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大新闻学院博士生、探村博士联盟发起人 刘楠

注:春节系列报道《博士返乡记》由新浪新闻、北京青年报、头条新闻、探村博士联盟联合出品,本文为该系列报道第一篇手记。

▷亲人们在大表哥俊杰坟前烧纸▷亲人们在大表哥俊杰坟前烧纸


▷大表哥俊杰生前照▷大表哥俊杰生前照

2019年春节前,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刚到家,妈妈就说,走,一起上坟去。

腊月二十五,是大表哥俊杰的忌日。

没有墓碑。刚拱出土的小绿苗,环绕着他的坟地,灰白砖围着的土堆上,覆盖着荒草枯枝,潦草而萧索。旁边,是我姥姥姥爷的坟墓。姥姥、姥爷哺育了四女两儿,子孙满堂。没想到,最先去陪他们的,是相貌堂堂的大孙子。

鞭炮噼里啪啦响着,祭品从纸箱里掏出,有苹果、香蕉、饺子、白肉,摆了五个瓷盘。

我姨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喃喃自语:“过年了,俊杰记着开汽车去带爷奶出去玩玩。你别愧疚欠钱的事,今年担保公司返还有消息了”。

亲人们陆续分批赶来,祭奠着这位亲人,也是“家族的罪人”。几十名亲戚、战友,上千万元的积蓄,被俊杰介绍的担保公司“蒸发”了。

三年前,俊杰是内疚悔恨而死的,短短几个月,他腹部长出拳头大的肿瘤,患癌去世。

他没能等到2019年初的消息。

▷母亲讨回的欠款:一箱酒抵2800元债▷母亲讨回的欠款:一箱酒抵2800元债

500元酒抵2800元债

2019年1月,我妈三年来第一次接到通知:“一家担保公司开始按6%的比例还债。另一家公司是领一箱酒可以发1000元,一箱酒抵2800元债。不领酒,也不发1000元”。

网上一查,同样品牌的一箱酒,价值不过500元。

从2015年至今,亲人们一直没能等到进展,这个消息,听起来不坏。

表哥俊杰去世,已经三年。之前,他住豪宅,有专车司机,是担保公司的业务经理。

俊杰从小相貌英俊,为人正派,深得亲人们喜爱。部队转业后,他被分到房产局,娶妻生子,后来下海经商。人精明能干,在三线城市,生活过地幸福安逸。

2014年左右,河南各地的投资担保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提成,高收入,发现商机的俊杰,成为业务经理,开始给亲人们介绍投资担保公司的高回报项目。

的确很诱人,月息一分五,几乎是银行利息的十倍。

俊杰动员我妈等亲人:“绝对保险,我爸都放了几十万,你想我还会坑我爸,坑亲人?”出于对他的信任,我妈放了十来万,我在深圳做生意的二舅放了近百万,亲戚们很快就在他推荐的几家公司放了近千万元,都是多年辛苦攒下的存款。

一开始,按时发利息,利润可观。到2014年底,公司停止支付投资人的本金和利息。2015年2月,《中国之声》报道了此事,标题叫“河南公司涉非法吸储 当地政府:仓促承诺是工作失误”,其中提到,区政府曾签红头文件,承担因监管缺失造成的风险防范和处置责任。区干部说资可抵债。

希望还在,俊杰一家家赔礼道歉,四处去找律师咨询。

俊杰曾给在北京的我寄了大包资料,那年,河南很多担保公司接连出事,这一家已不是新闻。那个夏天,在新华社发出相关报道后,我采访了河南农民陷非法集资案自杀的新闻,节目叫做《农民想理财,就该被骗吗?》。

节目中,河南农民赵作海,20万冤案赔偿因涉嫌非法集资被骗,追讨中摔倒住院。河南一担保公司涉嫌非法集资,3500多农户2亿资金无法兑现,两名农民不堪压力相继自杀。白岩松用“三聚氰胺”形容农村非法集资的危害。

当地成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及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范工作组,开始核查确认登记。一些担保公司负责人被抓,却拿不出钱抵债。

老家的一些人,开始走法律途径。起诉担保公司介绍人,要求变卖房产赔偿。可是,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俊杰的一双儿女都在上学,家族心照不宣的选择是:不起诉俊杰。

然而,又过了半年,钱还是没有着落。等待无望的俊杰,很快,查出得了癌症。

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他在山下租了一块地,每早开车去种蔬菜,晚上回来。他拍在农地站军姿、踢正步的视频,发在亲人微信群。发笑脸说:“我恢复的很好呢”。

2016年初,俊杰病情危重,在医院治疗。腊月二十五,他离开了人世。

“他说太疼了,自己拔了管子。他想着让亲人好好过年,不要再照顾他”,我妈回忆,“他觉得把亲人们都害了,自己过不了这个心坎,活不下去了”。

扫黑除恶的宣传语在村头随处可见▷扫黑除恶的宣传语在村头随处可见


警方出动千人警力抓捕黑恶势力团伙▷警方出动千人警力抓捕黑恶势力团伙

邻村“村霸”的红与黑

出事三年多后,担保公司还债问题开始有眉目,得益于家乡的扫黑除恶行动。

“担保公司造成多少家庭悲剧,这两年全民扫黑,那些转移财产不还债、有黑恶势力做靠山的老板,都怕了”,一名亲戚对我感慨。

确实,我下火车转乘汽车回乡,座位靠背上,就印着扫黑的标语和举报电话。

回到家乡,“黑恶必除”、“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的标语,一直在眼前晃动。楼房、农舍、工厂,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酒店,挂放之密集,气势之坚决,满满的震慑力。

当地的媒体,滚动播放着新闻:“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动员和鼓励广大群众踊跃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亲戚们议论,今年春节第一次发酒抵债的这家担保公司,有多家实业公司,原来很“硬实”。如今在全民扫黑的大环境下,也不敢再做老赖了。

在郊区的一个村,为了不打草惊蛇,2018年夏天,当地公安局抽调1000余名警力,包括刑侦、特警,突击逮捕“重大恶势力犯罪团伙”,15名团伙成员一次落网。

在我老家陈村,乡亲们热议的是:“隔壁S村曾经的红人李支书被抓了”,“被村里企业联名举报的”。

在网上,很容易查到S村企业代表在很多论坛发出的联名信,详细列了举李支书非法占用耕地开发牟利、以治安卫生费名义向当地企业强收保护费等问题。

当地纪律监察机关通报,这位李支书曾经虚造铁路和快速通道征地户名单,领取村集体土地补偿款,向违规建房群众收取设施配套费和场地使用费。

如今,李支书已停职被查。值得注意的是,恶行凿凿的李支书,也经历了从“红”变“黑”的过程。退伍后外出打工,1997年回乡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他带领村民实现水、电、路三通,吸引企业入驻。十年后,出了名的穷村、乱村人均收入突破了5000元。

这不是孤例,据媒体根据公开判决书对涉黑村官状况进行统计,67.5%的涉黑村官属于由红变黑型,甚至连“国家级文明村”、“人大代表”担任的村官也坠入涉黑案件,而争夺公共资源和利益是村官涉黑的主要动力,S村被抓的李支书正符合这两点。

《新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受到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强人容易向恶人转变。李支书这样的昔日“强人”,在为村庄创造公共收益时,却又为了私利捞取金钱,损害公益。

村民李永说,“李支书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慢慢的,个人私欲膨胀了”。还有村民说:“李支书向企业要保护费时,无法无天,后来那些浙江企业的老板忍无可忍,直接把材料递到了扫黑除恶工作组”。

S村工业园里入驻的外来投资企业▷S村工业园里入驻的外来投资企业


▷陈村村民向作者反映乡村建设问题▷陈村村民向作者反映乡村建设问题

资本下乡后的村庄

我的老家陈村,和隔壁2000多人口的S村,原本隔着一个河沟。

陈村的村民,一直对李支书的“霸沟”有意见。

“两村河沟是共用的,那个李支书不打招呼,河沟填平也租给工厂了,咱村人都很气愤”。

不过,“铁腕”治理下的S村,倒是处处显露着“明星村”的不凡气场。宽阔的村民广场、林立的居民楼,四十多家企业入驻村里的工业园,厂房延展,望不到边际。

在S村文化广场旁,社区警务室、居民委员会、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村委办公室,一字排开。进了S村委会办公室,奖状奖牌挂满了一面墙。李支书被抓后,如今新的代理支书在负责村里工作。他坦陈,自己在“村霸”风波后思考了很多。

“村里的外来企业富裕了,村干部怎样带领村民富裕?很多企业在优惠政策下引进来了,享用村里的公共资源,却不愿招聘本村村民该咋办?村民和企业的矛盾,积少成多,如何能够化解?”

学者认为,村庄共同体由自然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构成,现代化建设中要警惕边界的解构,维护好村庄共同体。

如今,资本携资金、技术、劳动力进入乡村,获得经济效益,占用着公共资源,却经常会出现游离在村庄共同体之外的情况。

从S村回来的路上,碰到我村的赵支书,他和几名干部正从一家村企业出来,笑说自己在“化缘”。原来按照风俗,年底村里要请当地百姓喜欢的豫剧团来唱戏,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包一天戏需要六七千元,村里的企业大多会赞助。

我村的赵支书说:“村里十几家企业,大都主动乐意出钱,和村民沟通感情,也是社会责任感嘛。”村委会门口,海报贴出企业的捐款数字,也在传递着某种文化和情感的融合。

村庄和外来企业的文化融合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到贺雪锋《新乡土中国》说的半熟人社会,被工业化进程裹挟的村庄,面临社会转型的新乡土形态。

企业工厂入驻村庄,原本是好事,然而,如今村民们抱怨不断。

大卡车压坏了村民自修的道路,外来工人与村民争用健身器材,个别会偷玉米瓜果,甚至乱倒垃圾,污染环境。乡村熟人社会的构成、人们之间的互惠原则都面临挑战,村民和外来企业如何凝聚整合村庄共同体?

一个值得对比的信息是,“村霸”被抓的隔壁S村,工业园区很多是江浙等地的外来企业,工人构成中本地村民较少,相互依存程度差。

而我村的企业规模小,多是本村村民开办的陶瓷厂等,同乡间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在请剧团唱戏等村庄文化事务上,同乡企业主更有“家乡情怀”,捐款最积极的正是这些土生土长的企业主。

农历十一月初八,陈村请戏班子来唱了三天戏,很是热闹。戏台旁的村委会,贴出了企业捐款的红纸海报。1000元,2000元,唯一没有捐款的企业,是一家国有的变电站。

村民有点遗憾地说:“这是大厂,征的村里地,从没给村文化活动捐过钱。”

赵支书说:“捐献是自愿的。问题是,村企业发展好坏,往往跟村民没关系,我们现在想着能发展集体经济,如果大家入股办工厂,企业效益也能造福村民”。

曾经,大卡车轰鸣穿过村庄,压坏了大家集体修建的道路,今年春节前,陈村的村民坚决地做了一件事。两个大石墩在村口竖起,只能容纳小汽车通过。

没有传说中的“村霸”,村庄安宁了,新的问题还在考验着乡亲。

站在表哥俊杰的坟地前,站在田野的泥土上,我眺望着熟悉而陌生的村庄:车水马龙的乡村公路,一家家拔地而起的工厂,我心里默念:哥,保重。

上完坟,亲人们聚在一起商量,500元酒抵用2800元欠债要不要。这个事讨论了很多天,大家都知道,实在不合理。而最后,每个人还是同意了。

在多年的等待后,在这个春节,我的妈妈终于要回了一箱酒和1000元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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