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北京等地爆发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前不久，一篇以《任志强文章》为标题的网文在网上流传，此时正是武汉疫情的暴发后的一个月。这封城禁足的几十天，每时每刻都在证实“当媒体都姓党”，“人民就被抛弃”的严酷现实。没有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揭露冷酷的真相，只会带来天灾与人祸叠加的恶果。
人民的苦难从“媒体都姓党”说起，是指12月底李文亮等8名医生在微信群发出的疫情警报；荒唐的是，这条无价的预警居然在元旦遭到武汉警方的训诫，罪名是“撒布谣言”。郑也夫评训诫书是“文亮升天，宪法扫地”，指出疫情失控实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践踏宪法所致；《任志强文章》剑锋所指定于一尊的皇权意识，说的也是宪政问题。在武汉疫情急剧恶化封城的一个多月里，还有许章润的《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许志永的《劝退书》，赵士林的《庚子上书》疯传于网络，最终的落笔还是宪政问题。这绝非巧合，而是挑明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其根本在于中共把持政权，宪政扫地、法治不彰。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经济路线使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死而复生，基本解决了民生的温饱问题。而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并非是经济制度上有何高明，而是顽固地维护统治集团对经济的垄断。实质则是政治问题，是维护“党天下”的独裁专制。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胎死腹中，其原因在于改革的对象正是“党天下”；这个以现代话语为名，以皇权专制为实，把中世纪的“秦政”苟延残喘几十年的政治毒瘤，哪里容得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话虽如此，邓小平以来的近三十年，虽然政治改革的实质避而不谈，但口头上还不得不应付几句点缀场面。
十八大以来，中共当局背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以前后三十年相互不能否认大开历史倒车。为文革招魂，为毛泽东的血腥政治洗地；公然叫嚣媒体姓党，国企姓党，“党天下”无所不在，定一尊，惩妄议、封网络、禁言论，政工特务无孔不入，管控出一个无声的中国。于是就有了恶棍当政，流氓横行的政治局面。若非如此，蔡奇的驱赶低端人群，王忠林要灾民谢恩，恶警对李文亮的训诫，教委教唆告密老师岂敢招摇过世？
如何看待这些年的政治大倒退？就事论事而不论大势，自然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把它放到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大势之下，其实质也就清清楚楚。所谓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指的是鸦片战争引发了帝制阶段转向民治阶段。唐德刚认为，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自此已有180年的苦难和牺牲、反复折腾尚未修成正果。再看近年的政治倒退，是有人在做复辟的春秋大梦，纵容恶吏荼毒黎民。由帝制转向民治，大势所趋，容不得不识时务的政治小丑。《任志强文章》及许章润等人的大作，就是对开历史倒车之辈说不，也是顺应潮流的呐喊。历史在呼唤，凤凰正涅槃。
唐德刚在1997年还写到：“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这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预期再有四十年，我民族应可完成这次转型的伟大历史任务，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转眼间二十三年过去，民治宪政的到来，政治转型的完成指日可待。在这个帝制黑夜将尽，民治破晓已至的历史节点上，拥抱皇权专制，其愚蠢唯有1976年投靠四人帮者可比。这看似疯狂的历史倒车，不过是历史三峡中一股逆流，在不尽长江的面前显得那么可怜，那么微不足道。你看他昏招迭出、灾祸不断、八方树敌、内外交困，直到武汉疫情。自修宪之来，天怒人怨，这何止是人心，未必就没有天意。与文明为敌，逆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粹。此乃大势所趋，而非人力可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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