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现在 | 独家｜四个“春天”的告别：一个武汉新冠逝者家庭的生死实录
疫情期间，张玖梅家客厅的时钟，也不知道是哪天就停滞了。发条不再转动，但日子还在往前走。康复之后，她独自居家，除了邻居偶尔过来寒暄，不想和人有更深地交往。
初次照面，约赴在张玖梅家楼下的蛋糕坊。言谈举止间，她显露出来几分紧张无措，说话走路时都是半耷着头，眉头紧促，眼神里对人充满了回避。她坦言，目前对于逝者家属而言，“都还没有从伤痛走出”。接受采访与拍摄，让她倍感压力。这个决定是由女儿余艺雯作出的，“我们最后没有办法把爷爷（武汉方言：外公）、家家（武汉方言：外婆）葬在公墓，他们的名字可能也无法出现在纪念碑上，但我们希望给爷爷、家家留下影像资料，让这段记忆永久留存”。
01、疫情来时
2020年9月4日，张玖梅乘坐公交前往父母家。
以下是张玖梅自述：
最初的发病：
2020年1月13日，我去唐家墩中百仓储购买年货，那里距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一街之隔。1月15号一早，我就开始咳嗽，从单位回家卧床休息，发高烧一天一夜，浑身肌肉酸疼，头痛欲裂。那时候以为是普通发热。直到第二天上午自行退烧后，连着两天，我去了父母家，拉着他们去台北路的中百仓储买了一堆年货，又给我母亲买了蛋糕，为她庆祝了76 岁的生日。
事后，我发觉自己还是肌肉酸痛、咳嗽，越来越没有力气，就在家里休息了九天。20号，我得知父母已咳嗽发烧几天，情况时好时不好，商量取消年夜饭。我要送他们上医院，他们表示要再观察观察，我自己也是没力气，就没再坚持。1月24号，大年三十晚，我又一次发烧，但隔天上午自行退了，除了咳嗽、腹泻，肌肉酸痛消失了，我就没当一回事。1月26号早九点，父母情况已恶化，终于不再固执，让我带他们看病。
我们辗转社区医院、八医院、六医院，最后来到汉口医院。排队挂号量体温做ct查血，奔忙了一天，到晚上6点才输上液。当晚医生就让留观，没有床位，我打电话要我妹妹从家里抱来被子，用医院的大纸箱拆了铺在地上，两个老人睡了一晚。第二天一边打针，一边盯着床位，盯到下午，眼看留观室床位无望，又只能收拾回家。从此开始了早出夜归，打针、回家的模式。
汉口医院的发热门诊，每天都有好几个病死的人，经常是头天还在输液的，第二天只看到留在椅子上的病历、水杯和包，听说人已经死了。还有的可能是一个人来看病的，死了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拖尸体的单子上医生就写无名。门诊室角落里，逝者盖过的棉被、衣物也没人及时处理。门诊大厅里有记者在现场采访，患者就上前很激动的诉求。为了看病救命，有患者家属跟医生吵架到要动手的。
看到这样，我和我妹带着我父母，一边门诊输液，一边向媒体记者发出求助信息，同时要我远在上海的女儿用微博也向外界发出求救。从那天起，我们一家四个人，每天十几、二十个小时在医院与家之间奔波，我和我妹三、四小时的睡眠，每天只吃一餐。
那是一段赌命的日子。苦熬了3天后，听到有医生跟病人说汉口医院已经没有氧气，留观室已不具备抢救条件，我就很担心了。1月29号下午打完针后，我妈已经感觉到呼吸困难了。
母亲的离开：
汉口医院不能再去了，那天晚上我开车辗转同济中法新城、协和西，最后去了协和医院，一路上母亲对我说，她活不过今晚了，要我送她回家。那天晚上人还没进协和门诊输液室，我母亲就不行了，我就在前面一路飞跑着喊救命。护士飞快给上氧气支持，父母同时开始吸氧。自此，我母亲就没能离开氧气。
当晚，我通过微博网友的信息，买到了一瓶氧气带回家给母亲续命。第二天一早他们在协和做了核酸检测，在北京的志愿者和江汉北路社区的帮助下，买到了两台家用制氧机送到家里，解决了燃眉之急。
三天后的下午，父母同时确诊。从第一天看病到确诊，整整八天。这八天，一天比一天难。
1月29号在江岸区卫计委值班室电话中得知，目前床位信息非常混乱，政府掌握不了。短短十几个字的通话，我奔溃了，就做了最坏打算。110、120都打不进，所有医院都没有床位，电话也打不进去，所有能想到的政府求救渠道都得不到回应。社区上报了，我们系统的渠道也上报了，我们到处在向人求助，好几家媒体也在登记我们的信息，很多人都在帮我们。志愿者们通过微博的扩散联系上我，提供了防护用品、中药配方、床位信息、心理支持等各种帮助。一位北京的志愿者甚至加到了我父母所在的社区网格，与社区工作人员直接对话。但还是没有床位，无法住院。
我和妹妹把吃喝睡都压缩到了极限。我已经感觉到我自己的思维判断求救能力都在断崖式的下降，那时候，我已绝望。2月1号的下午，接到省委督查室领导的来电，表示政府从多种渠道已经掌握我们家两位老人的情况，会尽快协调床位安排入院。这个电话，就像黑暗中的一盏灯，使我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市、区、街一直督办追到了社区。
只是，我母亲的病情让她没有等到这个机会，2月3号凌晨，她带着遗憾，在家里离开了。
父亲的离世：
母亲离开的当天，我得到社区通知，送父亲去八医院留观。2月5号凌晨，我父亲被市急救中心120转到了省人民医院东院住院。自此一别，每天仅通过微信联系。
5号，他的活动范围在吸氧气线内，7号消化道出血，已不能下床。7号下午，华西的医生打来一次电话，说已经给父亲上了无创呼吸机，他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让我们给他树立信心。
听到医生的话，我心里还比较安慰，每天都给他发很多条微信，也要我妹妹和我女儿有空就发。没想到2月9日，我又一次到医院送完物品刚启程返家路上，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已于一个小时前抢救无效去世。他给我们留下的唯一的精神寄托——手机，因为疫情，没能带出病房。
被隔离：
父亲走的第二天，武汉市小区封闭。从医院办完手续回到家里，我就开始了自我隔离。那时候我身体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2月18号，小区已经严格管控，不进不出。19号，作为密接人员，社区通知我去锦江之星江滩隔离点做了核酸检测。回来后，就开始咳嗽。20号晚上，在街道安排下，把我送到了江岸区建设新村的源生养老院隔离点。就在离开家去隔离点的那个晚上，我被小区的好事者拍下了视频，传到网上的业主群。当晚，就炸群了。我看到群消息的各种言语，非常害怕和无助，语言可以杀人，那是真的。
想到已经失去双亲，又被小区人排斥，感觉自己已经有家难归、没有活路。我在隔离点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也不睡，就整天哭，咳嗽就越来越厉害，我把送来的盒饭都扔到门口，也不让医生量体温。医生没办法，穿着防护服硬生生闯进房间，抓起我的手腕才测到了体温。说我的状态很不好，很不利于我的身体恢复，要向上面反映。我还搬着养老院的床头柜到卫生间，想去跳窗户。甚至反锁房门，用香皂在门外写下了“绝食”两字并拍照发给了社区主任。
21号晚上，接到街道科长的电话，核酸阳性确诊，要我立刻收拾东西，他们安排车马上转方舱医院的那一刻。我懵掉了。
转方舱：
连夜转到江汉开发区方舱医院。刚来的时候，舱友们有句没句的聊天，我不参与，只是静静地坐着，我总是面对隔板，默默地抹着眼泪，想到自己确诊了的事情就怕。不知道怎么堵住小区人的嘴，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议论，感觉自己是孤立的。
当被所有人一致攻击的时候，我没有能力为自己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去求她们。我去群里@发我视频的女子，求她放过。但是又在另一个大群看到了更多的八卦。那个阵势，是不把你刨出来不罢休的节奏。被逼无奈，我只有自我暴露房号、年龄、家庭状况、生活情况、父母……我留着泪、心里滴着血，把自己揭了个底朝天以求得邻居谅解。好在，多数邻居表达出了善意和接纳，让我的害怕和担心才得到一点缓解。
虽然危机暂时化解，但是经此一事，我的状态就更加不好了，一起进来的14个姐妹们，先后出去了11个，看着周围空荡荡的床位，我更觉得紧张。整天失眠、恐慌，不敢抬头走路，连医生都怕，不敢、也不想跟人打交道了。
3月4号夜里，我精神上出了一点状况，凌晨三点跑出方舱，惊动了值班警察和十几个医生护士。事后得知，当晚我们舱内的大灯一直亮着，警察坐在离我最近的床边，守了我一夜，还有两个护士在走道上也坐守着。这件事以后，上海心理医疗队就给方舱医生建议给我更换了床位。护士和警察也加强了对我这块区域的的查床和看护，舱友主动承担起了照看我的责任。每次警察和护士过来，舱友怕我紧张，就悄悄冲他们摆手。后来他们就只是在远远处看一眼，确认没事才放心离去。
随着核酸的转阴，我签下了捐献血浆意愿书，带着偷摸攒下的一颗安定片和对医护不敢表达的感激，出院了。
康复：
3月6号，我从江汉开发区方舱医院转到了位于谌家矶的长江新城康复驿站。一到驿站，就有穿防护服的医生过来，询问我适应情况和生活需求。本是一番很温暖的话，我却感到又紧张起来。那段时间我变得异常敏感和胆小。
有天中午，舱里喷洒八四消毒水后，我又咳嗽起来。有天夜里三点，舱友爬起来看我口罩没戴上，第二天一早就狠狠盯着我说：“你今晚再不戴好口罩，我就要把你拍醒。”我就不敢上床睡觉了。我躲着值班的护士，在图书室里一直坐着，手脚冰凉，直到过了凌晨三点，才敢悄摸的爬上床，棉袄都没敢脱。那天晚上就睡了三个多小时。一早起来，婆婆看到护士过来找我量体温，又提醒说我发烧了。被婆婆这么一吓，我就觉得时刻被人监视着，那种惊恐万分的不安全感又回来了。
后来,护士长、护士都经常找我谈心，坐在我床边，握着我的手，一起和我远在上海的姑娘常常打视频。得知我喜欢打羽毛球，还送我两支球拍，陪我们打球。这些让我一点点恢复了自信，我就开始主动跟舱友们打招呼了。
3月20号，我离开驿站隔离点，跟舱友们告别。想到回家，一路上内心开始矛盾和忐忑。我不敢大白天在大门口下车。司机说：“你还晓得怕丑。”顿时把我拉回以前。于是我就要司机送我回驿站，因为驿站里面都是病友，没有歧视。随后在社区的协调下，车子开进了小区的地下车库，我才下了车。
回到家，我邻居送菜送水果、问寒问暖，社区人员不定期送爱心菜上门，提供生活上的方便。随后，我又开始居家隔离14天，直到解除感染风险。
直到清明节后，我和妹妹从殡仪馆拿到父母的骨灰，开始处理后事，最后把他们俩一并葬在了供奉着观世音佛像的九峰墓地。
02、生活停摆
阳台上，依然悬挂着疫情爆发时防护急用的塑胶手套。
张玖梅发觉生活越发没有要紧的事情，每天擦拭桌椅，但也打发不了多少时间，就经常坐椅子上看外面。“一直发呆，想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思维是乱的，精神是涣散的。你突然要是问我想什么，我又说不出来，都没有答案，没有一个答案。”她说，“不管想什么，都走不出来，思绪在里面绕绕绕，停不下来。”
张玖梅坐在父亲的房间。
她以前从不爱听音乐，但自从父母去世后，经常听着父亲的战友特意为纪念他吹奏的一曲《怀念战友》。激昂而又锐利的小号声贯穿整个沉寂的屋子时，她都会泪流满面。从方舱至今，她先后捐献了四次血浆，希望能通过这个方式获得一点救赎。
张玖梅每天用手机闹钟定时提醒服用两次抗抑郁药物。8月，她已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25天，治疗重度抑郁。
她很少看电视，尤其是看到疫情的新闻，就开始发慌。她谈起自己曾因药物注射过快，有过一次濒死的体验。“突然觉得心脏瞎跳瞎跳，一种麻痹感从舌尖到喉咙，最后蔓延全身，嘴里发不出声音来呼救。我想，我肯定完了。”张玖梅说起那一瞬间封喉濒死的感觉，“就几秒钟，很快，我觉得那样死掉，肯定后来就没有了痛苦。”
已三天没有睡一个安稳觉的张玖梅说，梦境串不起来，偶尔记起来一点画面，又支离破碎。出院以后，医嘱中已把她的药量减半。这一天她很想睡个好觉，又自行恢复了药量。
每次从家门口出来，迎面人群时，张玖梅便总是低头走路，因为药效作用，她的精神一直萎靡不振。“之前晚上出去散步，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一会，或者站一下都可以睡着。一路上眯了很多次，走一下睡一下，走一下睡一下，感觉自己都是糊脑脑回家的，后来晚上再不敢出门了。”
父亲书架上，挂着的外孙女余艺雯儿时留影。一旁的手表，时间还按着分钟频率跳动着。
张玖梅觉得女儿已经成为她对生活最后的留恋。女儿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她和丈夫离异，至今单身。张玖梅知道，许是因此，父母对女儿一直关爱倍加。
张玖梅唯一挂念的事，就是女儿能够走入婚姻，有自己的孩子。但女儿性格内敛，不大容易显露内心情感，这也让张玖梅为她日后的情感生活感到几丝忧虑。而女儿也一直牵挂着她能够找到一个伴侣。母女之间装着同一道心锁，期待对方先找到外界的钥匙，等待着对方先行出发。
03、逝者信物
母亲床头的老花镜。
阳台上洗净、晒干的老解放鞋。
阳台上干枯的兰草。往年，阳台上鲜花团簇，总是这个院里的一道风景，两只鸽子也来“认家门”，两位老人每天乐于喂食。
卧室桌台上的香炉里，还保留着生命弥留期间点香焚祷的灰烬。
父亲生前的床铺。
“母亲最后一两天都已经陷入昏迷了，一句话也没留下。我都没有时间反应，因为父亲还在，活着的人更重要。殡仪馆的人匆匆地拉走了母亲的遗体。”张玖梅说道。
病发后用于续命的呼吸机、痰盂。
父亲在医院临终，张玖梅没见到最后一面，手机也没有拿出来。张玖梅把他最后的信息，依然保留在手机里。她用父亲的平板电脑登陆朋友圈，一一通知了他所有的亲朋好友。父亲爱花，自从几年前跟外孙女学会用微信，每天随时随地看到花朵都要拍下来发到朋友圈。父亲也爱拉丁，舞群里的舞伴们一 一点燃蜡烛，缅怀一个老人友善而荣光的一生。张玖梅才认识到父亲平凡背后的另外一面，“原来他那么受他们的爱戴”。
昔日两位老人休憩、读报的阳台。
张玖梅想起小时候，父母亲带她坐轮渡从汉口回青山娘家。轮渡上，总会有摊贩卖桂花藕粉，满满一大桶。桂花撒在冲泡成透明状的藕粉糊上面，甚是好看、清香。母亲总会问她：“想吃不吃？”她端着桂花藕粉，和父母在轮渡上游览沿江风景，“慢慢走，很幸福”。“唉，两个老的都不在了。”说完，她哽咽了一下又强吞了下去。
一九八六年，结婚后的第18个年头，父亲写给母亲的情书。当年张玖梅已有17岁。51年婚姻长跑里，父亲常常示爱。
04、逝者档案
张云鹏，于2020年2月9日，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在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逝世，享年77岁。
万晓凤，于2020年2月3日，因新冠肺炎不治在家中逝世，享年76岁。
张云鹏，武汉籍人士，生于1943年6月 1日，1961年毕业于武汉市第十九中学。同年在解放军7249部队空降兵127团参军服役。1967年，于空军地对空导弹学院毕业，在空降兵127团任团参谋。1973年，转业回到家乡，在湖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公司。2003年退休，退休时任集团公司储炼厂厂长。
万晓凤，武汉籍人士，生于1944年1月17日。1953年就读于青山小学，1958年升入武汉四十九中，1961年就读武汉卫校。1963年至1973年在解放军159医院，任护士和护士长。1973年回到家乡，转业到江岸区公费医疗门诊部（后与武汉市第八医院合并，现已更名为武汉市第八医院南院），直到1999年退休。退休前任院工会主席。1979年先后当选为区、市级人大代表。1984年获三等功表彰。1991年荣获优秀女干部称号。
张云鹏（前排右一）参军合影。
万晓凤（前排中）同窗合影。
张云鹏、万晓凤于1968年结婚。
1969年，女儿张玖梅出生。
05、爷爷相册
家家高烧39.3了！两位快80岁的老人双双感染好些天了！住不了院！激素降温药也不能用了，只能物理降温！妈妈照顾他们，现在也在咳嗽！我不想一次失去那么多家人！
我妈说她带着老人家看病，一整天没吃东西，水也不敢喝，不敢揭开口罩。晚上9点多逼着自己吃饭。然后她说了句：“真难吃。”我难过。
春天就要到了，我们四个春天一定会再相见的，对吧！
——2020.01.29，外孙女艺雯
我在上海工作，买的除夕回家的火车票，但除夕前些天，看着情况陡然变的严重起来，妈妈让我把票退了留在上海，而他们留在武汉。
我读大学也没出过武汉市，独自来上海不久，旁人无法体会除夕当天，家人说“就你一个好的了”那种难过与害怕。爷爷、家家无法入院的这些天，妈妈还给我交代了家里的重要物件……我哭，但面对他们我必须也只能告诉他们坚持！快了快了什么都快了！我能等，可对于危重病人来说每秒都是漫长的煎熬。我真的很羡慕在封锁区健康的人，他们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关上门窗就可以把病毒隔绝在外，可以开窗吵个架、唱个歌，而没有等死的恐惧。
——2010.1.30，外孙女艺雯
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觉我只是在记录一个生命慢慢变得微弱。现在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一定是的。现在微信响了，不是我妈发来的就可以松口气。然后继续等。
老人家们已经走不动了，在家躺着吸氧。昨天区卫健委的打来电话也就是说等检测结果。命，等得及？这是我们的无力。
春天，快到了吧？
——2020.2.1，外孙女艺雯
家家走了。昨夜走了。所以我昨夜一个人突然感到害怕，是因为这样么？网友叫我念楞严经，我查到了楞严咒，昨晚有点害怕睡不着我就起来念。我念不好，念了一部分，是不是我念得不好就把您带走了啊？对不起，我可不可以重念。我再吃不到煎饺和珍珠圆子了，都做好了放到冰箱等我回来的。
现在我还有没住上院的爷爷，我做了那么多努力。一早妈妈说老人家说呼吸疼，但也还是要在家吸着氧。晚上和妈妈视频，她很疲惫，声音很虚弱。大家说解放军来了安心，外公也曾是空降兵部队的军人啊，外婆在解放军医院也受当地乡亲喜爱，回到地方也是白衣天使。何其无辜，平白受这么大半个月的折磨。再坚持坚持，您们给大孙女的零花钱，我还没还完呢。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个春天。
——2020.2.2，外孙女艺雯
妈妈跟我开了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玩笑，爷爷走了。我觉得她在骗我，这回他的微信真的不会有回复了。医生尽力了我知道，病了这么久，血氧80多人还清醒，爷爷真的很棒了！
这回真的不会再回复了 。
家家照顾我，爷爷带我玩。小时候周末就喊家家带我去公园，家家就带我去看爷爷跳舞，跳完爷爷就用私房钱奖金带我玩游乐园，所以别的小朋友还在开心玩公园的项目时，我都玩腻了。爷爷还带我坐过山车，让我睁着眼。他说你睁眼看着就没什么好怕的！第一次吃kfc、第一次吃披萨，都是爷爷带我去的。没有电梯，家家也会自己下6楼买好吃的给我。作业写完的早，爷爷也会给我讲故事。他买了儒勒凡尔纳全集、福尔摩斯全集、海底两万里……他还喜欢讲他在部队、海南岛、西沙群岛的故事，讲起挺着孕肚的家家陪他上飞机，去看他跳伞。
我的老可爱没了，我的妈妈也没有爸爸妈妈了。
——2020.2.9，外孙女艺雯
爷爷坐在家家的遗体边轻轻说：“这一辈子你把我照顾的很好，我很感恩你。我很爱你。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遇到你，你漂亮、干净、能干又善良，我很喜欢你，我觉得很幸福。”
这次劫难不仅在说与家人的相处，也在说自己的人生除了活着以外还要生活。
春天终会来的，爱埋心底，坚定向前。
——2020.2.15，外孙女艺雯
早上7:30，梦见家家和爷爷来我房间。但我还在睡觉，就跟我现实中一样，然后家家来我床边拍拍我说：“起床了，快起床啦。”
可我起不来嗷，不论梦里还是现实。但我还是努力在梦里睁开眼睛，摸着家家的手，哭了。我看不见她，但感觉得到。现实中我感到意识在清醒，梦要结束了，好可怕，不要不要，于是我赖床到9点多才起来……然而赖床也没多梦他们一会。
——2020.4.11，外孙女艺雯
06、生死寄托
出院半个月后的张玖梅在江滩散步。走到岸边，她意外发现一条搁浅的小鱼，它已经奄奄一息。她捡起来，随后将之放生江河。小鱼儿回到水里，缓了十几秒钟才恢复动弹，漂进深水不知处。
2月5日，父亲说：“（医院）条件好，但你们要思想准备了。我的活动范围在吸氧线内，无力。跟你妈妈前后走，是我们的美梦。”
2月6日，“你跟我小外孙说，我太无力。多保重自己。”
年前，父母要求张玖梅和妹妹能够一起回家吃团圆饭，张玖梅勉强答应，但因为感染也没能让老人如愿，成为永久的遗憾。那天父亲又说，“以后以你和妹妹的团结一定会更幸福。我和妈妈终于等到这一天，祝福你们。”
2月7日，“和妈妈一起，我们祝福你们。走两个老的，保住小的，我们胜利。永远爱你们。”
最后的临别之语，“敬畏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