什么正经人……”果然，雷闯在得知花花拒绝媒体采访后，给各家媒体私下发了另一则声明说：“可能不是非自愿的……和这名女孩谈过一年多的恋爱。”雷闯知道她处于传播上的弱势地位，花花说：“他可是雷闯啊。真的是杀人的生意，没想到他会坏到这一步。”庆幸的是很多记者收到第二则声明后都来告诉她：“你们该做点什么了。”
阴阳公告发布的那个下午，在花花的描述里爱虎拿着新闻跟老板告假说：这就是我朋友，她现在在我家呢，我不回去她就死了。花花当时确实觉得自己“要死了”，和记者黄雪琴通电话的时候，花花话都说不清，每句话不超过10个字，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撒谎。”她对别的记者都说：“你们来见我吧”。她怕记者不相信她，见了面记者可以凭他们的感觉来确认这是不是真的。
爱虎帮她看采访提纲，筛选媒体。第二天早上来了很多记者，大多是女记者，他们围在花花的充气床边，花花有种强烈的感觉：“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记者们没有问奇怪的问题。当她开始讲述，她发现自己对很多问题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没像想象中那样“蠢蠢笨笨”，甚至还可以察觉到记者问题里可能的陷阱，为自己辩护。讲述让她觉得有力量。
“站出来的人想要表达的绝对不仅仅是控诉，我们在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是在重新找回尊严和价值感……”
——花花的日记
新闻发出之后，花花上过一段时间的微博热搜。大部分的记者都很好，但还是出了几个意外。一家视频节目想用“雷闯半夜解内衣”做标题，她不同意，觉得这样是当作花边新闻被消费，对方在电话里问她：“你说吧，到底有没有解内衣，有没有？”她说要是标题是这个就不要发了，好在最后也改了标题。
还有一家媒体的视频剪辑师不慎把她的就诊单没打码就放了出去，里面有她的真名、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又绑定了微信，虽然一个小时后这个信息就被全网删除了，但各种各样的电话打了进来，电话那头有人对她说：“三年前你怎么这么傻啊，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爱虎把她的手机收起来不让她受过多的刺激。
花花形容爱虎是个“老干部风’的女权主义者：“平时很丧，一有行动就很镇静”。这已经是爱虎第二次帮助性侵受害者了，她在总结经验的文章里写道：“受害者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参考系。”花花看到一则报道下有很多攻击她的留言，但是每个留言下都有一个名字“土不拉几”的ID帮她骂回去，点开这个ID发现那人是爱虎。
我问起爱虎这件事，爱虎说其实是因为看到花花经常浏览这则新闻的评论，那些评论比较难听，她才每条都去回应的。没想到骂着骂着爱虎就骂上瘾了，她在微信群里也和人辩论，有几个人坚持认为花花没有明确说不，在拒绝方面做得不够好，甚至有人暗指花花恐性，不够开放。爱虎想找更多人一起吵架扭转局势，但发现这只是“痴心妄想”。
赢一次就好了，
赢一次我们就可以继续赢
雷闯性侵案曝光当天出现了很多讨论MeToo的微信群，其中一个根据关注的个案和不同的分工又细分出了许多小组，成为了一个行动导向的志愿者群。这些志愿者大部分互不相识，只因为相同的目标聚集起来，很多人都发挥自己领域的专长并贡献了大量的劳动。有人负责协调分工，有人搜集救助的资源，有人汇总新闻制作网页百科，还有人起草了NGO行业反性骚扰倡导书，这个倡议书接收到了超过一千人的签名。
参与者小宇说：“那几天基本上是一整天都扑下去的，有一天搭车回家，因为太专心看消息搭错方向好几回。”而她的情况不是个例。在关注个案的小组里，志愿者们参考了雷闯给总理每日寄信请总理聊乙肝问题的创意，每天给雷闯寄信，问他何时自首至今已经坚持了一百多天。
假疫苗事件激起亿万民众激愤的7月里，MeToo事件被指责为“声势过于浩大”，转移了舆论焦点。花花开玩笑说：“请问买通我的医药公司什么时候帮我还一下蚂蚁花呗？”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自媒体“NJU核真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即使在MeToo最火热的阶段，关键词“疫苗”的热度总体上仍是高于“性骚扰”的，连明星周立波的绯闻都比“性骚扰”有热度。7月26日朱军被弦子指控性骚扰，大规模的删帖也从那个时间开始。
7月27日刘瑜发表了一篇看似中立，实际上指责MeToo为“文革式的大鸣大放”的文章。因刘瑜著名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这篇文章形成了奇特的效应。例如（被指控性侵的）章文的生意合伙人公知贺卫方，此前从未对MeToo公开发表过意见，但在刘瑜的文章发出后仿佛得到了一张豁免券，这样的人开始纷纷表达对MeToo运动的担忧：“希望MeToo不要走上’迷途’。”这被网友称为“刘瑜测验”。
“战火蔓延的MeToo，至少会真的让人有一种’男权社会’的实感，性骚扰、性侵害真的太多了……必须动摇它改变它摧毁它，改变这个制度。赢一次就好了，赢一次我们就可以继续赢。”
——花花的日记
在所有攻击花花的言论中，亿友公益（雷闯所在的机构）志愿群的辱骂格外刺耳，阴谋论、荡妇羞辱、人身攻击、诅咒……其中还有以前和她一起寄信的伙伴。花花说：“我当时还不是为了你们，去寄信，当志愿者。现在你们就为了雷闯这点什么事儿，就来诅咒我死全家。”亿友公益找人做了关于性骚扰的培训，在他们关于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标题下面写着：“对性骚扰说ON”。99公益日时群发筹款信息还发给了被雷闯性侵过的女孩们。“太低级的错误了吧，让受害者帮你们筹款诶”，花花认为这些草率的处理反应出亿友公益的冷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雷闯伤害的不是陌生人，而是关注乙肝平权的社群，是他们的一部分。
本来应该是NO，写成了ON
直到现在，在亿友公益的App搜索关键词“雷闯”，出来的几乎全是替雷闯辩护的信息，标题例如：“很想您——雷闯”；“关于雷闯性侵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敢爱敢恨，勇敢认错，我们帮雷闯硬洗白吧。”；“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大家依然支持雷闯”。还有人在上面写：“以前有一种说法吸收少女精华可以治疗乙肝，雷哥不会在做实验吧?”；“你为什么不抽（雷闯），你应该狠狠的抽……如果你抽了，现在的雷闯还是一身正气无愧于天地……”一些花花和雷闯的共同好友说：“你这事能成，还不是因为雷闯有良心，他不承认你什么都不是。”有的朋友因此痛苦不已，对花花说：“够了，你得到你想要的正义了吗？雷闯一切都没有了。”
除了反对者，有的支持者也给花花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好像我把雷闯的事件曝光出来就要对雷负责到底，送他去坐牢。”有一次她梦见雷闯的小孩，雷闯在梦里对她说：“你看我小孩现在去学校，百度都有他老爸性侵的词条。”她觉得对这个小孩来说很残忍，她和别人讲了自己的梦，对方却说：“我靠，你同情雷闯啊，是不是傻了啊。”但她认为这些也是需要被看到的，如果要让人受到惩罚，就一定会有破坏性，可能会伤害与此无关的人。“别人希望看到我有坚强的决心，还是有很多想法，压力都在我身上。”虽然这些伤害不是她的责任，在被别人骂得很惨的时候，花花还是会想“这样就真的对得起他了，扯平了”，因为她也付出了超额的代价。
公开信发了没多久，花花看见一个微信好友发了一条这样的消息：“我朋友圈的女权主义者居然花了三年时间才说出这个事，不知道女权主义都学到哪里去了？”都没有看清说这话的是谁，花花直接把ta删了。哪怕她是个“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人”，要接受这些还是很困难，花花说：“这个事情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啊，感觉啊，要用理性的思维去填补它是很难的，需要练习，需要准备，需要别人的帮助。”感受也是理性的一部分，但感受——尤其是女性化的感受总是不被重视。
她是个女权主义者，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有能力大声的说出她受到的伤害，好像没有受过伤一样，“怎么可能呀，大家都是人啊。”花花梦见她要上台领奖，但她觉得很害怕，因为台下的人不希望她得奖。梦里大家只是表面上对她肯定，心里还是把她当成一个破坏者。 “社会要改变，先从接受女权主义者开始吧。”
站出来，如何站出来，包括现在我们试图写这篇非常细致琐碎的文章，花花都做了很多思考。她清晰的意识到自己身在一场运动当中，她有自己的目的：“这是我的故事，我不希望这变成一个英雄人物如何堕落的故事。”她想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起初她很回避和记者们谈雷闯：“因为我们不需要听雷闯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而现在谈雷闯是想破除一些刻板印象，她担心会被误读成一只羔羊，而把雷闯当作一头狮子。“他不是野兽，他是一个正常男人，任何人都可以从一个普通人变成强奸犯。”
虽然雷闯看上去很不主流，做着一些反叛的事情，但他和主流男性没有什么不同。他也有许多男性成功的焦虑，例如他的“30岁魔咒”——30岁一定要结婚。此外他还有作为行动者的压力，他把这些焦虑发泄在最安全的群体身上：他的女性志愿者和实习生们。
有段时间花花特别想给雷闯上课，“给他做一个PPT讲讲什么是性侵”，后来又不想了，她觉得雷闯上的课已经够多了。她认为雷闯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普遍的男人危机，“男人不行”。正如前面所谈的缺乏共情能力，无法察觉他人的痛苦，还有“他们对感觉是不真诚的，过着非人的生活。”当这样的人处于权力的上游，他们很可能做出伤害别人的事而无法自省。
她希望雷闯可以接受他自己“不是好人”这个事实。他需要出来替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只是对他的受害者们，更是为了他的社群，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为此努力的理念负责。“靠着年轻时的勇敢就可以活到老吗？不是的，你死的那天不会满意的。”雷闯的反应对其他人也是个参考，“就算有点强奸犯的担当吧”。
两个道歉，两个感谢
2015年花花曾经和草草讲起过自己被性侵的事。那时妹妹的反应是：“太恶心了，不要跟我讲了，好龌龊啊这些人。”有一次吵架，她在气头上还说要打电话告诉爸妈：“说你是个很肮脏的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这对花花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你的姐妹这样解读你受到的伤害。”MeToo之后，草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微博换了画风，天天在上面骂人。”
以前她一直认为被欺负的人是因为“那人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之后她知道有人会这样不遗余力的伤害他们不认识的人，说话这么不负责任，而且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在最在乎公平的圈子里都会有这样的遭遇，那么一定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一旦开始关心MeToo，草草就无可避免的开始关心别的社会问题。草草向花花道歉，她说：她需要忏悔，也需要诉说，她觉得自己当年做得不对，但她也需要成长。
小芹会看花花转发在朋友圈的“任何东西”，也关注了一些她喜欢的公号。就像她没有告诉妈妈自己的遭遇一样，妈妈也没有告诉花花她在住院。躺在病床上读微信文章，小芹发现故事的主角竟是自己的女儿：“又去徒步、打坐、去乡下，除了你还有谁啊。”她非常伤心，哭着给花花打电话道歉。
这可能是花花这辈子最心碎的时刻，她对小芹说：“不要哭，要哭也是该雷闯哭。”也不必感到抱歉和内疚，因为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受到这些伤害不是因为小芹没有把她教育好，在这个社会是否被伤害，和自己勇不勇敢没有关系。小芹讲了自己15岁被邻居性骚扰的经历，她说自己花了40年才说出来，花花只花了3年，说明时代在进步。小芹说：“就要把这些人搞臭，这样我们才能站起来。”
有人问花花要不要写封感谢信，感谢很多人的帮助，她思考了一下觉得整个过程里她最感激的人是林奕含。每当她无法解释很多问题的时候，就说房思琪，大家就明白了。“感谢林奕含用房思琪这样一个形象拯救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女孩很难表达的那部分。”
她还感谢其她站出来的当事人，“我倒下之后，她们用自己的声音接住了我。”因为这是自杀式的行动，就算你自己可以证明这就是一场性侵，别人还会觉得这是你的问题，不然其他人怎么没有遇到。一个接一个站出来的女孩是在集体为集体脱罪。“这比别人说一句“这不是你的错”有力得多。”
台湾作家林奕含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讲述了一个女孩被补课老师性侵的故事。
关于力量，关于重生
花花设想了很多个纹身计划，“低头求生那几年”她脖子后面鼓起了一个小丘，她想过在这个小丘上做一个纹身，把曾经的自尊心埋在里面。严重抑郁时她经常想自杀，她想在手腕上纹一个小女孩，想割腕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女孩就不会割了，“那可以提醒自己是在杀人”。说出雷闯性侵的事情之后刚好要到7月28日了，被强奸的三周年，她准备把7月28日纹在手上。
她告诉小芹她要去纹身，小芹发了很多条语音信息，都是60秒那么长的。她不想听，心想妈妈一定是劝她不要去纹身。小芹好像猜到了女儿的心思，打电话来说：“我不是劝你不要纹身，是劝你不要纹那个日期，你纹7月23号，写举报信那一天，那天是最棒的。”于是她的手腕上多了一块绚丽的水彩喷溅的图案，上面是一排小小的数字“2018.7.23”，她说：“这是我的勋章。”
“我只会在很微小的时刻，认为这是一个勋章，大部分时间，还是认为，这是个暴露疗法的伤口，最想要的是不要暴露。”
——花花的日记
花花的纹身
MeToo之后花花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她把她们根据年龄划分成：“大型姐姐，中型姐姐，小型姐姐。”和姐姐们聊天，花花有一种辛酸的感觉，这么多年了大家的体验如此相似：“你以为你的经历是历史了，但是它每一天还在被写在别人的身上。”历史被大家的经验所同构。很多幸存者都觉得自己说出来的那天就是自己的重生日。“可能有人不能理解，你不就是被搞了一下嘛。”
之前还有过一个做儿童性教育的人责怪她：“一个20岁的人了，不知道和一个男人进房间会被操吗？”但这不是她的常识，她不认为和一个男人进房间就等于同意“被他拿一根肉棒棒戳”。花花认为MeToo运动最棒的一点就是改变了大家关于性侵的常识。MeToo是一场知识生产，而这些知识是基于幸存者们的经验的。她以前总有一种在解答难题的感觉，“他们是曾经出题给我们的人，而现在我们是提供题库的人”。
有人问花花：“你现在可以轻松一点了吗？”“这个故事是不是结束了呢？”她也有这么乐观的想过，后来她发现不是的。“对我个人而言，说出来之后作用力不在自己身上了。最伤害人的部分已经没有多少。”很多人要讲出性侵都要花很多时间，有的人要花十年二十年，她觉得自己比较幸运只花了三年。因为身边的朋友“都非常给力”，也有比较好的支持系统。但她认为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不是那个“悲惨的故事”没有结束，而是它现在能让她做更多事。
花花买了一只很喜欢的钢笔作为给自己的礼物，钢笔上可以刻字，一般人都刻名字，她刻了“MeToo”，“这笔很贵诶，几百块钱呢！”。这让她想起林奕含的一段采访，别人问林奕含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写书，她说会，而且会继续写性侵题材的书，她说：这会是我们一生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已经不只是关于性侵的故事了，而是关于力量，关于重生。
血与泪的运动
花花被好好的爱着，得以变成一个充满生命力、创造力、同情心的“有趣的灵魂”。当伤害落在她身上，她在创伤中恢复、重生、挣扎的种种都凸显出她作为“人”的质感。这些伤痕的形状也勾勒出施暴者的粗糙、麻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雷闯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症候群。
这篇文章写了很久，开头写起来还很愉悦，花花的成长经历很有趣，越写到后面越难。写的时候经常哭。同时期我也在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此之前我很难想象到性侵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大的伤害，这伤害不只是因为那些抽插和触碰，而是因为它违背我们的意愿，它是整个男权恐怖主义社会的咆哮。
想起metoo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在一个撬动怪兽的撬杆上站着一个女孩，而metoo是一条梯子，让杆下的人可以顺着爬上去，为女孩增加力量。诚然会被骚扰的不只是女性，反性骚扰运动也是为了所有人，但不能否认它的核心是争取性别平等。“不要放弃女性的身份和立场”花花说，“不要希望去扮演一个更’客观’的角色。”
当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站出来的人身上时，我们不能要求ta们成为战士，Ta们是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环境凶险又复杂，国族问题、zhengzhi打压、对女权的污名，公共讨论空间的污染，诡异的缠绕在一起。7月的热潮过后，MeToo运动滑到了又一个低谷：周非起诉王琪，朱军起诉弦子和麦烧，邓飞起诉邹思聪，周翊起诉@我是落生。被举报性侵的男人们开始了他们的反攻，躲回老家的雷闯也可以怡然的在微博上转发王思聪的抽奖活动。
这场被公知比喻为“文革”的MeToo运动并没有牙齿，很多女孩站出来了，她们才发现这场战争依靠的是一些无权者的呐喊和她们的肉搏。我们为这种去中心化的运动可以脱离政治打压而鼓舞，但正如吕频所说这样的形式先天带有“外延很大，核心极其狭窄。关注者极多可关注的焦点极少”的缺陷。但它仍然是我们的希望，是种子在巨石下找到的一条出路。它生命之间的学习，从别人的故事里、辩论里学习并创造知识。
花花说：“MeToo是血与泪的运动，它的意义是告诉别人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痛苦。这对其它社会运动也有启发。”至少在现在，如果有人想要站出来讲自己被性侵的故事，ta已经继承了更多财富，而这些财富也属于我们所有人。“它是’弱者’的武器，不能放弃它，不能放弃它存在的意义。如果MeToo能够继续，意味着我们能够在舆论场当中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和公平的位置。”
当我们询问MeToo运动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问自己：“我能为反性骚扰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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