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西区,在这里,一位医护人员负责近20名病患。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一组肺部CT扫描影像出现在医生的电脑屏幕上,杨艳只看了一眼,就几乎确定:“我感染了。”

这个42岁的女人曾在武汉一家医院的B超室工作多年,有影像学知识基础。“正常的(器官)片子是黑乎乎的,我那个一片白色。”她回忆。此时她已经发烧8天,胸痛、呕吐,咳嗽越来越剧烈,也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

2月5日早上,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杨艳接受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她希望能住院治疗,医生告诉她,现在没有床位,要与社区联络。

2月9日上午,杨艳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通话时说:“这张病床来得太不容易。”

杨艳身边的医护人员大多来自江苏援助武汉的医疗队。据官方数据,截至2月8日,已经有超过1.2万名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驰援武汉。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则一再指出,落实“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措施,要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

一场多方联手的行动开始了

2月9日上午,陈石接通视频电话,看到了母亲马芸。母亲所在的四人间病房位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几个小时前,马芸和丈夫陈明刚刚从东西湖方舱医院转到这里。持续吸氧后,她的血氧饱和度上升了,说话也清晰了很多。“精神看着还可以。”陈石描述,“我妈说医院很好。”

2月7日,陈明和马芸夫妇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晚上7点到社区集合。7点30分,该社区共有10人登上大巴,开往东西湖“武汉客厅”。

武汉客厅位于汉口金银潭,原是文化和商业建筑集群,如今是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7日下午5点,它正式启用,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陕西紧急救援队、湖北中南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共计15位医生、30位护士入驻,集中收治轻症患者。其中,A区专门收治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患者,一旦病情转重,患者会被转送到距离较近的金银潭医院。

由于人数较多,陈明马芸夫妇等到8日凌晨2点才入院。马芸对儿子描述,当晚方舱医院有几百个患者入住,牛奶、泡面、拖鞋等生活物资都是集中堆放,按需自取。

8日早上,一位医生来查房,发现陈明和马芸的状况不好。他们均持续发烧,意识昏沉,一直在咳嗽,自主呼吸困难。医生当时表示,两人需要吸氧,得转院。

陈石记得,当天通电话时,父母的表达已经有点模糊。到了9日凌晨2点,一辆救护车将他们送到了金银潭医院。“我现在放心点了。”陈石说,在早上的视频通话中,母亲告诉他,护士已经“抽了十几管血,还要打针”。

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护士每天会定时为杨艳测量体温,她能吸到氧气,也输了液。到了吃饭时间,医护人员会把饭菜送到病床边。她估算了一下,医生一次值班时间不少于4小时,护士还要长得多。

她用“尽职尽责”形容这群她从未见过面容的人。最让她高兴的是,9日早上,她已经不再发烧了。中午,她吃了医院提供的酸菜鱼、炒粉条和炒菜苔。

此前,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要求,全市各城区都在进行“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工作。这四类人员是: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2月5日,指挥部下达命令,确保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确保一个都不放过。违反此条者,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

一场政府、社区、媒体、志愿者团队和公民个体联手展开的行动开始了。

“能填的表我都填了”

杨艳至今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染。

她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大约2公里,但这位家庭主妇从未去过,春节前连门都很少出。

她考虑过另一种可能。

1月中旬,作为医院麻醉科医生的杨艳的丈夫参加了一台手术。术后,他忽然接到医院通知,病人发热,参与手术的医护必须居家隔离。至今,杨艳的丈夫和女儿都没有出现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症状,但1月29日,杨艳发烧了,此后每天都烧到39摄氏度以上。

最初,她服用普通感冒药和退烧药,体温刚刚下降又骤然升高。她觉得胸口疼痛、乏力,求助社区后,2月5日凌晨,她到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做了CT和血常规检测。

“一开始还有侥幸心理,一看片子就伤感了。”杨艳回忆,“该有的症状我都有了,我心里给自己确诊了。”CT结果显示,她得了“病毒性肺炎”,随即就做了核酸检测。

从医院出来,她走路都没力气了。症状越来越严重,6日凌晨,她又来到中心医院。门诊医生告诉她,没有床位,让她和社区联系,看社区有没有办法。

“社区无暇顾及我们的时候,真的很无助。”杨艳回忆,在医院工作的丈夫试着求助,也被告知“等一等”。她搜罗网上的信息,在媒体提供的求助平台填报个人资料,“很多电话我都打过”。2月7日,她等来了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张病床。

春节前两天,陈石还见过父母。大年初三,59岁的父亲陈明开始发烧,社区医院的检查结果是“支气管炎”,开了点药让他回家。

服药没有减轻症状,两天后,57岁的马芸也发烧了。夫妻俩感到恐惧,决定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做检查。

社区也没有车辆接送他们,两人步行两个多小时,才来到定点的天佑医院。胸部CT和血常规结果显示,他们疑似患上新冠肺炎。

回到家,陈明的症状加重了。他几乎无法起床,开始呕吐。马芸也感到厌食。两个人都在发烧。

陈石联系了人民医院的发热门诊,让父母再去检查一次。两人拒绝了儿子要来接送的请求,步行一个半小时赶到医院。挂了号一看,前面排着两三百人,好几个小时等过去,才拍了胸片,做了血常规。

医生开了静脉滴注的药物,他们输液至午夜。大厅里四五十个座位,依然坐满了患者。2月4日,他们接受了核酸检测。这天,陈石曾联系社区,被告知“未确诊,没有排队入院的资格”。第二天,检测结果传来,两人都是“阳性”。此外,人民医院还出具了重症的报告。陈石再次联系社区,当时“态度过激,还骂了人”。如今他很后悔,“是我不好,太着急了”。他记得,那天跟父母联络时,两人听起来很虚弱,不想说话。

2月6日,陈石又电话催了社区好几次,没有得到结果,“不是你们一家的问题,好多人都是这样”。他记得对方提示他,有的子女会去医院抢床。

“我以前也知道这事,但当时医院的床位已经统一调配,不再对口个人了。”陈石说。他开始想其他办法,发求救微博,通过微信转发求助信息,“能填的表我都填了”。2月7日,陈明马芸夫妇终于接到了入院通知。

在病房,每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谢谢”

陈石18天没有真正见到父母了。

“所有人跟我说尽力了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去找他们。”但每一次,他都被母亲劝阻“管好你自己就行”。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木讷老实,母亲脾气火爆。社区的工作人员曾跟他说:“劝劝你妈吧,她把我们小丫头(工作人员)都要骂哭了。”然而连续发烧十几天后,这位曾经的女公交司机失去了平时的火气和活力。

杨艳住得离华南海鲜市场比较近,听说“市场被封”时,她感到紧张,还有意识地备了点药品。随即她看到通报,“”“未发现人传人”,心里安定了,还嘲笑自己“想多了”。

直到武汉“封城”,“我才知道情况不对了,这个事情会很严重”,离春节还有两天时,杨艳做了两次大采购,储备的物资塞满了家里两台冰箱。

从发烧那天开始,杨艳在家中自我隔离,不和丈夫、孩子接触。饭好了,丈夫戴着口罩端给她。她去卫生间时,全家人都要做好防护。“冲马桶我都不用手摁,用卫生纸卷筒碰触。”

并不是所有的战“疫”故事都拥有可以期待的美好结局。在武昌区,58岁的卫玲和她80岁的母亲均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一家人辗转求助,最终只等来一个床位。大家决定,让老人先入院。然而就在住进医院的当天,老人去世了。床位空出来,可以给女儿住了。

这是一些并不罕见的故事:有人还没等到确诊就已经离世;有些人走了,社区的入院通知电话跟着来了;有人在阳台上“敲锣救母”,为母亲呼唤一张床位;有人全家感染,无人可以照料年幼的孩子……

住院第3天,杨艳已经能用一些“特征”识别“从头遮到脚”的医生和护士。有位护士“比别人都高”,还有一位“眉毛特别浓密”。在病房,杨艳每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谢谢”。

“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杨艳停顿了一下,哽咽着说,“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家。”她的女儿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医学生。眼下,这位母亲总是忍不住想,“有一天,她也会上战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石、陈明、马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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