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翘楚 2020年9月26日

写在前面的话：我们要图文并茂的书写我们个人的历史，日后再提起2020年，我的故事，是自我的脆弱与挣扎，是与爱人的坚守与分离，是共同体之间的守望相助，还有作恶者的龌龊嘴脸……他们可以阻止我们发表什么，但是我们经历过什么记住了什么，依旧无法被控制。再次开始战斗的时候，别忘了嘴角保持微笑，心里唱着自由的歌。

画于2019年8月 李翘楚

2020年6月19日是我取保候审的日子，也是许志永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转往临沭县看守所的日子。囯保的车距离我父母接我的地点还有几百米的时候，他们解下罩在我头上的衣服，4个月后重新看到我，见我下车时四肢都无法控制的发抖，我妈妈抱着我哭了很久。从“小监狱”回到“大监狱”，我最牵挂的人却没能重获“自由”。那一天，我为自己能出去但他却被送往山东而难过不已，我前面有一条孤独而黑暗的路，我站在路口，只身一人。

今天距离6月19日已经100天了，抗争和公共表达是自我赋权的过程，支撑我走下去的，是对“公民”的理念认知、是对伴侣的感情、是身边朋友的支持、是每一次跨过恐惧后对自己说“还能不能更往前走一些？”颤颤微微的走路姿势也许不好看，但我总相信会迎来翻盘的那一天。

 

戴手铐，跨新年

提问：“2020年的自己有什么变化吗？”——回答：“勇敢了一点点”

 

2019年的夏天，有一次乘地铁，许志永因为查身份证的事情跟协警争吵，我远远的躲在一边，心里想着“可千万别把我们带去派出所呀”，那个时候遇事便躲的我，可能不会想到半年之后的生活吧。

当时我刚被确诊抑郁症，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工作业余的大部分时间，我跟志永一起关注着不断发生的公共事件，也尽力去做一些什么。我能记得的事包括：6月28日，走了四年多“寻夫路”的李文足第一次在监狱中探望到王全璋；7月4日，被带走一个多月的张宝成被正式逮捕，这已经是他的第六次入狱；7月23日，伍雷律师被吊证，他是大幕拉开时，那个悄然退场的人；7月24日，长沙公益仨被抓，我作为志愿者在群里帮忙翻译快讯；7月29日，黄琦被重判12年，他在年月的囚笼中，教晓人们何为自由与良知；8月12日，张贾龙被从家中带走，1个月后被正式逮捕；9月19日，陈云飞因为对香港的关注被刑拘；10月17日，雪琴被广州警方刑拘，而后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月31日，覃永沛被南宁市警方抓捕；12月17日，祥子被带走后行政拘留……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如何操作wordpress和github，我和志永一起整理了他的两百多篇文章和公民运动的各阶段大事记，做了“美好中国”这个网站：https://cmcn.blog/，当时他半开玩笑的说：“我将来要是被抓了，你就让大家通过这个网站认识我吧。”

志永离家的具体日期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北京的第一场雪过后，他像往常一样亲了亲我便出门了，过了一会儿发来信息说成功甩掉了跟踪他的国保上了地铁，我问他这次出门大概要多久才能回家，他再三保证要在我29嵗生日前赶回家。

12月27日，我突然在网络上看到了丁家喜律师和另外三位公民被抓捕的消息，心里一紧。随后收到志永发来的信息“亲爱的，我可能会在外躲一段时间，如果我出事，你就去找我姐姐签律师委托书，照顾好自己，爱你”，我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慢吞吞的打了几个字“注意安全，我会一直在的”。之后，我便与他失去了联系。接下来的几天，我拿着手机不停的刷twitter和facebook了解事情的原委，也仅能从志永还在更新的状态获知他还安全。我整晚失眠，边看手机边哭，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也不知道可以向谁倾诉。

12月30日，我终于收到了志永发来的邮件，他说自己还算安全，并把已经完成的“美好中国”文集发给我，让我更新在网站上。我找了闲咖啡馆开始在网站上录入他的文章，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下午看新闻时，猛然看到了王怡牧师被重判9年的消息，又震惊又难过，觉得有片乌云飃过来把我整个罩住了。之后，我在邮件上问志永“如果会走到判决那一步，我们申请结婚好吗？我无法想象漫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见到你”，他回复我“我也很想与你结婚，但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可能在申请程序上会很艰难。”看到他的回应，我破涕为笑，觉得那一刻，就足够了。

12月31日上午，囯保开始了抄家和传唤，我亲身体会到了法律与真实的缝隙有多大：“寻衅滋事”原来可以是因为“连坐”；被关进办案中心原来可以被署名“无名氏”；甚至有国保在讯问的时候还提到我当天上午在他们抄家时要搜查证的事情，讽刺道：“你一个学经济管理的，哪懂这些，一听就是许志永教你的吧，别说我们有这些手续，就是没有，想找你问话，你能怎么办？”

传唤当天，国保对着我在墙上的贴纸不停拍照

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我便过上了每日出行被监视跟踪的生活。开始的几天，我在手机上记录着自己绝望无助的心情：“今天跟踪我的国保是个彪形大汉，长得好凶”、“他们凭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盯着我，丝毫不感到心虚”、“我不能允许自己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公民应该遭遇的事情”……

1月9日，在邮件中和志永商量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公开了自己被传唤的具体经过和事由（《戴手铐，跨新年》），我需要把自己置于阳光之下，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

 

和你抗争，我很愉快

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是对于真正民主自由的信念，爱着这片土地，在不可能中行动，站到强权的对立面，谢谢你，始终头颅向上。

 

1月初，国保找到了我所在的清华社会学系项目组，之后我便失去了工作。接下来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变成了：看邮件、写邮件、更新网站文章、声援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4位公民、公开随时会出现的打压和跟踪。

我与志永通过邮件交流正在发生的公共事件、如何声援被捕公民，也通过邮件表达思念，分享彼此的生活状态。他每天一定会问到我的情绪和看诊状况，他的安慰、乐观、从容，让我在那样逼仄紧张的环境里依然保有着内心的平安，我想，温柔一定是根神经，断了就无法再次缝上，志永在历经痛苦和暴力的考验之后仍能幸存——罕见的壮举——他依然保持温柔。在他的鼓励下，我从原先惧怕被跟踪，到之后追着跟踪我的车辆拍照，还学会了一些特殊的技能，比如：辨别自己是否被跟踪、甩掉跟踪自己的国保。

追着跟踪我的车拍照

用图片设计的方式反抗打压

用绘画的方式疗愈自己

1月23日，新冠疫情爆发，武汉连夜封城，民众在“大国叙事”中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冰冷的死亡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破人亡的故事：武汉汉阳一名女子在家中阳台用脸盆“敲锣救母”，为重症母亲哭求一张医院床位；70岁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无法在医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区安排核酸检测，跳楼身亡……我从那天起也投入了志愿者工作，为武汉疫情病患家属提供些线上帮助。志永那段时间的文章也与疫情有关，他逃亡期间上网不便，我在志愿工作之余也会随手将当天的相关新闻整理好发给他。

我和志永通过邮件传递对彼此的思念和关心

我每天都会担心他在逃亡期间的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在寒冬里自己的祖国流亡从不是书面上那么“浪漫”。所以至今都很感谢像杨斌律师那样的朋友，ta们的相助让他在那个寒冬逃亡期间也保持了生活上的体面，不至于太狼狈，即使被带走的那一刻也可以衣着整洁、从容不迫。

新年前，我翻出了家中的公民衫跑去照相馆，这是想送给许志永的新年礼物

2月14日是情人节，志永一早便给我发来他录好的节日视频，我们两人在紧张工作之余也抽空给了对方祝福。那也是他被抓之前发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2月15日晚上，有朋友联系我说志永可能被抓了，我忙完手头的呼吸机对接工作，一封接着一封的给他发邮件，一个人在房间里无助的哭着，没能等来他的回覆，却等来了深夜上门抓我的国保。

 

我的指定监居时期

肉身是柔软的，人不是政治或运动的机器零件，我们要多努力，才能把自己活成生命常态。

 

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细节经历，我已经公开了被抓捕当天和在办案中心被传唤的过程，还会继续公开，我在这里想分享的，是自己关于这段经历的感受。

我的头脑中留有很多碎片化的东西，比如：

黑头套和手铐、封闭的房间、24小时的白灯光；

贴身监视的看守们、严厉训斥我或和颜悦色的管教、白大褂和药片；

固定的坐姿和睡姿、24小时的监控录像和对讲机、不冷不热的白开水；

对阳光的渴望、默算时间的方法、异常敏感的听觉和信息捕捉……

我的记忆力在那段时间里出奇的好，我记得每个审讯人员的相貌特征、说话方式、角色扮演、甚至走路的声音……他们说我犯了重罪，我经常不敢开口，害怕一开口便掉入陷阱，但审讯期间却是我唯一能说话的机会，孤独感有时也会让我“盼着”被提讯。

我产生过斯德哥尔摩：我在“悔过书”中感谢他们给我吃药；我因为情绪原因经常饭后呕吐，气急败坏的管教训斥我，威胁要把看守人员从2个换回3个、取消活动时间，我竟为自己的呕吐向ta道歉，近乎乞求；我哭泣时，看守人员递给我纸巾擦眼泪，我对此表示感谢；审讯人员在讯问时带来的橘子、巧克力和锅巴，我都吃下了……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电脑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社运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大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打破沉默，直面恐惧

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6月19日出来之后，我便进入“消声”状态，不敢对外联系，害怕自己再被抓回去。6月24日，我颤抖着发了出来之后的第一条Twitter，虽然只敢发一张隐晦的图片，但也为自己能迈出第一步而高兴。不久，国保的电话打过来，说他一直在观察着网络上是否出现了我的声音，告诫我要“像消失了一样”。6月25日，我发了第一条带有文字的Twitter，说道“他们警告我要像消失一样，好害怕被消失”，发完之后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听到电话铃声就紧张。但我知道，国保决不会因为我沉默、躲避、配合，就不来打扰监控威胁我，既然怎样都无法避免，何不奋力博一下，也许能争取出一片不小的空间。

7月8日，志永的二姐第一次去看守所存钱，先是说查无此人，又是说必须经由专案组同意。从那天起，我开始为案件程序中不合法的行为（比如化名关押、不让律师会见、不允许通信）在Twitter上发声。7月13日，我开始针对这些情况向临沂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1个月之后再行政覆议，之后等着行政起诉。8月27日，我开始了为自己的权利受损情况进行信息公开申请的过程。每一步的努力，都有ta的价值，哪怕就是让大家看到：作为家属和个体，在中国依法维权有多么困难，这都是有意义的。

发推文时喜欢自己设计文宣图片

随着我的发声和行动，国保的约谈也开始比较频繁，国保的人数从2个、到3个、再到4个，每一次接到电话，我都紧张得心跳加速，约谈时基本很难应答自如，大部分时间就是保持沉默。但每次回来，我都会硬着头皮把过程写下来再公开出去。最近的一次约谈，国保又变回了2人，说话态度也有所调整。从最开始我刷个存在感都会被警告，到现在来看，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声和行动空间。只有我自己能体会整个过程中，自己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我孤独到必须发声，又孤独到随时有可能无法再发声，到时还有谁可以接力呢？我还不敢去设想这样的结果。

8月19日，我公开了自己的第一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细节经历，8月24日公开了第二篇。之后频繁的威胁和约谈打乱了我每周一篇的计划，但也无意中帮我扩大了宣传、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我还会继续坚持公开下去，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对真相的追问和对作恶者的追责。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隐忍和沉默。

我们需要分辨出权力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恐惧是什么。那是对惩罚、驱逐、入狱的深层恐惧。我们需要具备一起言说恐惧的能力，因为这展示了有人与你并肩作战的联结性。我们需要抛掉对个人英雄、个人公共知识分子和个人勇气的执念，意识到我们有支持彼此的力量，为创造一个恐惧感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需要对抗的，不仅是打压，还有抑郁症

抑郁症并不是绝对的灾难，ta也会给我超乎想像的坚强，坚持治疗是因为，我始终在乎我自己。

 

在抗争的过程中，我的抑郁症时好时坏，从未离开，轻生的念头、自伤的行为，我都有过很多次。志永陪伴我的时候，我有时会把自己关在衣柜里，抱着大衣闻着衣服上的味道，感受自己好像不是个躯壳，他会尽量劝我把衣柜开一个小缝，他坐在衣柜外的椅子上，一只手握着我，安静的待着。

许志永拍摄于2019年9月

出事之后，我的抑郁症更加严重，医生给加大了药量，而我因为第一次的传唤经历，担心再次被抓后被药物所牵制，自己经常不遵照医嘱的偷偷减药，情形反而更糟糕。我时而像一滩泥躺在地上，什么事都做不了。但终究凭着对这个世界很多的挚爱、景仰与好奇，不懂、不舍和不甘心，以及那气若游丝的对未来生活的期待，我学会了接受自己的疾病，并带着ta一起，在这个黑暗孤独的路上继续走，争取走完它。

 

我不是孤岛

抗争还可以因为，我不要留下同伴，而，“同伴”不只是同一案件的家属，还有所有案件的家属，还有所有追求自由公义的人们……

 

709家属的出现，成为了家属抗争的标准范本，可是我知道目前的环境情况与她们还是有区别的。那么，怎么办呢？

最先与我连结的，是同一案件中丁家喜律师的太太胜春姐，一天又一天，我从她的twitter，见证了她是怎样“用尽全力”通过网络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丁律师被失踪的第10天，她开始制作自述视频，讲述关于丁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广泛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0天，她尝试用中英文双语发布视频和案件进展，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8天，她在华盛顿街头举牌；丁律师被失踪的第32天，她开始制作“一人一视频”，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丈夫发声；丁律师被失踪的第43天，她开始征集签名给公安部长寄信；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71，她为丈夫的发声出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她共给丁律师寄去了15封信，她为了维护丁律师的通信权，不懈的对相关部门进行控告……那种坚持的韧性一直感动着我，在我无力时，只要看到胜春姐还在行动，我便会重新去恢复力气。

程渊已经被任意羁押了三百四十多天，为艾滋病感染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服务，推动消除计划生育、户籍制度改革是他长期的工作，从2019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再无消息。他的妻子施明磊顶住压力和威胁为他奔走发声，也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温柔的力量对抗着不公义。我看到明磊姐，也就知道了程渊是一个多么好的人。近期，长沙公益仨传出被秘密审判的消息，我在那一天几乎泄气，但第二天早上醒来，看到Twitter上明磊姐抱着小豌豆，一副“满血复活”的样子开始去法院打卡，我激动到落泪。

此外，端点星案陈玫的哥哥陈堃、蔡伟的女友红波，艺术家追魂的妻子刘立姣，余文生律师的妻子许艳，覃永沛律师的妻子邓晓云，诗人王藏和他的妻子王丽，疫苗宝宝的妈妈何方美，黄琦的妈妈蒲文清，还有已经绝食多日的公民记者张展……我挂念很多人，虽然可能素未谋面，但这就是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我们扎根在共同的土地上，共同等待着融雪和春天。

而除了正在发生的案件之外，我的共同体也包括了所有的抗争者。ta们曾出现在冤案家属身边、遭遇不公的劳动者身边、遭受暴力和迫害的访民身边、面临驱赶的城中村农民工身边……但因着铁塔中的肮脏和龌龊，他们的发声成了“罪”，在“谈政治色变”的环境里被边缘化、污名化。

 

言说即抗争

我们要学会带着积极的态度，按自己的能力、视野、时间和负担，尝试更丰富的社会反抗形式，保持一个“真诚、负责、有尊严”的自我。

 

我知道自己需要社会支持网络，但是没有现成的怎么办，那就自己开始尝试建立。我首先与自己有过类似指定监视居住经历的小伙伴组成了互助小组，获得了安全表达和被理解的空间，并且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重拾继续生活的信心。

我失联期间，好友用画笔声援我

但如果我不想止步于此呢？如果，我们想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奔走呼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仅想要舆论转瞬即逝的关注，还想要长效的社会共识呢？如果，我们希望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概念理解，不再必须以同样受害为代价呢？

我想，这也是我公开自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经历的意义所在吧，很希望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亲历者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或许这其中从来没必要有“我们”和“他者”的区别。在一个强大的体制面前，我们可以做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空间，降低权力对个体的碾压、伤害。

 

结语

 

前段时间去拍了穿婚纱的造型，很想今后有机会把照片寄给许志永，想让他知道，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是幸福的，与他共同抗争的生活也是喜乐的。被传唤的时候，被跟踪的时候，被约谈的时候，被指定监居的时候，那些经历总会教我成长和坚强，对比在那些已知或未知的困难面前，我其实在遇到美好事物时最为思念他，遗憾他在我最好的年纪时，无法在我身边。

拍摄于2020年9月

一路走过来，我也许无法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上了，我渐渐在奔走呼吁的过程中看到了更多的家属、行动者，也渐渐重新认识了所爱的人、自身的权利、下一代的生活环境，我终于意识到，原来“人”可以是这样的，可以去选择正直真实地活着的。

只要许志永尚未自由，我便不会停止发声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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