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今年6月末,风传多年的深圳白石洲旧改终于落地,房东和开发商陆续签订了拆迁赔偿协议,数百栋楼房开始清租和封楼。这片0.6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深圳市中心,在高档住宅区、大型商场、高尔夫球场的环绕里,自成一片“独立王国”——过去20多年里,300多万外地人在这里停靠来去,2500多栋出租楼中,梦想和欲望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如今,一切即将被改变。

文|王一然 苏惟楚 
编辑|王珊
白石洲如今每天都有人离开。
两米长的车厢装着一个家庭的全部财产,从脸盆到凉席,堆尖冒梢。货车在人流与电动车间驶出一条道,挤挤挨挨的楼宇、褪一半毛的家禽、街角盆中等待清洗的餐具在窗外不断后退。拐过两条街,上了8车道的深南大道,一切都开阔起来,司机一脚踩下油门,辚辚轮毂声里,白石洲被甩在身后。
这片0.6平方公里的土地位于深圳市中心,在高档住宅区、大型商场、高尔夫球场的环绕里,自成一片“独立王国”——过去20多年里,300多万外地人在这里停靠来去,2500多栋出租楼中,梦想和欲望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某种意义上,白石洲能最大化压缩“深漂”们的生活成本,提升“幸福感”:随丈夫一起赴深工作的湖北女人在这里轮候保障房,排在他们前面还有11万人;刚毕业不久的合租女生是月光族,房租每月1000块,“省下钱女生总要买化妆品衣服包包”,但布面简易衣柜无法盛下,衣服只好铺在床上;来自江苏的程序员,33岁,在没有窗户的房子里睡了五年,终于在20公里外的宝安区买了套一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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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洲,每一天都有人不得不离开。
今年6月末,风传多年的白石洲旧改终于落地,房东和开发商陆续签订了拆迁赔偿协议,数百栋楼房开始清租和封楼。“就给你到九月底,不搬就掐水电了!”房东在微信里群发信息,反复催促。租户林楠住的楼属于拆迁区域,搬得只剩两户,7月开始,每逢周末,楼里最热闹,楼梯间杂沓的脚步声从早响到晚,林楠扒着窗户向外看,离开白石洲的车密密麻麻,连成一条线。很多楼门口慌乱忙碌,清洁工和搬家的人们混作一团——丢弃的床垫、旧收纳盒、瘪掉轮胎的共享单车、沙发和公仔,一车清走,新的又堆满。
穿蓝色制服的搬家人员们几乎是蹿进楼又满脸是汗地出来,租客们几乎不会攀谈,只专注有没有落下生活必需品。一个年轻女租客匆匆打包行李,上车前,在老楼前默默望了眼才离去;一对租客夫妻,因为一张单人沙发吵了起来,“说了不拿!”“这个丢了你还得再买!”人声嘈杂很快遮盖过去。
作为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的混乱气质似乎与生俱来,又自成一套秩序。它生产颓丧,也创造生机;它分享成功,也容纳失败。无数人曾在这里安稳着陆,从此扎根都市,也有人艰难攀附在城市边缘,像超级大都市的局外人般顽强生存。然而,“城市更新”势不可挡,尤其在“深圳速度”最前沿之一的南山区,白石洲旧城改造,不过是时间表上亟待跳动的数字。
这是个可以预见的结局:白石洲将被抹去,成为城市规划历史车轮碾过的一粒不平整的砂石。很多人不得不重新另觅落脚处,搬至其他尚未拆迁的小城中村,而更多的人可能就此搬回老家,彻底出局。
王国
即使是住在白石洲附近,高档住宅们的业主很多从未进去过。“白石洲呀!”提到这里,华侨城业主石磊尾音拉得老长,意味不言而喻,“脏乱差了这么多年了!”业主们印象最深的是“里面人和吃的特别多,很多‘农民房’。”
白石洲8条主要街道星罗棋布了至少1531家餐饮店,店铺里最常去的顾客应该是白石洲5个城中村的近9万来深建设者,其中一家东北餐馆“大葱卷饼蘸酱最正宗”,混迹白石洲七八年的艺术家们但凡聚会就挤在这个只有四张桌子的小地方,人均只要30块左右。性价比是白石洲最鲜明的标签,一顿不到80块钱的海鲜粥可以填饱17个人的肚子,几百块可以选一个小单间,如果碰到好说话的房东,房租可以一讲再讲——林楠碰到了房东老江,准确来说,是“农民房”里一栋楼的楼主,搬家期限只有一周,林楠比较了十几套房,最终以月租3300块租到了小两居。
老江是白石洲一栋7层自建楼的拥有者,61岁,广东梅州人,一米六几的个头,精瘦。老江的楼也在旧改范围内,起了21年,自家占了四楼一半,余下30间屋子租出去,从十平米的开间到几十平米的两居室,月租1000至3000元不等,几乎不曾空过。他对开发商的赔偿条款有诸多不满,没签协议,楼里租户来问,他手一挥,话音掷地有声:“一年内都不会叫你们搬!”
“我也只要一年。”明年这个时候,林楠的女儿中考就结束了,她不必再和白石洲捆绑,女儿“考到哪里我们再搬家。”
林楠微胖,个子不高,属于“白二代”,出生在白石洲的前身沙河农场,却很少在白石洲走动。老江的窗外与她之前的风景并不相通,是深圳城中村少见一隅:对面三层独栋别墅影绰相望,修剪齐整的草坪,如伞盖般遮住房屋一角的荔枝树。“那个别墅,你知道多少钱?两个亿。好多香港人都来这里买房子!”老江坐在摇椅上翘着脚晃,他乐于跟每个造访者分享这个消息,尽管自己从没走近过。别墅建起的那一年,一道3米高的墙也泾渭分明地砌在他楼下。
大概六年前,湖北人吴雨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来了深圳。丈夫在一所私立高中教英语,最初一家三口住在丈夫学校分配的宿舍里,和其他家庭住在一套房子,几乎没任何隐私可言。咬咬牙,丈夫选择了白石洲,搬进了老江家三楼,一室一厅,房租几年只涨了500块。
“来来回回,好几千人住过这里啦。”20多个孩子先后在这里出生,老江看着他们长大。有的租客有些讲究,同他打听:“老板,你这里生男孩多还是生女孩多?”他掰着手指数了一遭,抿嘴乐,“男孩多,我这生了十几个男孩,女孩不超过五个”。
白石洲的自建楼间距最近的不到一拳,如果两栋窗户不封死,各站两个成年人伸出胳膊,就能手拉着手。附近开发廊的秦强在这里租了一居室,窗户被邻楼封住,整日开灯,裹着一家五口。母亲来住过半年,木板床,上面生了黑色臭虫,咬得胳膊上一片片红疙瘩,只得回四川老家,留下老伴带孙子。孙子的玩伴是只深蓝色皮球,假期时,城中村里混乱,只能对着卧室墙拍。

白石洲有2500多栋“农民房”,楼与楼的间距不过一臂,人们戏称这是“握手楼”。苏惟楚 摄

孩子们在白石洲里甚少拥有娱乐空间,租户吴雨曾想带儿子打羽毛球,好不容易找到一片空地,被告知“是停车场”。

尽管是出租屋,吴雨还是把这里当作一个家,地板每天拖得干干净净,厨房调味品和刀具码得整整齐齐,墙面不见任何油渍。可夏天做饭最苦,没有抽油烟机,人在三四平方的厨房里几乎“没法呼吸”。两口子睡觉之处也颇为紧张,一张单人床,铺了竹席,夏天终日放着巨大的黑色落地风扇。
住在林楠和吴雨下的一楼租户年头更久。收旧衣服的河南夫妻,50多岁,三轮车上的衣物花花绿绿,按吨卖,平均每个月能赚6000多;捡破烂的老夫妻,守着老江楼附近四五个垃圾桶过活,偶尔走街串巷,没有固定时间。
“这里和北京大杂院、上海筒子楼不一样,这里容积率高,你想不到能混杂融合这么多人。”设计师张阮是85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华强北买了房,因为在南山科技园工作,所以搬了过来。他租住的地方是白石洲唯一不拆迁的区域,在老江楼南边,大概5公里左右。
如果有朋友拜访,想看“深圳特色”,张阮就会带他们来白石洲。这里似乎最能表达张阮心中,深圳贫富差距最大地带的独立王国:晚上6点以后,日子彻底活泛起来,各地餐饮大排档一应俱全,人们接踵而过,陌生人皮肤碰触在一起,车几乎贴着人缓行;汗水、烟酒、烧腊、烤鱿鱼、农贸市场腐烂水果和脱生猪毛味肆意胶着混合,不远的酒吧刚刚热场,与转着彩色转花筒的理发店音乐交织一起,只需100多块,可以在见缝插针的小宾馆安身一晚,医院和药房就在附近,转身几百米内,还依附着数家KTV和网咖——白石洲最不在意拥挤,这里行业堆叠聚合,租客交错杂居,是深圳夜色中不多的温柔所在。
世界之窗的塔尖
像老江这样,在白石栋楼的外地人只有一两成。白石洲的楼主大多是本地人,老江这样的一整栋楼,每个月租金就有十几万收入。最早的时候,一些本地人没钱,只能出地,跟外地人合建楼,2003年左右,白石洲产权明晰化,合建模式取消,但一些人也分到数套房子,成为房东之一。
老江算是最初到白石洲开荒的那批下海者。1980年代初,他做侦察兵,从部队转业回家,在派出所一个月工资30块,而在深圳的表兄工资是他的30倍还多,“我们家里做菜熬的是猪油渣,人家家里已经大块吃猪肉。”老江辞职后,在深圳和周边城市闯荡了几年,打过铁、卖过假药,做过三次“倒爷”,回了老家生孩子。
1992年南巡之后,“遍地是黄金”,老江正式到深圳闯荡,进驻白石洲,那里还是个大农场,村野连片,他印象最深的是密集葱郁的荔枝树,如今的江南百货大楼当时也是田地,水稻瘪瘪的,池塘里还有小虾米。
老江在白石洲的敲门砖是给一个本地人做防水工程,他不放过任何一笔小钱,买了个相机,挂在脖子上,在深圳“世界之窗”门口给游客拍照,立等可取;给人理发,一块五一次。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微信群里一个朋友说家里漏水,年过60的老江马上接活儿,赚了4000块。
香港回归那年,白石洲的地不再能耕种,本地农民划归城镇身份,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农民们做起了房东。“种地的钱来的没租房快!”一个本地楼主说,他的7层楼是原来鱼塘旁边的2层小楼改的,还有两栋和外地工程老板合建。
老江也开始在白石洲盖楼,花光了一百多万的积蓄。房子偏白石洲外围,7层半,楼顶有个小阁楼。相比罗湖口岸和市中心福田,白石洲所在的南山区当时一套106平米的房子只要20万,“这里守着锦绣中华民俗园和世界之窗,性价比最好。”老江说,楼盖好后,站在楼顶就能看得到深南大道世界之窗“埃菲尔铁塔”的塔尖。
但“世界之窗”的塔尖迅速被南山区拔节而立的摩天大楼群挡住。2003年底,公开资料显示,深圳已经成为五大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之一,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迅速崛起。老江的塔尖慢慢“消失了”,他只能在每周六晚上八点,等音乐隐约响起,看附近欢乐谷绽放的烟花——这是老江楼下,三楼租户吴雨的儿子刚来深圳时最喜欢的时刻——白石洲没有什么专属孩子们的娱乐项目,只有欢乐谷的烟花,让他每周扒着窗户等待。

站在老江的楼顶眺望,十几年前还能看到“世界之窗”的塔尖,现在已经被高楼遮住了。苏惟楚 摄

老江的自建楼外面贴了瓷砖,楼里简单刮了大白,最开始只包给自己的工人吃住。一两年后,工人花费过大,就全部出租。老江自己住四楼,占了大半层,有一百多平,里面摆一张红木大茶几,他最喜欢在阳台喝凤凰单枞,“回甘入味”。小电视就挂在阳台墙壁斜顶上,一把小紫砂壶,两把钟爱的摇椅。早些时候,楼宇稀少,老江喜欢望窗外大片的树,绿色深深浅浅,并不单调。后来租户多起来,房租占了老江绝大部分收入。
早期租住在这里的是五六个年轻人,“类似于小混混那种。”老江说,十多年前,白石洲没什么监控,“人不能戴着项链这样的贵重首饰走在街上。”居民构成杂乱,喝酒斗殴、抢劫常有,老江被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后来报了警。从那之后,再找租客,老江都要求有稳定收入,房租押一付一。
但老江也秉持着白石洲包容的“规矩”,不问来路,只管收钱。租客里有个和老江一样,做工程的,惠州人,40多岁,经常和老江喝大塑料桶里的凉茶。晚饭过后,楼对面有个麻将馆,彩钢板搭成的,老江和他在坐在里面聊生意经。后来租客生意做大,在罗湖买了房,偶尔开着宝马提东西回白石洲看老江,觉得“老江对他有恩”。
直到现在,老江依然喜欢在麻将馆和年轻人“讲经”,尤其是那些送外卖的年轻人。“上午是挣钱的最宝贵时间!”老江一副过来人的口吻,“你们晚上玩手机玩到很晚,下午才出来干,这样怎么能挣到钱?”旁边的外卖员是河南人,30岁,低头看手机,穿着黄色工作服,并不应声。他也是老江的租客,夫妻租了一居室,已经住了两年。
白石洲王国在千禧年后逐渐丰盈庞大起来:最早的居民们像老江一样,大多做工程建筑、零活等偏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南山成为深圳第三个CBD后,十五六年前,律师、医生、设计师、程序员开始大批入住。阶层逐渐立体起来,企业高管、本村人和店铺老板成了高收入核心;科技园打工的白领、年轻的毕业生“深漂”扎根更外围;清洁工、临时工、拾荒者们再把白石洲团团围住。学校、诊所、菜市场、夜总会、百货商场一家接一家膨胀兴起,互联网流行后,还有了专门的“天猫小店”,为了迎合白领们的快节奏,甚至发展出专门的鲜果切店。
白石洲折叠

“这里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但不是生活。”一个年轻女租客刚大学毕业,租了三居室的次卧,离老江的楼有两公里。灯光昏暗,楼梯上黏了很多口香糖胶,屋里采光极差,各色衣物挂得横七竖八,让这个山东女生最受不了的是“屋子里经常跑老鼠”,去年刚来时,她缩在床上听老鼠打架,悉悉窣窣。但“离开白石洲不知道还能住哪”,她刚来深圳,工资只有6000块一个月,白石洲的房租还不到一千,似乎为她这类初来打拼的人量身定造。

对深圳南山区来说,贫富地带对冲下的白石洲,像蚌肉里吞下的未消化的沙粒,周围早已明珠环绕:它紧挨着沙河工业区,一墙之隔,环绕着高档居住区波托菲诺和香山里别墅洋楼,西面有高尔夫球场,精英人群集中的科技园区和世界之窗旅游区坐南而立,东北是欢乐谷旅游区。“深圳的生活成本昂贵,白石洲的存在是给中低收入的人们一种选择。”深圳城市发展资深观察者燕刚说,白石洲和其他城市居住空间不一样,小区是人为规划了中高低定位;白石洲是先有人,随着人的需求和城市发展,才诞生各种各样的产业和就业机会。

但白石洲的居住者们也时刻生存于巨大落差下。租户吴雨在世界之窗对面的益田假日广场上班,是轻奢品牌CK的导购员,一件衣服几千块钱,顾客大多打扮时髦,很多人试完几乎不太考虑,就刷卡买单。“我什么时候能这样?”吴雨经常觉得失落,商场的柑橘香水味让她觉得舒服美妙,但下班后一返回白石洲,站在路口,生肉烂菜的味道扑面而来,人们推着电动车小摩托穿行而过,吴雨要从这股“信息流”里挤过去才能回家,“就好像穿越一样。”

从老江阳台往外望去,一墙之隔,有一栋三层别墅,老江说,价值“2个亿”。苏惟楚 摄

收旧衣服的河南租户王靖并不能进入所有小区,有些高档住宅的保安——即使保安自己也住在白石洲里,与他常打照面,但还是会拦住他。其实有的小区规定并没有那么严,但保安死卡着,车子不能推进去,今年夏天,他收了快20斤旧衣服,只能自己扛着进出数趟,烈日下,衣服上的汗已经晒出盐渍。
在白石洲,王靖夫妇近十几年接触了500多个清洁工,“他们(清洁工)比我们惨多了。”清洁工们的衣服是不吸汗的材质,“夏天就是噩梦!”楼道里,清洁工们撩开衣服给王靖看,深红色的痱子叠了一片又一片,有些地方已经沤烂了。
清洁工中女性偏多,大多五六十岁。郑州人张丹来深圳快20年,58岁,个子很矮,皮肤黢黑,嗓门很高,做过大半年保洁,在白石洲附近的高档公寓楼,早上4点起来清理垃圾桶,34层每个走廊要拖过,再拽着4个到肩膀高左右的大垃圾桶一层层走下来。物业隔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检查,有时地刚拖过,业主的狗抬腿就尿了一泡,“你吃饭挺积极的?拖地就(不积极)?”张丹只得委屈挨骂。
清洁工不被允许乘坐客梯,哪怕没有垃圾桶,也只能从货梯进出。白石洲确定拆迁后,张丹原来住的房子不能再租,搬到老江楼附近的一个大开间去,一家五口,月租1500块,没有窗,还要帮楼主清理整栋楼的卫生。
“白石洲拆迁是好事。”附近高档住宅天鹅堡的女业主刘静27岁,两年前结婚,还没要孩子,但已经忧心“要跟‘那些人’住在一起”,“我们辛辛苦苦花了1000万买的房子,(不拆)以后小孩也要和他们小孩在一个班里。有了白石洲,整个的居住层次都被拉低了。”刘静说。
在白石洲长大的人,有的也极力抹去白石洲的印记。何田父母是农场员工,小时候在白石洲住瓦房,童年的回忆被商贩和外地租户们占满。现在,他住在深南大道以北8万一平米的房子里,除了去白石洲吃甜汤,他甚少与白石洲发生任何联系——妻子平时做饭买菜,也会选择开车去更远的大超市,保证水果蔬菜质量。
白石洲周围有十几个学校,学位在深圳相比非常宽松,但何田依然“会把小孩送到好一些的学校”,“父母层次高,小孩素质也高。”何田说,白石洲里的孩子有的很小就会说脏话,对孩子成长不好。
不过,也有人喜欢阶层壁垒打破后的融合感。设计师张阮为了上班方便,三年前搬到白石洲,夫妻租了套两室一厅,月租3000块。“城中村没有围墙,人群也不单一,不会按收入分等级。不管你年薪一百万还是十万,都能在楼下吃沙县小吃。”张阮说,外面的小区跟“租界”一样,每个人群分隔开,划出一块地,有共同的价值观,趋同的收入。作为设计师,面临各种住宅、写字楼、商业区,张阮称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创造这种阶层差异,“那就是白石洲的以后”。

一家五口住在一室一厅里,母亲带着大儿子住在卧室。白日里也不见光,得开着灯。苏惟楚 摄

“我们深圳”
“在白石洲能听到五湖四海的口音,不会感觉被排斥。”一个已经搬走的年轻女孩曾在广州读书,相比广州街上很多“白话”,这里对语言格外宽容。湖南租户觉得“白石洲满足了乡愁”,一次在菜市场,商贩忽然塞给他一袋黄色的湖南贡椒,回去后炒肉配着米饭,“吃得特别满足”。在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的深圳,沙河街道白石洲片区是密度最大的外来人口聚居地。公开资料显示,这里弥合了5个城中村,50473间(套)房子里,近13万外来人口,其中大多数是来深建设者。
白石洲拆迁传了有四五年,很多租户都觉得“不可能”,新的监控刚安装完,地下水工程正在施工,一切欣欣向荣,但今年7月初,房东贴的一纸通知击碎了租户的日子:城市更新工作已正式启动……请提前安排于2019年9月1日前结清房屋租金、水、电等费用,拿租凭合同押金单收回房租押金后清空搬离本楼。
“走到哪儿拆哪儿!”发廊店老板陈显是梅州人,40多岁,来深圳十多年,店铺位于金河路,快200平米。他起初在南山区福光村的理发店做总监,拆迁时,是深圳有史以来“最大拆迁工程”,之后变成了南科大的校舍;陈显又搬到南山区的大冲村住,在白石洲发廊里打工。大冲也拆迁后,陈显开车回去过,那里变成了华润城,写字楼耸立,望不到顶,已经“不认识那儿了”,他只好搬到龙井村,去年工作变动后,又搬来白石洲租房。如今,白石洲也成了“拆迁航母”。
盘下理发店后,三年来,陈显都和员工一起租住。但眼下,到处都在清人,房东也通知他要搬走。“一切又要重新开始。”陈显说,妻子不喜欢白石洲,觉得小巷子“到处是脏兮兮的流水”,妻子临时睡在理发店后小仓库里,十几个平方,她带着小儿子窝在那儿;对面是张上下铺,大儿子在上铺,女员工睡下铺。
来自贵州的中年律师王洁已经在白石洲租住了13年,白石洲附近学位宽松,两个孩子都在这里上学。“连续租房满一年才有学位,每年都要签一次确认。”王洁说,他一直瞒着孩子,怕他们知道生活动荡、大人们的焦虑和不开心,但女儿知道要搬走后特别高兴,“我终于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了!”独立空间的代价是比白石洲高出四倍的房租,每个月一万块钱,房东只租半年就要收回做婚房,半年后,王洁将面临再一次搬家。
另一个广西租客选择搬到更远的城中村珠光村去。女儿上学的距离从5分钟路变成了4公里。
有人因为搬迁彻底失去经济来源,面临着是否回老家的抉择。上白石村的水果店要在9月清空店铺,老板娘李文静是湖南人,丈夫是长途货车司机,大儿子3岁时来深圳,在读五年级;小儿子就在深圳出生,在上幼儿园。李文静一心想让孩子们在深圳发展,她初中毕业,不能辅导儿子功课,同住白石洲一栋楼的租户就有南山科技园工作的程序员,儿子的科技课作业都可以向他请教。“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搬了!回老家!回去怎么也不会饿死……”她声音带了哭腔,头发起毛,眼睛里也透着红血丝。李文静曾和大儿子聊过回老家的事,但儿子说:“老家的房子漂亮,但是学校不漂亮。”
白石洲搬迁成为网上的热门话题,有网友评论“干嘛非死赖着不走?你们回老家就好了”。但一些孩子对深圳已有了“认同感”。租户陈显的儿子经常说“我们深圳”,放假回老家第二天,就打电话闹着要回来;湖北人吴雨的儿子已经禁不住辣,不吃家乡菜了,口味变得十分清淡。“他真的是长在深圳的人,对这里归属感很强。”丈夫之前带儿子回湖北,开玩笑说回老家生活,儿子态度坚决:“同学都在深圳,我不要在湖北,就要在深圳!”
“不是只有(搬离的)这些人才受影响。”研究者燕刚说,“这些人原本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低廉劳动力,他们的离开也将造成社会人力成本暴涨。”燕刚用已经旧改的城中村大冲举例:大冲原来能容纳8万多人,拆迁之后,只能为1万多人提供生活居住服务,利用率大大减少。“白石洲峰值是14万人,大量人口溢出后,一方面,中低收入人群很难在生活成本之高的深圳再待下去;另一方面,附近的城中村和周边房租也会整体大幅上涨。”燕刚说。白石洲没纳入拆迁的南区房租已经上调,原本月租3000元的两居室,现在要4500块。“造富神话”似乎已经开始实现。9月24日,一则“白石洲拆迁将诞生1878个亿万富翁”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据媒体报道,当地一位已经签约的村民透露,他家的拆迁面积有1200平米左右,按照1:1.03的补偿标准,拆迁后将得到15套回迁房,其中7套是公寓。一个已经搬走的租户说,房东已经加快清楼,“这一下还不知道拆出多少个亿万富翁!”两个月之前,晚上6点半后,从白石洲邻沙河街二楼肯德基往下看,人头攒动,通过如同闯关,要跨过小吃摊边缘、垃圾桶、胡乱停放的电动车等等,才能随流挪动;如今这里只成一股细流。最敏感的是商贩们,老板们每天都在猜,白石洲搬走了多少人,有的说一万,有的反驳说两万。扎马尾的蔬菜摊女老板是贵州人,大概40多岁,嗓门高亢,算了算营业额:“搬走得有一半!”

货拉拉司机冯晔35岁,一儿一女,住在白石洲四年,一家四口租了间一居室,屋里没有光,要全天开灯,深圳阵雨多,衣服只能都晾在卧室里,天花板不时掉墙皮下来,老鼠偶尔从下水道探头。但妻子很爱惜这个小家,竭力布置:壁纸是去年刚换的,白底儿上缀着绿色小碎花儿;电视是二手的,原来那台总是雪花屏,要“要敲一下才能看”。

平日里,妻子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冯晔的工作就是帮人搬家。橘色小货车两米长,公司配的,白石洲清楼这些日子,小车达到了工作顶峰,最热闹时跟随着一百多辆搬家货车进出,最堵时20分钟一动不动,最远时小车开到了70公里以外惠州淡水街。一对年轻小夫妻搬去8公里以外的下沙,坐在小车上攀谈,妻子问:“我们以后还回来吗?”

“谁还会回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